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的研究

北约首任秘书长伊斯梅爵士的三句话很好地概括了北约成立的宗旨。第一句话是“keep the Germans down”（摁住德国人），就是说要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第二句话是“keep the Russians out”（挡住苏联人），就是说把苏联挤出欧洲；第三句话是“keep the Americans in”（留住美国人）。这三句话，目前为止仍然起作用，只不过苏联已经解体，但是针对俄罗斯的意图依然如旧。变化了的情形是针对德国的。德国统一之后，并未复活北约成立时所担心的军国主义，反而通过引进欧元，成为“欧洲的德国”。这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北约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必须结合新的时代变迁和北约的转型，做与时俱进的研究。

研究北约  了解美国

北约宣称，北约是跨大西洋关系当中的一支稳定力量、和平力量。与此同时，北约宪章又指出，北约是捍卫西方价值观的重要工具。今天，北约拥有28个成员国，就连横跨东西方文明的土耳其也是北约成员国。但是，北约作为跨大西洋关系的安全与价值纽带的本色未变。对北约的内外认识存在巨大反差，这也使得北约研究充满挑战。

通常人们认为，北约是美国军事霸权的工具，甚至一些北约成员国，如希腊，也有大量的人持这种观点。美国与北约的关系，的确是必须回答好的基本问题。

北约与美国霸权当然不能画等号，显著的差别是美国要做“世界警察”，而北约不然。“全球北约”（Global NATO），只是北约为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而建立的全球伙伴关系。北约要成为“世界警察”，可以说第一个反对的就是美国。因为美国要做“世界警察”，不会容忍第二个“世界警察”的存在，尽管北约是美国人发起成立的。正如联合国也是由美国发起成立，而美国常常绕过联合国行事一样。在亚太地区，美国有其双边联盟体系，更反对北约插手。所谓“亚洲版北约”并非北约的想法，而是一些亚洲国家（如印度）呼应或揣摩美国的想法。这反过来也提醒我们，北约对美国霸权除了帮凶作用以外，也有掣肘的一面。这样，对北约进行研究，是探究美欧关系的重要渠道。

美国究竟是通过什么渠道利用北约达到霸权目标的？北约有三个总部：政治总部在布鲁塞尔，军事总部在比法边境的蒙斯，转型司令部在美国诺福克。形象地说，北约的大脑在诺福克，肌肉在蒙斯，而嘴巴在布鲁塞尔。因此，美国对北约最大的影响是战略观念的打造。

同时，美国也是北约军事装备、技术和系统的主要提供者。欧洲的军工体系对美国依赖较大，惠普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欧洲的业务不逊于在美国本土。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就不只是体现在战略意志等软的层面，军工体系、军事技术等硬的层面更是如此。这是欧盟迟迟不能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主要原因。此外，美国驻北约大使以及一直由美国将军担任的北约军事最高指挥官，是美国影响北约的人的因素。当然，更大的影响在于美国一直是北约最大的出资方。

即便如此，美国希望北约做的事情不见得能做成，而美国不想要北约做的事情则北约绝对做不到。换言之，美国是北约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北约宪章规定，必须在联合国授权下展开军事行动以及北约的一致表决通过原则，这些软约束，也是美国发挥其超级大国影响力的途径。所以，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才采取单边行动，在海湾战争才搞“志愿者联盟”。

除了美国之外，北约与欧盟的关系，也是中国必须关注的核心问题。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21个是北约成员国（算上2013年7月要入盟的克罗地亚，将有22个成员国重叠）。为何欧盟作为一支和平的力量获得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却又支持在普通人看来作为军事霸权和美国打手的北约呢？欧盟防务一体化建设，绕不过北约的坎儿。在欧洲大陆，欧盟如何与北约长期共存？这是中国学界要回答的又一重要问题。

北约研究 可深化中国对国际安全的认识

对中国而言，开展北约研究，具有三方面的必要性。

一是作为国际组织研究的必要。作为一个冷战时期的军事组织，北约度过了冷战结束、华约解体的合法性危机，以及“要么走出去要么无足轻重”（out of area either out of business）的尴尬，成功实现转型，成为军事、政治两条腿走路的国际安全组织。这对于上海合作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的研究十分有借鉴意义。

二是作为国际安全研究的必要。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近年发展很快，但国际安全学科相对滞后。对国际问题从安全视角做超越中国、超越双边关系的科学和前瞻性研究，十分有必要。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角色的日益凸显，国际安全研究的知识、观念储备显得十分紧迫。为此，提供解剖麻雀——北约，推动中国的国际安全学科建设，无疑是一个重要选择。

三是中国外交的必要。中国与北约没有外交关系，然而北约近年来对发展对华关系十分积极，原因是它所面临的挑战是全球性的，而中国日益成为全球性重要力量。北约开展对华关系的目标是将中国纳入全球伙伴关系，为此北约积极开展与中国的接触和对话。目前，双方已在政治外交、防务安全等领域逐步开展对话。未来中国与北约关系如何定位，如何发展，值得我们关注。

北约在变化，这是北约研究的重要前提。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便是为北约转型打造的核心概念，可惜由于欧洲成员国的反对，以及美国国务院对国防部的制约，导致为北约“战略新概念”打造的理念，未能出现在里斯本峰会确立的北约“战略新概念”中。然而其精神贯穿始终，对中国深化关于国际安全的认识无疑具有重要启示。

如何开展北约研究

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提出，了解世界，译介为第一要务。北约研究，可以从翻译、编译国外最新北约研究成果以及北约出版物开始。

更重要的是，需要开展对北约的独立研究，了解北约的决策机制，了解它作为一种国际组织的生命力和属性。为此，开展与北约的对话，直接了解北约，批判式掌握第一手材料十分重要。

此外，提供北约的横向解剖，对网络、太空、海洋等全球公域问题开展前沿式个案研究，提升中国在国际安全学科与国际社会的对话水平，也是加强北约研究的重要副产品。

北约研究在中国还不够专业和系统，尽管涉及北约的研究很多，但对北约本身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存在太多的空白。基于这些设想，中国人民大学日前组织编写了中国—北约研究丛书，以此呼吁国内开展对北约的专业、精细研究，深化我们对美国、欧洲及美欧关系、国际安全、国际组织等专题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 王义桅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