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正在散播恐慌 本文告诉你这种现象背后的科学

（神秘的地球uux.cn报道）据美国国家地理（撰文：AMY MCKEEVER 编译：涂玮瑛）：从遭遇史前掠食者，到疯狂的卫生纸抢购潮，我们焦虑的大脑面对可怕的未知时可能会出现短路。

自从COVID-19（新冠肺炎）开始蔓延至全世界，我们看见人们会为一卷卫生纸、一瓶干洗手或一片口罩付出多大精力。 随着确诊病例数增加，还有各国封锁大型集会或商店以促进「社交疏离」（social distancing），这些不确定性正在导致所谓的「恐慌购买」，使商店货架清空的速度比能够重新上架的速度还快。

恐慌购买日用品是疾病流行时人们应对不确定性的方式之一，这种行为至少自1918年西班牙流感期间开始出现──当时巴尔的摩的民众洗劫了药局，拿走任何会预防流感或缓解流感症状的药品──一直到2003年SARS疫情都是如此。

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精神病流行病学教授卡尔斯坦． 科恩（Karestan Koenen）解释：「你之所以见到极端反应，是因为人们觉得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而他们需要做些什么来感觉自己掌控了状况。 」

但到底是什么导致我们陷入恐慌──而在疾病大流行这样的高度紧张时期，我们又该如何保持冷静呢？ 这取决于大脑的不同区域如何与彼此合作。

人类生存一直以来都同时倚赖恐惧与焦虑，我们必须在遭遇威胁（想象一下：附近有一头狮子）时立即反应，并能够仔细思考我们感知到的威胁（今晚狮子在哪里？ ）。

当类似于协商的脑内活动出了差错，恐慌就会开始出现。 科恩解释，杏仁核（amygdala）是脑的情绪中枢，它希望我们立即远离伤害──而且它并不在意我们如何躲避狮子。

但负责处理行为反应的额叶皮质（frontal cortex）却坚持，我们需要先仔细思考这种面对狮子的情况。 我们什么时候可能会再度遇到一头狮子，而我们又该怎么应对牠？

有时焦虑可能会阻碍我们思考。 额叶皮质并没有直接向擅长规划与决策的脑部区域沟通，反而被脑部其他区域之间的所有串扰搅乱，这些串扰会不断显现「我们如何成为狮子的晚餐」的一切可能情形。

这整个过程出现短路时，就会发生恐慌。

我们的额叶皮质想要思考明天晚上狮子可能在哪里，但同时我们的杏仁核却在超速运作。

科恩说：「脑中较理性的区域〔额叶皮质〕被情绪盖过时，就会发生恐慌。 」

你的恐惧非常强烈，以致于杏仁核接手指挥，肾上腺素便开始发挥作用。

在特定情况下，恐慌可能救人一命。 我们处于被狮子袭击或被车辗过的立即危机时，最合理的反应可能是逃跑、战斗，或僵住不动。 我们不希望大脑花太多时间争论这个问题。

不过，只听从杏仁核的命令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社会学家恩里科． 奎兰特利（Enrico Quarantelli）曾进行开创性研究，探讨人类在灾难期间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他在1954年的文章〈恐慌的性质与条件〉（The Nature and Conditions of Panic）叙述一个故事：一名听到爆炸声的女子飞奔出家门，因为她以为炸弹炸到了自己的房子。 但当她发现爆炸其实发生在对街时，才想起她把自己的婴儿忘在脑后了。

「恐慌并不是反社会行为，而是非社会行为。 」奎兰特利写道：「这种社会规范的解体现象...... 有时会导致最稳固的主要群体链接崩溃。 」

恐慌对于长期威胁也没有多大帮助。 在这种情况下，让额叶皮质保有控制权是至关重要的，它能警示你某个威胁的可能性，同时花时间评估风险并订定计划来行动。

但如果我们在这场疾病大流行期间接收了大量信息与消息，为什么有些人会在大流行期间囤积卫生纸和干洗手，而其他人却忽视风险，还涌进酒吧里？

众所周知，人类面对不确定性时并不擅长评估风险──而且我们常以不同方式进行糟糕的评估，导致我们高估或低估自身风险。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心理学副教授索妮雅． 毕夏普（Sonia Bishop）研究焦虑如何影响决策，她说这种现象在如今的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特别明显。 来自政府、媒体、公卫机关的不一致消息──例如对于社交疏离的各种不同建议──都会助长焦虑。

毕夏普说：「我们不习惯生活在机率迅速改变的状况里。 」

毕夏普说，在理想情况下，我们面对不确定性时应该采取一种称为无模型学习（model-free learning）的方法来评估我们的风险。 这种方法基本上就是尝试错误法：我们倚赖自身经验，逐渐更新我们的预估结果──某件事有多可能发生、如果它真的发生会有多糟糕、我们需要投入多少精力才能预防这件事。

毕夏普说，我们没有如何应对某个威胁的模型时，许多人会转而采取基于模型的学习法。 在这种架构下，我们要嘛试图回想过去的例子，要嘛仿真未来的可能情形。

而「可得性偏误」（availability bias）便会在此时悄悄浮现。 我们听到或读到很多关于某件事的消息时──举例来说，新闻大肆报导的一起飞机失事──我们就很容易想象自己在一架正在坠落的飞机上，以致于我们可能高估搭乘飞机的风险。 毕夏普说：「我们很容易会仿真事件经过，然后这种行为就会盖过我们对于机率的判断。 」

同样地，有些人对于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也抱有偏误。 虽然悲观主义者会不由自主焦虑地想象所有潜在的世界末日场景，但乐观主义者往往相信没有任何坏事将要发生。 即使他们属于其中一种易感族群，他们也会宽慰自己「我们很健康，绝不会死于冠状病毒」，试图调和现况与自己的世界观。 毕夏普说：「这会让你重新获得某种控制〔的感觉〕。 」

虽然有些人的行为确实如此极端，但大多数人正在经历另一种状态：急性焦虑。

面对灾难时，一定程度的焦虑可能有好处。 恐惧可能成为一种激励因子，提升我们的警觉与活力。 它提醒我们要洗手、关注新闻──甚至要去杂货店大量购买生活必需品。

珍妮弗． 霍尼（Jennifer Horney）是德拉瓦大学流行病学系的创系主任，也是一名公共卫生准备专家。 她指出，多一点点恐慌可能在美国这样的地方特别有帮助，因为美国人民历来并不像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那么配合隔离、检疫等公卫介入措施。

她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许多一点点恐慌可能会很有效，让大众了解我们的行为确实会影响他人。 」

另一方面，长期处于焦虑之中是件很糟糕的事。 其中一个原因是随着我们变得更加焦虑，我们的大脑也更难以避免落入恐慌模式。 已有研究显示，慢性压力确实可能会使帮助我们理性思考的脑部区域变小，而这可能进一步助长恐慌。

毕夏普指出，我们的身体其实并不适合在数周、数个月内都处于剧烈压力与焦虑之中。 虽然压力与焦虑可能为我们提供短时间的活力爆发，但最终却会让我们疲倦又忧郁。 如果人们对于社交疏离感到筋疲力尽，因而在大流行达到高峰之前就开始再度出门，那么这最后可能会对社会的反应产生严重影响。

霍尼曾在2009年H1N1（猪流感）大流行期间训练快速反应小组，她说要确保我们的介入措施真的发挥作用，减少不确定性是非常关键的。

她强调，我们对冠状病毒并不是完全一无所知。 公卫官员也从处理SARS及MERS（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感染症）中获得许多关于冠状病毒的知识。

「目前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是我们为了控制疫情而采取的典型公卫措施；只不过现在这些措施的规模远远更大而已。 」霍尼说：

「我们一直都会因为疾病爆发而对游轮进行隔离检疫，但通常是诺罗病毒或季节性流感的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