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吴新智:现代中国人始祖源自本土

人类起源于哪里？现代中国人又源自何处？至今仍极具争议。不少科学家坚持认为，现代中国人起源于本土，我们的祖先就是中国本土的古人类。为了解答这个千古谜题，科学家不仅在古人类的骨骼化石上寻找证据，还动用了遗传分析技术。从人类的基因组中，科学家试图这个问题的答案。

终于，在1975年发现于湖北郧县梅铺杜家沟龙骨洞的“郧县人”化石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佐证。郧县人的年代非常古老，甚至与蓝田人的年代相当，但郧县人化石体质上却显示出许多早期智人的特征，从而对直立人与早期智人的发展关系以及南北文化关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而这其中，合肥籍著名古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就是“本土起源”的支持者。

18年前结缘“郧县人”头骨化石

“在同一个地点，郧县连续发现了两具比较完全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在我记忆中，还没见过其他地方！在汉水中上游这一带，是人类遗迹富集区，不仅有‘郧县人’遗址、郧县‘梅铺猿人’遗迹，还有郧西县黄龙洞、白龙洞遗迹，与不远处的公王岭遗迹连为一体。这么小的区域，竟然集中了那么多的遗迹，全国唯一，世界少有。”趁在湖北省郧县参加“郧县人”头骨化石发现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吴新智院士，参观了出土两具“郧县人”古人类头骨化石的青曲镇弥陀寺村学堂梁子遗址、青龙山国家地质公园、郧阳博物馆之后感慨地说，郧县文化遗产发掘成果丰厚，令人震惊，不愧为汉水中上游文化富集地区。“这说明以郧县为中心的汉水中上游地区，至少是一百多万年以来人类长期持续居住的宜居地。”

吴老认为，“郧县人”在人类进化的历程中，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堪称国宝。“‘郧县人’时代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晚的。最早的‘元谋人’也就是两颗牙齿和几块石器，跟郧县丰富的资料相比，显得相形见绌。”他说，通过进一步挖掘与保护，“郧县人”遗址与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并驾齐驱的前景还是存在的。

鉴于“郧县人”遗址部分区域受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影响将受到淹没的危险，吴新智院士建议，可在原地建设一座小型的博物馆。“在将来的发掘过程中，这样可以有个整理和储藏标本的地方，也可以作为向公众开放展示科普知识的平台。”他呼吁，要进一步发掘这些遗址，但要小规模、细水长流地发掘，以采集到更多的地质信息和文化信息。

1989年5月18日和1990年6月15日，在湖北省郧县青曲镇弥陀寺村曲远河口的学堂梁子，先后出土两具古人类头骨化石，一度震惊了人类考古学界，给考古专家带来了太多的未解之谜。

事实上，吴新智早在18年前，已与“郧县人”结下了深深的情缘，对头骨化石的研究工作一直都很关心。

吴新智，1928年出生于我省合肥。1946年武汉大学附中毕业；1946至1947年在同济大学新生院学习；1947年进上海医学院医本科学习，1953年毕业；1952至1953年在中央卫生部高级师资进修班进修解剖学；1953至1957年任大连医学院助教；1957至1961年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1961年毕业；以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199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84年与外国同行联名提出多地区进化假说，为当今关于现代人起源争论的两大学说之一。

1990年，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天元在学堂梁子发现第二具古人类头骨化石后，吴新智及时给他写信，建议最好在头骨修理工作完成之后再作种属鉴定，这样更科学。李天元接受了吴老的建议，努力做自己的工作，后来有了新的发现。两年后的1992年5月，吴老在重庆参加中国解剖学会预备会议之后，便顺流东下，28日抵达武汉。

当时，李天元正在荆州、宜昌进行文物调查，专程赶回武汉接待了吴老。29、30日两天，吴老观察了“郧县人”头骨和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当谈到郧县曲远河口化石产地时，他激动不已：“这个地点很重要，在同一地点接连发现两个古人类头骨，保存这么完整，地点面积这么大，动物化石这么丰富，保存又这么好。这样的地点，在我记忆中还没有。”

人真的是从猿猴进化来的吗？

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至今仍然是结论不一的。有神论者认为是上帝造的人，无神论者认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

吴新智院士早先是学医的，但他的学术专业和研究方向一直都在研究着人类的进化。在接受采访中，吴老指出：在19世纪中叶，英国的达尔文和赫胥黎就深入研究了人类，猿猴和其他动物的异同，他们发现各种生物都是进化的产物，在所有动物当中，人和猿最为相似，因此推测人与猿有着共同的祖先。后来人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人类化石，发现越古老的人体化石越接近猿的化石，比如嘴巴比较突出来，总的趋势是越早的脑子越小，等等。三百多万年前的人的脑子只有现代人脑的大约四分之一。迄今已经为从古猿到人的理论积累了越来越丰富的证据。古代人的头骨和现代人的头骨不一样。古代人的活体没有了，但是，他们的化石留存下来了，这就为我们科学家提供了珍贵的研究材料。

“从猿到人的演变，是指的古代猿人，也就是古猿人，而不是现在的猿。现代的猿是不能演变成为人的，现在的猴子更不能演变为人。古猿的演变经历了特别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迄今人们已经发现了许多有些像现代人。又有些像猿的化石，这些都是从猿到人的中间过渡的化石。”吴老说，绝大多数的古人和古猿的肉体都腐烂了，只有极少数个体的部分骨骼有幸能成为化石，几率是很小很小的；化石埋藏在地下，被发现的几率也是很小的。

他说，世界上研究人类起源的科学家很多，无数的生物学家、遗传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等，都在进行研究，一代又一代研究着，才得出今天的研究成果。“通过比较人的化石与其他许多动物化石，最后发现人体化石与猿的化石是最接近的。”吴老表示，现在还不能有证据证实从猿到人演变的每一个环节和过程。“但是，随着科学的进步，科学家们将会利用更多的化石或者其他材料来做研究，将会得到更加充分有力的人类进化的证据。”

“人类起源不是仅仅指中国人的起源，而是指整个人类的起源，是指的古猿变成人，这是在600万至700万年甚至还要更早的时候。”吴老指出，这是有最早的化石作为证据的。

2000年，科学家在非洲发现了叫“千禧人”的化石，距今有六七百万年，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研究表明，这种“千禧人”已具备了强健的下肢，并可以直立行走，已具有原始人类的主要特征。“因此，目前来说，人类的历史应该有六七百万年。”

吴老根据对化石和有关资料的研究认为，大约在200万年前的时候，一部分非洲人进入亚洲，一部分进入了欧洲。“那时人类的形象还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还有些像猿猴，我们称他们为猿人。他们不断地继续进化，像猿的成分逐渐减少，越来越像现代人。”

他说，根据现有证据，比200万年更早的人类化石在非洲以外的地区还没有发现过，所以现在大家的共识是人类起源来自于非洲。“因此，根据现有的化石证据人类起源最可能是在非洲！现在对于这种说法没有疑问。”

最先受命调查“野人”

吴新智院士说，从非洲到达亚洲以后的这部分人的进化史，中间应该是连续的。

1984年，吴新智与两位外国人类学家联名提出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说，主张现今的四大人种分别起源于中国、非洲等四个地区，他们在各自的地区相对独立地连续进化，互相间有一定程度的基因交流，使得全人类发展成一个多型种――智人。现在这个假说，已成为世界上这个研究领域两个影响最大的学说之一。

吴新智与同事总结了我国古人类的一系列共同的形态特征，如面部和鼻梁扁平，眼眶呈长方形，上门齿呈铲形等等。他还发现我国直立人与智人之间有形态镶嵌的现象，维护了直立人的祖先地位，并在发现湖北郧西的直立人、河南淅川的直立人和智人以及山西丁村的智人化石的工作中起过重要的作用。

回忆在郧西县的发掘经历，吴新智至今难以忘怀。“那是在23年前，我在鄂西北参与郧西直立人发掘工作。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喝醉了酒，也是唯一一次。”

1998年，吴老为我国的人类进化提出新的假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学说，主张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为主，使得在经过了一百多万年相对独立的进化后，中国人还能保有与其他人群易于识别的形态特征；与其他地区人群的杂交是少量的，但足以使中国人与其他人群能维系在同一个物种内。同时也再次证明，人的进化是很漫长的，也是很复杂的。

“中国现代人的祖先虽然接受过境外的基因，但是主要发源于本地，而不是来自非洲。”吴新智认为，欧洲和非洲的旧石器制造技术的发展有一个鲜明的序列。迄今所知最早的石器发现于埃塞俄比亚250万年前的地层中，制作粗糙，只是简单地用一块石头多次打击另一块石头，使之产生锋利的尖或刃，没有更高的要求和规范。这种技术被称为第一模式。到了大约170万年前，在非洲出现了第二模式的技术，有了一定的打制方法，其典型工具是两面打制，两侧大体对称的“手斧”。20万年前，出现更加进步的第三模式；3万～4万年前，出现第四模式，后来又出现第五模式。吴新智介绍，中国的情况与此不同，第一模式贯彻始终，只有很少的地点表现出其他模式技术的产品。并且，即使在全球大冰期时，中国大片地区的气候也是温暖或温和的，是可以适合人类生存的。也有确实的证据表明，在这个时间段中的确是有人的。

“由于人类进化必然经过人群的繁衍，分裂，融合，迁徙，小群体灭绝等的十分复杂曲折的过程，而人类化石十分难得，从现代人基因推测古代历史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比如在进化过程中有基因变异的丢失、转移、突变率不恒定等，从能够得到的信息当中作出推论，必然会有相互矛盾的地方。”吴老表示，他还在尽其所能继续探索，希望研究成果能越来越接近人类起源的历史真相。社会上有不少人认为，至今仍然存在着“野人”，说在神农架、在新疆的喀纳斯湖都发现过“野人”。而吴老也受命多次调查“野人”。

“‘野人’，我觉得没有！”吴新智老认为，无论社会上怎么传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一个“野人”的任何实实在在的证据。从科学分析，一个“野人”是不能单独生存着的，他们需要一个群体，也要繁衍后代。那么，要有“野人”，就不能是一个两个，也不能是近亲的几个。近亲繁衍后代，用不了多久，就会自生自灭。既然应当有一个一定量的“野人”群体。那么，为什么到现在不但还没有找到一个活体，甚至连一块骨头也没有见到呢？

吴新智院士介绍说，从尼斯湖水怪，喜马拉雅山“雪人”到西双版纳和神农架的“野人”……有关人类的自然之谜仿佛总吸引着人们去探究。从1958年有人声称第一次看到喜马拉雅山“雪人”开始，我国科学家便开始对“野人”进行了探索。为了彻底解开中国野人之谜，国家成立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神农架科学考察队伍……

“事实上，中国科学家调查‘野人’，我是第一拨。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传说在云南西双版纳有‘野人’。我们在密林中背着米、穿着透水的胶鞋，在山上穿梭好几个月，结果，‘野人’的骨头、粪便，甚至毛发都没有发现。”吴老说，许多科学家都到过传说“野人”出没的地方去进行考察，但都没有找到。“后来有人在神农架调查，当时我在郧西县搞发掘。因为西双版纳曾经调查了那么长时间，没有任何‘野人’的结果，其他人在神农架调查时，我看都没去看。”

合肥晚报（朱江 张维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