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WHO宣告新型冠状病毒紧急事件 愈来愈多中国人开始敦促终结野生动物市场

（神秘的地球uux.cn报道）据美国国家地理（撰文：NATASHA DALY 编译：涂玮瑛）：媒体对中国野生动物市场的报导让它们看起来非常热门，但实际上，许多中国人无法认同。

去年9月，一群保育人士在北京附近的一间农场报警：他们发现数以千计的活鸟被储藏在一间谷仓内。 警方查获这些鸟并将牠们释放──总数约一万只──牠们被人以陷阱非法捕捉，原本会被送去华南地区的餐厅及市场。 其中有一种极度濒危的鸣禽称为金鹀（yellow-breasted bunting），牠们的数量已经急遽下降，一大部分原因是中国数个地区的人民想要吃牠们。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一种致命冠状病毒株的传播是源自武汉的一处野生动物市场，如今已列为国际公卫紧急事件，这次病毒传播已经使中国的活体野生动物交易成为焦点。 中国于1月26日宣布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直到这场危机结束。 媒体上已开始流传市场中动物生病受苦的影像，以及蝙蝠在一碗碗汤里活活被煮熟的影片，不仅引起全球激愤，也使大家认为购买野生动物食用是中国的超大规模现象。

这与现实状况有些差距。 广州是人口1400万的华南城市，而且常常是运送金鹀的目的地。 在那里，吃野生动物似乎极度普遍。 而在北京，这种行为却极度罕见。

其实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食用野生动物是一种文化异类。 《中国日报》等国营媒体机构已发表严厉批判的社论来谴责这种风俗，并呼吁永久禁止野生动物交易。 这些呼吁转而被数以千计的中国人民在微博等受到国家审查的社群媒体上广泛传播，显示政府似乎正在让这股力量累积起来。

专家说，目前还不清楚中国活体野生动物交易的规模。 许多动物遭到非法盗猎及进出口──当作食物、药物、战利品和宠物。 中国传统药物产业极为依赖人们相信动物身体部位具有疗效的古老观念，而该产业是野生动物交易的巨大驱动力之一。

中国政府允许54种野生动物在农场内人工繁殖，并出售供人食用，包括貂、鸵鸟、仓鼠、玳瑁及暹罗鳄。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的秘书长周晋峰说，蛇类与猛禽等许多野生动物都遭到盗猎，并被带到国家许可的农场。 该基金会为北京的非政府组织，曾于9月协助鸟类援救行动。 周晋峰说，有些农民宣称他们的动物是基于保育目的而在圈养环境中合法繁殖，但他们之后却把动物卖给市场或收藏家。

目前不清楚中国存在着多少活体野生动物市场，但专家估计可能多达数百个。 有些百货公司与仓储式商场也有销售野味及活体两栖动物供人食用。 李坚强说，对于在市场购物的人而言，蛙是一种常见又便宜的野生动物菜肴。 他是国际人道协会的中国政策专家，也是休斯敦大学城中分校（University of Houston-Downtown）的东亚政治学教授。 他说，在高端市场，只有富人买得起果子狸、炸眼镜蛇或炖熊掌。

这类食物并不是他成长经验中的一部分。 「我父母从未烹煮过野生动物，〔我们〕也从未吃过牠们。 我从没吃过蛇──更不用说眼镜蛇了。 」

香港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社会及行为科学系的助理教授王颖怡于2019年出版了一本探讨中国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书，她在书中主张食用野生动物「是中国大陆的普遍现象」。 但她也告诫读者不要对这种风俗抱有成见，她认为「亚洲超级消费者」的概念是一种迷信，而且错综复杂的动机都有影响，包括同侪压力、社会压力，以及追逐地位的冲动。

一份2014年的研究调查了来自五个中国城市的1000多人，发现该国不同地区有极端不同的风俗。 广州有83%的受访者曾在前一年吃过野生动物，上海有14%，而北京只有5%。 全国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说根本不该吃野生动物。

相同的城市，不同的文化经验

22岁的查尔斯（Charles）与18岁的寇蒂莉亚（Cordelia）是来自广州地区的大学生，据说那里对野生动物的消费量很高。 我透过Instagram与两人各自谈过，他们在该平台上用的是英文名字。 （两人都要求《国家地理》不要写出他们的姓──Instagram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但就跟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也用虚拟私有网络登录该平台。 ）

查尔斯说，在他的小区里，吃野生动物是非常普遍的，但他的家族吃得不多，而且他只有偶尔出于好奇才吃。 他说：「如今老年人买的野生动物比年轻人多。 」他认为个中原因是教育。

寇蒂莉亚住在广州市中心，她说这种风俗在她的家族或小区里完全不普遍。 「我的朋友跟家人不怎么喜欢吃野生动物，而且我们觉得这样很恶心。 」她解释，她将这种风俗视为「对大自然的不尊重及强烈侵犯」。 她相信这场正在蔓延的流行病可能促使其他人也有同样看法。 「我认为经过这次可怕的冠状病毒传染，人民会发觉原本相信吃野生动物有益的观念是不可靠的。 」

寇蒂莉亚与查尔斯都支持永久禁止野生动物交易，而且他们说他们已经见到微博上涌现大量对禁令的支持。

寇蒂莉亚提到，民众相信吃野生动物有益健康的观念有助于提升消费量，而这种现象也反映在市场上。 活体动物的出售价格比死亡动物更高──通常是两至三倍以上。 「人们认为如果食物是活体又新鲜，就会更有营养。 」李坚强说：「动物可能奄奄一息，但牠还是活的。 」

李坚强说，市场上的动物「生命垂危，牠们很渴，牠们在生锈的笼子里，浑身脏污」。 牠们可能肢体残缺，或者因为在野外被捕捉而有开放伤口，或者在运输过程中遭受创伤。 「交易商不会温和对待动物──他们卸货和装货时会把笼子摔到地板上。 这些动物受了很多苦。 」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的总部设于美国，该组织的首席全球兽医师克里斯提安． 沃尔泽（Christian Walzer）说，交易的混乱让人畜共通传染病──从动物传播到人类的疾病－－能够四处散播。 他解释，野生动物能携带「在正常世界里不会与人类接触」的病毒。 这些带原者不会生病──牠们只是「沉默的保毒者」。 但随着我们逐步侵占动物的栖地，我们也增加自己暴露到病毒的机会。

华盛顿特区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微生物与免疫学系的助理研究教授艾琳． 索雷尔（Erin Sorrell）说，70%的人畜共通传染病来自野生动物。 这些疾病可能造成臭名昭彰的毁灭性影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伊波拉病毒（Ebola）感染、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都是从野生动物传播到人类的疾病，并导致国际疫情。

沃尔泽说，在中国及东南亚的野生动物市场里，可能有40种动物──鸟类、哺乳类、爬虫类──「被堆栈在彼此上方」。 空气与身体分泌物的混合使病毒能互相交换，就有机会产生新的病毒株。 沃尔泽将这种现象总结为「传染熔炉」。

有证据指出蝙蝠是武汉冠状病毒的来源。 目前不清楚当时是哪种蝙蝠将疾病传给人类，但在一次对武汉市场的评估中，活体野生动物区检测出冠状病毒。

许多跟我交谈过的保育人士相信，中国对野生动物交易的暂时禁令──适用于所有市场、杂货店、网上销售，并包括对所有繁殖机构的隔离检疫──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得成功。 中国政府已经设立热线，让民众举报违法情形。 「现在是紧急情况。 」李坚强说：「每个人都在关注。 任何违反禁令的交易商都会被举报。 」除此之外，对冠状病毒的恐惧可能会降低需求──即使卖家愿意非法提供活体动物，人们可能也不想买。

中国之前曾采用禁令来应对疫情。 一般认为SARS源自果子狸，而在2003年该疾病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中国政府就发布一道对野生动物交易的暂时禁令。 禁令于六个月后取消，允许繁殖机构重新营业。 李坚强说，很难断言整个活体野生动物交易产业是否在过去20年内有所成长，但他相信有越来越多交易已经改为地下化，以规避执法部门。

索雷尔强调，这种疫情可能再次发生的风险一直存在。 「〔自SARS之后〕已经有15到16年的间隔，但谁能说我们还要再过16年才会见到另一种疾病从活体动物市场出现呢？ 」

为了让这项暂时禁令变为永久禁令，我们还需要厘清这项禁令到底包括哪些条款。 其中一些条款很模糊，使地方执法阶层有自行解读的空间。 举例来说，这项禁令有包含干燥的野生动物身体部位如骨头及鳞片吗？ 数名专家告诉我，它应该要包含的，但它在文字上并没有清楚表明。

李坚强说，永久禁令会面临来自产业界的强烈反对。 他说，负责发布证照给野生动物繁殖业者的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长久以来一直是野生动物利益的代言人」。 （林业局官员至截稿前尚未对发表评论的请求做出回应。 ）

索雷尔强调，推行永久禁令的过程中需要谨慎。

她说：「我很希望见到野生动物从市场上消失，到此为止。 」但如果在缺乏谨慎考虑下急切推行禁令，那么整个野生动物交易产业可能转为地下化，使它「对于食用〔产品〕而言更加危险，因为我们看不见产品在哪里被人食用，或者它从哪里来」。

卡罗琳． 丁格尔（Caroline Dingle）补充说：「为了让禁令生效，获得民众支持是很重要的。 」她是香港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保育鉴证实验室的演化生物学家，研究领域为野生动物犯罪。 「人们需要相信食用野生动物对他们本身是有害的，这样禁令才会长期有效。 」

李坚强说，如果采取永久禁令，中国政府应该要收购或补偿农民，才能让他们有可能寻求另一种谋生方式。

同时，对于因为近期迅速消耗而在绝种边缘的金鹀，也需要采取更多措施。 目前抓捕这种鸟已属犯法，但这样并没有减缓牠们的交易。

对寇蒂莉亚这名来自广州的18岁大学生来说，生活陷入停滞状态。 学校关闭了，她也无法探望家人。 这场生物危机源自她无法认同的文化风俗，而她思索这场危机之后说：「我相信大自然将我们给予它的一切还给我们。 」

但她让我注意到，她看见了随着这场危机而来的团结，以及微博与中国报纸上的强烈抗议。 「我认为，」她在Instagram上写道：「革命性改变是非常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