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鱼类六十多年:张弥曼,时间里的旅行人

研究古鱼类六十多年:张弥曼,时间里的旅行人

研究古鱼类六十多年:张弥曼,时间里的旅行人

1999年8月,张弥曼与丹麦古植物学家傅睿思(右)。两人是多年挚友 。(张弥曼 / 供图)

1999年8月,张弥曼与丹麦古植物学家傅睿思(右)。两人是多年挚友 。(张弥曼 / 供图)

1980年,张弥曼在瑞典跟随导师雅尔维克学习。她对“杨氏鱼”的研究,挑战了导师的理论。(张弥曼 / 供图)

1980年,张弥曼在瑞典跟随导师雅尔维克学习。她对“杨氏鱼”的研究,挑战了导师的理论。(张弥曼 / 供图)

为了找化石,张弥曼(后排右九)与地质勘察队“跑野外”。她是队伍里唯一的女生。(张弥曼 / 供图)

为了找化石,张弥曼(后排右九)与地质勘察队“跑野外”。她是队伍里唯一的女生。(张弥曼 / 供图)

(神秘的地球uux.cn报道)据环球人物网(郑心仪):人物简介:1936年生于南京,原籍浙江嵊州,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主要从事古鱼类学、古地理学、古生态学、生物进化论等领域的研究。2016年获得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2018年获得“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

起初和张弥曼聊天时,有一种强烈的反差感。

在董卿的讲述里,她是三顾都请不来的老先生;翻翻学术成果,她有颠覆权威的发现、有以其名字命名的古代鱼;2016年,她摘得了国际古脊椎动物学界最高奖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今年上半年又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成为首位获奖的古生物学家……如此种种,她谈起时诚惶诚恐,最后叹一口气说:“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朗读者》是不要的,我也没有很大的贡献。”

这很令人新奇。像她这样功成名就、著作等身的学界泰斗——她一定不认同这样的形容——却把自己摆在了很低的位置上。

“您真是太谦虚了。”《环球人物》记者真心实意地感叹。

“我不是谦虚,”张弥曼连连摆手,有几分孩子气地迫切,“我真没觉得自己比谁了不起,真的。我做得太不够了,有多少人比我做得好呀!”

“美而不自知”才更加动人

张弥曼的“多少人”里,也有董卿。她至今只见过董卿一次,就在节目录制当天。她感觉很好,不仅因为董卿优雅、亲和,更重要的是,让自己放下了对镜头的紧张。“我很放松,因为她让我感觉到,她在享受与我的交流。”大抵只有与董卿面对面交流过,才能有此感触。作为《朗读者》的忠实观众,张弥曼印象更深的曾是,董卿能引出受访者的另一面。“看她采访俞敏洪时,我特别惊讶,原来俞敏洪是这么逗趣、有意思的一个人。”

“那她引出了您的另一面没有?”

“我表现应该还不错吧。”她有些为难,因为没想过这个问题,“身边人反响都挺好的,还有老同学把节目拍了照片寄给我。”

董卿从银屏上走到了身边,张弥曼也有机会对她多一些了解。“我没想到她会这么累,常工作到凌晨三四点才能睡。”张弥曼说起时心疼,于是行动上更为体贴,在节目前沟通时,从不主动在微信上找董卿,怕打扰到她,有事只和晶晶联系。

“您把董卿看作令人心疼的晚辈?”记者问她。张弥曼摇摇头:“我把她看作一位值得钦佩的女性,我非常佩服她。她的节目做得很好,能够给人力量,用当下的话来说,就是传递了正能量。”

但也不是没有遗憾,“我讲了很多傅睿思的事,可惜限于节目时长,有些没播”。张弥曼心心念念的傅睿思,是丹麦古植物学家,也是中国、美国、瑞典等多个国家的外籍院士,曾在瑞典南部找到了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花。

两人初见是在1989年瑞典的一次活动仪式上,张弥曼只记得傅睿思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女孩”——那时张弥曼53岁,傅睿思42岁。再重逢是在美国芝加哥的活动上。傅睿思告诉张弥曼,自己研究古植物,过段时间要去南京古生物所。她从没去过中国,心里颇为忐忑。恰好南京古生物所的所长是张弥曼的好友,于是张弥曼写了封邮件,请好友接待傅睿思。

这次南京之行成了傅睿思爱上中国的开端,也开启了她与张弥曼漫长的友谊——数十年里,傅睿思频繁到访中国,而张弥曼常常同行。“她对中国喜欢得不得了,大好河山喜欢,农村的大猪也喜欢,哪儿都喜欢。”张弥曼说起时忍俊不禁。每次傅睿思来,都是她给安排行程:云南、浙江、海南……她们一起去新疆,住的地方用的是太阳能热水器,结果那段时间都是阴天,于是两个人从野外灰头土脸地回来,还得用冷水洗头、洗澡。傅睿思也不抱怨,甚至不觉得条件差,只一心扑在工作上。“有时候请别人帮忙定住的地方,都会安排得很好。我们反而觉得没有必要,物质上其实可以随便一点,最重要的是方便一点,离野外工作的地方近一点。”

在讲述她和她的故事时,“特别优秀”“对人非常真诚”“比我好到不知道哪里去”是张弥曼反复念叨的话。她总是很恳切地向记者表示自己对她们的敬佩。有句话说,“美而不自知”才更加动人;借用一下,如此优秀而不自矜,才是格外叫人动容的优秀。

“damned fish(该死的鱼)”和“damned Meman(该死的弥曼)”

登上《朗读者》的舞台,让张弥曼成了“国民女神”“网红科学家”,在社交媒体上刷屏。事实上,这样的刷屏早先还有一次——今年3月22日,82岁的张弥曼获得了2018年度“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并到颁奖现场致辞。在后来刷屏的视频里,张弥曼身着墨绿旗袍,用法语、英语、汉语、俄语、瑞典语发表感言,优雅风趣,可最后离开时忘了拿奖杯,引来网友“太可爱了”的赞叹。

下了领奖台,张弥曼还是那个张弥曼。老友发来短信祝贺,她不好意思地回复:“如果你是女的,早就拿到这个奖了。”《环球人物》记者刚提起得奖,她忙解释道:“咱们国家第一个得这个奖的是物理学家李方华,她做的比我好多了。我只是比较幸运。”

真的只是幸运?“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每年只表彰全球5位为科学进步做出卓越贡献的女性,而评委会在给张弥曼的颁奖词里这样写道:“她开创性的工作为水生脊椎动物向陆地的演化提供了化石证据,推动了人类对生物进化史的认知进入新的阶段。”这里的“化石证据”,指的是发现于云南曲靖的杨氏鱼化石。在这背后的故事里,张弥曼不再是随意淡泊,而是刚毅执着。

1980年,张弥曼又一次来到瑞典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访学,继续被“文革”中断了10年的杨氏鱼化石研究。杨氏鱼属于总鳍鱼类,在当时有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头——“人类的祖先”。

地球生命起源于海洋,鱼类登上陆地,演化出包括人类在内的陆地脊椎动物,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古鱼类的研究就是对人类生命源头的追溯。到底是哪种鱼以何种方式走上陆地,长期困扰着学界,但共识是“鱼类需要有联通外鼻孔和喉肺部的内鼻孔才能登上陆地”。1942年,瑞典古鱼类学家雅尔维克发表专著,指出总鳍鱼类的牙齿不仅十分接近两栖动物,还拥有内鼻孔,一举将“人类祖先”总鳍鱼类写进了教科书。

张弥曼在瑞典跟随的导师正是雅尔维克,她要进行的工作,也与导师做过的相似——对化石进行连续磨片,还原杨氏鱼的内部结构。“连续磨片法”需要研究者付出极大的耐心和努力:先把化石封在石膏模型里,每磨去1/20毫米,就画一张切面图,磨一层,画一张,手工完成,循环往复,直到化石磨完为止。雅尔维克当年用了25年完成工作(他的化石稍大一些),张弥曼只用了两年。

“为什么这么着急?”

“我只是想把浪费的时间抢回来。”

很多关于张弥曼的报道都提到过一个说法,称她是“瑞典博物馆里不睡觉的中国女人”。张弥曼摆摆手,否认道:“不是这样的。”记者俯身倾听,以为她要澄清什么,结果她说:“我只是睡觉睡得比较少,不是不睡觉。”两年内,她把2.8厘米长的杨氏鱼颅骨化石磨出了540片,而摹出的最大的那幅图,花了她14个小时。

但最大的难处并不在辛苦,而是随着研究的进行,张弥曼渐渐发现,杨氏鱼的头颅中找不到导师发现的内鼻孔——这等于从根本上动摇了总鳍鱼类是四足动物祖先的地位,挑战了导师的四足动物起源说。“老师他很不高兴,每天都跑到我那里念叨,‘够了!够了!’就是要我不要再做了。有时还会说它是像恶魔一样的鱼,‘damned fish(该死的鱼)’。我当时想,待会儿不要说‘damned Meman(该死的弥曼)’就行了。”

直到今天,张弥曼都会记得雅尔维克待自己的好。每逢节日他都会开车接张弥曼到家里用餐,吃完饭再送她回去。但张弥曼的研究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师徒关系。“有没有考虑过停下来?”记者问。“为什么要停下来?”张弥曼显得疑惑又坚定,“我好不容易能有机会专注地做研究。科学研究不就是这样?发现了什么就只能写什么。”

谈起这段往事,说到当年经历的那些压力与阻碍,记者听得直皱眉头,张弥曼却心平气和,轻声细语。其多年合作者苗德岁曾感慨道:“张先生仗义执言,得罪人的事是不少的……说她很有个性都是比较mild(温和)的表述了。”

这便是至柔者至刚吧。

1982年3月21日,张弥曼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通过了题为《中国西南部云南省早泥盆世总鳍鱼类杨氏鱼的头颅》的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学界引发巨大反响。有关脊椎动物登陆过程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得以不断推进。

“下一代的旅人,祝你们一帆风顺”

张弥曼曾把自己和古生物研究的关系形容为“先结婚后恋爱”。她受父亲的影响,原本是想做一名医生。“我父亲在医学院工作。小时候我常穿过解剖室去喊他回家吃饭,遇到他们解剖尸体,也不怕。我们身边还有不少医生,待人很好,有人生病了,一请就来,格外耐心。我那时觉得他们特别神圣,所以打定主意以后要考医学院。”

那时中国正朝工业化迈进,报刊上登了许多鼓励青年投身地质专业的文章。张弥曼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俄国学者写的“下一代的旅人,祝你们一帆风顺!”以及刘少奇的讲话,说地质是工业的尖兵。年仅17岁的张弥曼受此感召,毅然改变初衷,不顾家人反对,报考了北京地质学院,不久又被派往莫斯科大学学习古生物专业。

“我们开始都不知道去学什么,也搞不懂古生物是要干什么。幸亏中国古生物代表团很快就来访苏,我们才有机会向几位老前辈请教。”张弥曼口中的“老前辈”其实并不老,最年长的不过50岁出头,最年轻的周明镇才37岁,“他们特别耐心,帮我们解惑,还建议大家分一分工,有人学脊椎动物,有人学无脊椎动物,有人学植物……我听取了鱼类学家伍献文先生的建议,决定学鱼。”

从苏联回来后,张弥曼被分配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开始了风餐露宿的日子。为了找化石,她每年花几个月时间随地质勘察队跑野外,背着几十斤重的行囊翻山越岭。二三十人的队伍,就她一个女生。她没什么特殊待遇,反而为了方便,把头发剪了,被当地老乡误认为是男娃。荒郊野岭、老乡家的阁楼、村里的戏台曾是她的卧房,跳蚤、臭虫、老鼠曾是她的室友,洗澡是奢侈的事,吃饭也只囫囵求个饱。奔波40多天回到家,第一件事是把衣服扔到大锅中煮沸。

在报考地质学院前,张弥曼幻想过一幅浪漫图景——她骑着骆驼在戈壁上行走。后来,她从未有机会实现这个梦想,却也找到了另外的浪漫:“有时在一个地方找了很久,什么都没发现,刚准备放弃,一站起来,看到地上有一块化石,别提有多惊喜了。拿回来后,我们用工具——有时是绣花针,一点点把化石从岩石里剥出来,真的很美。虽然外行人不理解其中意义,但身在其中,有一点点新发现,都是风景。”

近些年,张弥曼主动将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交给年轻学者,自己转而投身少有人关注、难出成果的新生代鲤科鱼化石研究。“我毕竟年纪大了,那些好化石我做的会比年轻人慢,但看着不去动,又心痒痒,干脆就放手给他们,让他们去发光。新生代鲤科鱼化石这块做的人很少,我觉得它挺重要的,再不做,中国就赶不上了。”

大抵在一条路上走了60多年,把每个认真生活的日子都当成平常,才会自以为平凡。在《朗读者》里,张弥曼说:“谨以此篇,献给每一位坚定前行的女性。” 这是送给董卿,送给傅睿思,送给她人生里的很多人,但也应该,送给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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