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水洞沟遗址：研究早期现代人扩散与“水洞沟模式”

（神秘的地球uux.cn报道）据文博中国：人类的起源与扩散是学术研究的重大课题。1923年桑志华、德日进发现、发掘水洞沟遗址，并于1925年在学术期刊上发文，向世人宣布在遥远的东方发现了具有欧洲石器技术特点的旧石器时代遗存，据此认为欧亚大陆东西两地在数万年前发生过远距离人群迁移。

目前的研究热点是早期现代人的起源与扩散路线。学术界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以往多关注自非洲沿阿拉伯半岛、印度等地区扩散的“南方路线”。近些年来，随着古DNA分析技术的发展、新测年技术的应用和水洞沟等遗址发现的新材料与新研究成果，现代人群扩散的“北方路线”越来越受到关注。

水洞沟第1地点时代距今约4万年，石制品组合显示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Initial Upper Paleolithic，IUP）的文化特点。IUP遗存以同时存在勒瓦娄哇石叶技术和棱柱状石叶技术、石器类型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常见的类型等为主要技术特点，广泛存在于西亚、中亚、西伯利亚、蒙古等地区，与这一区域早期现代人出现的时间重叠；蒙古、中国西北地区的同类发现则相对较晚。这些文化遗存链接起早期现代人自西向东扩散的大致路线。

沿着北方路线扩散到水洞沟地区的早期现代人是否继续东进，进而替代了当地生活的古人群？水洞沟遗址持续的发现和研究为我们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线索。位于第1地点对面的第2地点的主体文化层距今约3.3-2.7万年，时代上紧接第1地点，却出土了与第1地点技术完全不同的石制品组合，为中国北方常见的石片石器组合。面对相同的石料资源、相近的环境特点，两个地点完全不同的石器技术体系暗示了他们可能是不同人群的文化遗存。放眼东北亚距今6-2.5万年间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靠西部的遗址都出土具有IUP特点的石叶技术产品，而位于东部的遗址则出土普通石片技术产品。水洞沟正处于两大区域的交界处，第1地点的石叶技术与蒙古、西伯利亚的同类发现相连，而第2地点的石片技术则与中国北方相依。西部的IUP石叶技术代表了扩散而来的早期现代人，他们存在的时间短暂，仅在距今4.5-3.5万年间；而东部则延续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以来一直存在的石片技术体系，表明这一区域古人类连续发展，未经历外来人群的替代。

水洞沟遗址为研究早期现代人扩散的北方路线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也为探讨旧石器时代东西方人群关系提供了珍贵信息。古人类学、考古学、古基因组学的研究表明，沿南方、北方路线的多次扩散和其间的基因与文化融合，以及特定区域人群的连续生存演化，都在现代人群形成的复杂过程中扮演过角色，数万年前的人类家园便是一个四通八达、沟通你我的世界。在人类演化的历史中冲突、竞争不可避免，但交流、融合才应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坦途。（作者：李锋 单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神秘的地球uux.cn报道）据文博中国：中国是文明古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华夏大地埋藏着数千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既是构筑人类远古历史的珍贵遗产，也是造福当代社会发展的文化旅游资源。如何让那些无字的历史被解读，让先祖的遗物遗迹活化起来，这是考古工作者和文旅资源开发者必须破卷的命题。在宁夏水洞沟遗址上所发生的故事，或许对我们破解上述难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启示。

学术价值重大的水洞沟遗址 

水洞沟遗址是国际学术界赫赫有名的史前遗址，是国家重点保护单位。东距银川19公里，北有明代长城蜿蜒延伸。这里埋藏着以黄河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的根系，具有深远、厚重的文化底蕴。4万年前，一群狩猎-采集者来到这里，开始书写水洞沟的古史；其后陆续有人群到此驻足，续写史前文化篇章。至5千年前，新石器时代先民仍在这里打石制陶、薪火传递。该遗址由若干地点组成，所埋藏的遗物与遗迹勾画出一幅幅先民迁徙交流、勤勉劳作、生存繁衍的鲜活历史画卷。 

第1地点在1923年被发现和发掘。法国学者桑志华、德日进于1925年在国际学术界率先发文，宣布遥远的东方存在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这里的石制品具有欧洲莫斯特文化与奥瑞纳文化的混合特征，表明4万年前发生过东西方人群的远距离迁徙。这里出土的石叶制品被认作早期现代人的文化标识，多分布在欧亚西部和西伯利亚，有学者据此认为东亚人群是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在非洲诞生并自西向东迁徙的早期现代人的后代。

第2地点则展现另外的图景。这里出现距今3万年前后的多个层位和丰富多彩的文化遗存，显示出与第1地点不同的风格，回归在华北延续百万年的小石片文化传统，但一些石器加工精细，说明技术与文化在发展和跃变。还出土磨制骨器和用鸵鸟蛋皮制作的串珠，表明当时这里生活着一群爱美的“水洞沟人”。精致的石器、磨制骨器、装饰品这些被看作早期现代人文化标记的出现，表明这里本土的古人群也已进入现代人的行列，并未被外来人群替代。该地点有密集分布的火塘，证明当时人们已经形成聚落社群，以火塘为中心劳作生息，复杂社会的基因已经诞生。对石器的分析表明，当时先民已在对特定动植物资源做着深度利用，农业的种子也已种下。

第12地点已迸发出文明的火花。这里出土1.1万年前技艺精湛的细石叶制品、精美的磨制骨器、骨柄石刀、石磨盘与石磨棒等。骨器中的梭形器说明当时先民已会织网，以此捕捉飞鸟和快速奔跑的羚羊、野兔。石磨盘、石磨棒在后期农业遗址中常见，农业雏形在这里已乍现。还有一项重要发现：该地的先民已在使用石煮法，即将石头烧热，放到水中使水沸腾，把浸在水中的食物煮熟。这些遗存使我们得以窥见特定历史进程的流光溢彩：旧石器时代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狩猎-采集生计在向农业迈进，迁徙游动的栖居模式在向定居转变，文明在加速孕育！

这些重要的历史节点和证据，都埋藏在水洞沟漫漫的黄沙和层层的褐土下！

文旅融合发展的水洞沟景区 

2015年7月，水洞沟遗址古色古香的大门上添加了一块金色牌匾：国家5A级景区。这是国内首个以史前遗址为依托打造成功的5A景区，对遗址利用是一次跃变，迈上了文旅融合发展的新台阶。 

众所周知，旧石器时代遗址可视性和观赏性差，旅游吸引力不强。虽然该遗址在考古界早已闻名遐迩，但很长时间内这里人迹罕至，一片荒芜。明长城那时也无人问津，因为是土体建筑，年久失修，低矮残破，只有几座烽火台在顽强地展示着不屈的身姿。

该局面在2005年开始改变。那一年，来自鄂尔多斯的企业家王亚伟开始与水洞沟结缘。这位阅历丰富的北方汉子果断、坚毅、崇尚文化、对历史痴迷。他坚信远古遗产会成为当代人的精神财富，历史与文化会产生社会效益，决心为这处古遗址的利用、发展做一番尝试，愿做第一个吃螃蟹者！在政府支持下王亚伟组建了水洞沟旅游开发公司，带领员工开始了艰辛的创业之旅。

文化旅游是个投资大、见效慢、风险高的行当，当时的领导、专家、亲朋都不看好在这里发展旅游、创造收益的前景，员工更是信心了无。好不容易引来少许游客，结果却流传起这样的段子：“不来水洞沟后悔半辈子，来过水洞沟后悔一辈子！”。2006开局之年，平均每天接待不到一位游客。

坚持、改变、创新！王亚伟带领一班人决心要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让大众看得懂、感兴趣，让游客在这里既能得到文化的熏陶，也能获得休闲娱乐的快慰。整修道路，美化绿化，建立网站，增加导游和解说环节，创造整洁、舒心、服务周到的游览环境，这是常规动作。

但这些远远不够！在专家的建议下，王亚伟决定打造水洞沟遗址博物馆，而且是有特色、有生命力的博物馆！为此他遍访国内外相关博物馆考察、取经，并与鲁美艺术学院和文博单位的专家反复研讨、推敲，最终形成了博物馆建筑与展陈设计方案。2011年6月的中国文化遗产日，水洞沟遗址博物馆正式落成。这座耗资5600多万元打造的博物馆外观为石核造型，展陈面积3100平方米，系统展示了遗址发现、发掘和研究的历史，再现了4万年至5千年间先民狩猎-采集、生存繁衍的情境。博物馆内最具创意和吸引力的是沉浸式远古生活体验区，用声、光、电、幻影成像、动漫、地震平台对接等科技手段和实景、古环境艺术再现等方式，让游客置身于史前环境中，近距离观赏先民迁徙交流、制作工具、狩猎采集、载歌载舞的一幕幕片段，身临其境体验狂风骤雨、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对人类生存的影响。这样的动感体验场馆是国内史前博物馆的首创，得到国内外专家和游客的高度评价。

观众参与、寓教于乐是现代文旅的方向，旅游公司对此做了多方探索，力图让枯燥的史前知识鲜活、灵动起来。他们虚心向专业人员学习，培养自己的技术能手，设立远古生活体验区，为观众表演先民工具制作和资源获取的技艺，让游者体验打石制器、拉弓射猎、用石器剥皮割肉、用钻木取火得来的火种烧烤熟食，让游客在大快朵颐中体验先祖生存的艰难与快乐。国家推出中小学研学游项目以来，这里的仿古体验成了孩子的最爱，他们在欢声笑语中体味祖先的生活，领悟人类演化征程的坎坷和卓绝，在模拟区学习精耕细作的考古发掘流程，了解科学家撰写人类史书背后的故事。

一个传说让水洞沟文旅拓展有了新的抓手：在遗址东面幽深的峡谷南侧有藏兵洞！长城是军事防御设施，若存在藏兵洞，对长城的作用和相关军事文化可以做更完整的展现与诠释。于是文物工作者和公司员工在断壁残垣中搜寻，果真发现数处藏兵、储粮、存放火药的洞窟，得到守卫长城的官兵在洞内驻守的些许线索。他们根据历史记载和文学故事，历经数载，将这些洞窟凿通，依地势复制出坑道、水井、陷阱、储藏间、机关暗器、官兵休息室等，与尽头的红山堡和对面的长城相呼应，打造出一个神秘莫测、玄机重重、妙趣横生的古代立体军事防御体系，让游人在此有独特的探险、溯古体验。水洞沟旅游线路上的一个新亮点就此诞生！

如今水洞沟景区可供游览的项目丰富多彩。人们可以到古遗址前寻觅先人的足迹，登上修缮过的明长城远眺大漠、回溯历史，泛舟红山湖观赏白鹭、鸳鸯和湖岸奇异地貌，邂逅鸵鸟、驯鹿和多角神羊，观看“北疆天歌”令人目眩的精彩骑射表演……。经过15年4亿元投资的开发建设，昔日荒凉的水洞沟如今已是宁夏乃至中国旅游的文化名片，成为中小学研学和爱国教育基地，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年收入8000多万元，为近千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并带动了周边生业发展。这些成就和光环书写了水洞沟文旅拓荒者创业、发展的传奇。

机制创新与互益共赢的“水洞沟模式” 

新世纪以来，水洞沟遗址各项工作取得瞩目的成就，学术地位与社会影响力日益提升，成为史前遗址的一面旗帜。在这一过程中，机制创新与互益共赢的“水洞沟模式”悄然生成。这个模式可以被概括为：政府、学术机构与企业密切合作，各自发挥优势和专长-政府做政策把握和宏观指导，承担遗址保护和管理责任；科研单位负责遗址发掘、研究、价值阐释并为遗产利用提供咨询；企业开发文旅资源与市场，创造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并为遗址保护提供信息。在这一模式下，遗产保护与利用并重，科研与科普比翼齐飞，文化与旅游高度融合，科研科普成果反哺遗址保护、利用与创新，互益共赢，共同为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增强文化自信而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创造科研、文化产品和经济、社会效益。 

在遗址保护方面，政府主导了《水洞沟遗址保护规划》的编制与实施，使遗址保护、管理、利用和研究有章可循；修缮长城，使水洞沟遗址和明长城这两处国保单位交相辉映，为旅游资源开发提供了助力。在学术方面，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遗址设立工作站，从2002年起做持续的调查、发掘和研究，不断拓展遗址的文化内涵；将最新的野外发掘和信息技术及理念运用到考古实践，以遗址为田野学校展开专业人才的系统培训，一批批具有国际视野、前沿意识和创新精神的青年才俊从这里走出；围绕遗址发表了大量论文和专著，提出具有重要影响力和创新性的观点和论述；还以纪念遗址发现80、90周年为契机举办过两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提升了我国相关学科的地位和影响力。这些学术成就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誉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艺复兴的标志”。在宣传普及方面，宁夏电视台制作、播放了6集水洞沟遗址专题节目；学术机构与旅游公司联手推出文图并茂、制作精美、中英双语的《水洞沟-穿越远古与现代》画册。2018年，第二届旧石器时代文化节在这里成功举办，通过面向公众的科普讲座、石器制作与使用演示、先民生产生活艺术再现、小小讲解员大赛等多种形式普及旧石器时代知识，诠释人类演化的历程和伟业，传递珍爱文化遗产、增强文化自信的理念。旅游公司还与考古队合作，发起文化扶贫公益活动，将西部山区的孩子请到遗址和博物馆，为他们传授人类演化知识，讲述科学家成长的励志故事。

在实践中形成的“水洞沟模式”的最主要创新是企业承担遗址的利用和旅游资源开发。政府部门与企业在准确把握政策法规的基础上明确了相关方的责权利，制定了清晰、合理的运行规则，发挥了各自的优势，保障了遗址保护与利用的双赢。2020年国家文物局颁布的《大遗址利用导则》明言“鼓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集体和个人参与宣传推介、设施建设、游客服务、文化策划、产业发展等大遗址利用活动”，这使“水洞沟模式”有了进一步的政策依据和保障，为围绕遗址的各项工作提供了强力助推。

水洞沟埋藏着珍贵的远古文化遗产，是绵延5千年、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华文明根基的一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水洞沟遗址上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在实践中闯出的“水洞沟模式”对同类遗址的保护、研究与利用提供了有益经验与启示。希望这一模式能得到推广，使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利用迈上新的高度。（作者：高星 单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神秘的地球uux.cn报道）据文博中国：水洞沟遗址由12处地点构成。上世纪对遗址的4次发掘局限于第1地点。2003-2007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遗址其余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大量文化遗存，据此建立起该地区距今4-1万年的文化序列，拓展了我们对当时古人类生存和演化的认识。

为及时抢救遗址濒临坍塌部位的文化遗存，解决遗址关键层位的文化性质、年代、埋藏过程等关键学术问题，也为遗址的展示和利用创造更好的条件，从2014年起，上述两个单位再度组队，对遗址最为重要的第2和第1地点展开新一轮的发掘。在这轮发掘中，我们从学术研究、遗产保护、公众普及和人才培训多个视角设计了工作方案，并在实践中逐步调整完善，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保护视角：通常来说田野发掘对遗址是一种“破坏”，但对于水洞沟这类不断遭受剥蚀的土遗址，科学的发掘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最好的保护。在新发掘之前，第1地点和第2地点原有剖面已经开始局部坍塌。为使新发掘形成的剖面能长时间保持良好的状态，考古队采取阶梯式发掘并形成以一定角度倾斜的剖面、在发掘区搭建保护大棚等措施，控制自然破坏因素。同时考古队与水洞沟旅游公司合作，规范旅游路线，控制人为破坏因素。目前这两个措施有效保证了新剖面的完整和整洁。

科学视角：新发掘更加重视科学化、规范化和流程化。2014年，我们邀请著名考古学家Shannon McPherron教授在现场举办为期一周的田野数字化技术培训。考古队总结了过去数次发掘的经验，形成一套内容详尽、易于操作、方便传授的田野规程。这些做法大大提高了发掘效率和精细度，成为每年发掘新人熟悉掌握田野操作的“实战指南”，并被推广至河北、贵州、陕西等地的多个发掘工地上。

公众视角：作为5A景区，水洞沟遗址公园近年年均游客量接近百万，发掘季刚好是游人如织的7-9月。高星、王惠民等考古负责人在每一季的发掘中都挤出时间，对景区讲解员做专业培训，修订讲解词，规范专业术语。对于感兴趣驻足的游客，发掘队员都会按领队的要求热情接待，耐心讲解。考古队还配合景区的体验项目，及时将最新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公众参与的活动，受到游客的赞誉。

培训视角：新发掘面向全国高校招募考古专业的学生志愿者，先后吸纳了50余名来自国内外高校的学子。在发掘前和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对新人做系统的专业培训，把课堂移到田野，让学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魅力，掌握现代田野发掘的方法和理念。这些志愿者大多数在日后选择旧石器时代考古作为学业和事业方向。薪火相传成为水洞沟田野考古的最大收获之一。（作者：彭菲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