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河湾寻根记》

第六章 钟情石器时代

二十九 四个“推论”的提示

在我们了解了当前国际科学界关于人类起源和进化的研究成果及动态后，回过头来看看我国考古学发展的状况。

新中国成立后，那些中国考古学的开创者们大多年富力强，壮志未酬，深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下，积极投身到了新中国的考古事业中。有的象裴文中那样担任了人民政府的官员。如郭沫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中科院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他十分重视田野考古，关心考古事业的发展，对考古工作给予了极大支持。梁思永出任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在病床上主持日常工作。尹达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副部长和北大副教务长，1953年调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考古所副所长。贾兰坡在周口店具体领导和主持发掘工作。不少人在研究所从事专业研究或在大学任教，如黄文弼、陈梦家在中科院考古所做研究员；苏秉琦在考古所做研究员的同时兼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授；唐兰、宿白在北大任教；安志敏一边做燕京大学历史系助教，一边攻读北大史学研究部考古研究生，1950年到中科院考古所工作。林惠祥出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人类博物馆馆长兼教授，他将个人收藏的科学资料捐献给学校。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他们钟情石器时代，痴迷古迹遗址，带领全国的“尘土学者”们，为了探索人类和中华文明的奥秘，发掘被历史尘埃掩埋的珍宝，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踏破铁鞋，追寻踪迹。

1954年，在纪念北京人发现35周年大会上，正式把相当于欧洲维拉弗朗期的泥河湾层改为早更新世堆积。于是，泥河湾层就成了中国乃至世界进行第四纪对比的标准剖面。从此，这里成为中外考古工作者和地质工作者考察探秘的宝地。

1957年，主持发掘周口店遗址的贾兰坡根据长期的发掘、观察经验，注意研究北京猿人的体质特征和文化特征，并与国内其它重要地区的考古发现相对比，从而对北京猿人及其文化的“最原始性”产生了疑问。他与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研究员王建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以《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为题的重要论文。论文从中国猿人的石器、用火、中国猿人化石和周口店第13地点的人类文化四个方面进行推论，明确地指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泥河湾已有人类及其文化的存在。但我们无法说明泥河湾期的人类及其文化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而只能笼统地说：泥河湾期的人类化石和石器比中国猿人的化石和石器更要原始得多。”

论文指出：“事物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同时很多事实表明，人类越在早期，他的文化进步越慢。那么，中国猿人能够制造较精细的和种类较多的石器，这是人类在同自然作斗争的漫长岁月中逐渐演变而成的。由此可见，显然与中国猿人时代相接的泥河湾期还应有人类及其文化的存在。”

从中国猿人的用火来推论是这样说的：“人类能够用火，是非同小可的事情，这必须是在漫长的岁月中累积了相当的经验，有了相当的智慧才有可能办到的。同时，用火应后于石器制造，也就是说，人类先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在生产斗争中取得了相当的经验后才能学会用火。毫无疑问，由古猿演变成‘人’以后，还有一段相当长的岁月，人类是不会用火的。中国猿人能够用火，那么，与中国猿人时代相接的泥河湾期显然还应有人类及其文化的存在。”

“从中国猿人化石推论：在目前世界上所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中，中国猿人要算最原始的人类之一。这是举世皆知的。根据古人类学家研究的结果，虽然中国猿人的体质尚保留有猿的性质，但它已经成为人了。比如他们的脑量远远超过了猿类，他们的四肢具有现代人的形式，尤其是上肢骨与现代人极为相似，其真正的区别只不过骨壁比现代人较厚、髓腔比现代较小而已。单就上肢骨来说，由于劳动才使‘前肢’得到解放，更由于长时期的劳动结果，才能使中国猿人的‘前肢’与现代人极为相似。由此可见，与中国猿人时代相接的泥河湾期还应有人类及其文化的存在。”

周口店第13地点为洞穴堆积，在这个洞穴里发现了人类用火的遗迹和一件用燧石制造的石器、几件人工打制的石英石片。作者由此提示说：“这就更能确切地说明周口店以前的泥河湾期应有更原始的人类及其文化存在。”最后充满信心地说：“随着我国的地质、古生物、考古等事业的发展，只要大家缜密的注意，我们相信关于泥河湾期已有人类及其文化的推论是会得到证实的。”

这一旗帜鲜明的观点和科学大胆的推测，如石击水，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不少知名学者纷纷发表见解，有的赞同，有的反对，成为当时我国学术界一场十分抢眼的大辩论。后来尽管没有明确的结论，但是宽松的学术气氛却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激励人们去探索石器时代。提示人们去泥河湾搜寻更古老的人类遗址遗物。这个预言式的提示，不但提高了泥河湾的知名度，而且高度估算了泥河湾的科学价值。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泥河湾盆地发现的小长梁、东谷坨、马圈沟等遗址以其丰富的科学资料证实了贾兰坡和王建的推论是正确的。

三十 峙峪发现旧石器

从1953年开始一直到60年代初，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的师生们，每年夏天都要到泥河湾盆地进行地貌学与第四纪地质教学实习考察。特别是贾兰坡、王建的论文发表以后，1957年和1959年的两次实习考察规模最大。几年来，他们对该地区的地貌和第四纪地质状况展开较为全面详细的调查，对泥河湾盆地地貌的形成进行观察，发现泥河湾层中包含更新世中期的堆积，还有许多新构造运动的现象。

泥河湾地区自中生代末期发生燕山运动，准地槽因褶皱隆起形成高大山脉和与之平行的山间盆地。到第三纪中新世时，地壳又发生了一次剧烈的变动，这就是地球史上最后的一次大规模造山运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这一造山运动自然波及本区，形成大断层，南山沿断层抬升为高山；在构造下陷的盆地内，为广大的泥河湾古湖所占据。向东西伸延范围很广，东至石匣里峡谷以东，西至大同以西，南北分布较窄，约30公里左右。在西部，湖底火山爆发，形成湖泊与火山相伴的特殊景观。中东部由于火山活动很弱，更适宜大型哺乳动物栖居，因此成为大型哺乳动物化石在整个盆地的中、东部丰富的一个重要原因。中更新世后，泥河湾盆地一带的地形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形成了现代的桑干河水系和温带半干旱草原区。

北大师生的地貌与第四纪地质考察，取得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为泥河湾盆地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3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太原工作站的王择义和王向前等在泥河湾盆地西南端调查时，根据西安矿业学院煤田普查队提供的线索，发现山西朔县县城西北的峙峪村附近的地层中有大量旧石器。峙峪遗址位于桑干河上游黑驼山东麓的峙峪河第2阶地上。经发掘，获得石制品2万余件。其中的石核、石片、石叶等石器，多是小型的，制作方法既沿用了北京人文化的某些传统技术和砸击法，又发明了新的制作方法如用间接法打制小石叶。刮削形制复杂，石镞制作精致，表明当时人们已掌握了弓箭，狩猎技术获得了长足发展。斧形小石刀是复合工具的刃部，镶嵌在骨木把上使用，显示了峙峪文化的进步性质。这种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发现，对研究石器工艺的产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出土的文化遗物中有一件由一面穿孔而成的石墨装饰品；一件骨制尖状器和一些具有刻划痕迹的骨片以及一块晚期智人的枕骨化石。

遗址文化层中含有大量动物化石，其中灭绝种有披毛犀、河套大角鹿、王氏水牛和斑鬣狗4种；现生种有6种，和萨拉乌苏河动物群的性质相近，时代早于山顶洞而晚于丁村，属晚更新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距今2.8-3.3万年左右。从峙峪遗址中发掘出的动物化石看，当时生活在这一带的多为蹄类动物，种类上占70%，数量上占95%以上，包括典型的草原动物如普氏野马、野驴、普氏原羚、鹅喉羚、诺氏驼等。也有适于森林草原环境的马鹿、生活于灌木草原的河套大角鹿，此外还有驼鸟等。由此可以推知，峙峪人生活的自然环境为干旱、半干旱的草原，气温较现在低些，而野马和野驴是峙峪人狩猎的主要对象。当时人们已知根据兽类的生存情况，比较集中地捕获1-2种动物。这反映了人们劳动技能的改进和狩猎水平的提高。

峙峪遗址发掘出的文化遗物和人类化石表明，泥河湾盆地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小石器工业发展和进步很快，发达的细石器工业开始兴起。石器加工精细、加工程度高，类型齐全，总体风貌上保持着小巧别致的基本特征。峙峪遗址的动物群中，野马居首要位置。据统计，至少存在120个个体，被誉为猎马人文化。由此可见，专门的狩猎活动已是当时人们获取食物的重要手段，这与当时生产工具的革新，钻孔技术和弓箭的发明与使用有很大关系。这些都足以说明，中国华北地区或环渤海地域，旧石器时代存在着小石器文化系统，它的基本特征是用不规则小石片制作多种类型的小石器。其重要意义在于，它至迟自旧石器时代北京人文化开始，在旧石器晚期日趋发达，成为华北地区新石器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峙峪文化正是这一文化系统发展中的重要环节。

三十一 虎头梁初露端倪

1964年，夏鼐之子、北京大学地理系地貌学专业学生夏正楷，在欧阳青老师指导下到泥河湾盆地进行调查，搜集大学毕业论文资料，听说正在虎头梁东杏沟修水库的民工挖出了奇怪的石头。便赶去了解，原来是在村东的泥河湾层下部发现了鱼化石。返京后便送到中科院双古所鉴定。泥河湾层过去以产哺乳动物化石闻名世界，尚未发现过鱼类化石，而这种刺鱼类（Gasterosteiformes）化石在我国也是初次发现。一下子引起了双古所和古生物学界的重视。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太原站的王择义与王向前、武文杰于次年秋前往实地考察，采集到不少鱼化石和少许哺乳类化石。到了1972-1973年间，盖培、卫奇和双古所泥河湾新生代地层小组的同事们又在同一地点进行采集。这样先后三次共采集到鱼化石标本400多种，经观察大都为多刺鱼属种。

这是一种个头很小、长梭形状的刺鱼目广咸性鱼类，一般只有35-70毫米长，能在淡水和不同咸度的水中生活。已知现生种多刺鱼多达20多种，而化石种全世界仅有生活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和俄罗斯西西伯利亚低地额尔齐斯河两种。在我国，现生种多刺鱼分布在黑龙江、松花江、内蒙札赍诺尔湖以及北京附近的小汤山、玉泉山一带的湖中。这种鱼有贪食好斗的习性，尤其在繁殖期更甚。从泥河湾层底部采集到的鱼化石品种少而几乎全是多刺鱼来看，也可以说明这与多刺鱼杀伤其它类鱼的卵和仔鱼大有关系，足见多刺鱼贪食好斗的习性历史久远矣。

中科院双古所的刘宪亭和王念忠对多刺鱼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含鱼化石的地层时代为上新世晚期。这是因为，已知北美和西西伯利亚多刺鱼化石都是发现于第三纪晚期地层中，与这两地相同的泥河湾多刺鱼自然应该具有同样古老的性质。再说与鱼化石同层发现的介形虫、昆虫化石，经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鉴定，属于晚第三纪，可以划属于上新统上部。也就是说，以虎头梁为代表的含多刺鱼化石层，标志着这里有早于第四纪的产物。而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泥河湾层是第四纪的标准层。这样泥河湾就不是第四系的最底层位，其下限在第三纪的晚期，时代更为古老。

也就是在1964年，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在泥河湾盆地发现了冰缘现象。冰缘现象也称冻融变形现象，这是一种十分有趣的地质现象。是在冰期的寒冷高峰时期，在永冻层之上，尚未固结成岩的地层在反复冻结和融解的过程中，形成巨大的张力。在上下受阻的情况下，张力变成了巨大的侧压力，从而造成了复杂的褶皱构造。到了1974年，双古所的袁振新受盖培、卫奇之邀，在虎头梁西侧雀儿沟的砾石层中发现了厚达1.5-2米的袋状褶皱构造。其形态素描好象大海的波涛浪花，紧密挤压斜向一方，延伸约100多米。这种地质地貌现象后来在侯家窑村的梨益沟、漫流堡村和涿鹿县的温泉屯村都有发现。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重视，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古冰川学家杨钟健、裴文中、孙殿卿等教授，都先后到实地进行考察研究。不少科研单位还召开过现场讨论会，一些国外学者在来华访问期间也曾参观过。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冰缘现象，在晚更新世末、全新世初，即距今约2.7万年前，在我国北纬40度以北地区有过寒冻期，由于冬长、严寒，冰缘现象普遍发育，特别是在地势较高的地方，留下了最后冰期冻融变形的复杂的又罕见的遗迹，从而成为我国华北地区发现第四纪冰期气候的新证据。

通过对虎头梁更新世末期冰缘现象的研究表明，当时泥河湾盆地一带为灌木丛半干旱草原气候，为两个寒冷期之间的相对暖期，距今约10万年左右。生活在这一带的旧石器中期的人类，是在较现今稍为寒凉的气候条件下，活跃于盆地的湖滨与河谷之中。

三十二 石制品再起波澜

随着贾兰坡、王建论文的预测提示和峙峪、虎头梁遗址的陆续发现，到了70年代初，不仅很多高校的师生纷 纷到泥河湾盆地进行实地教学，而且许多专家学者也不约而同地把视线集中投向这里。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古生物学、第四纪地质学、古气候学和地质年代学等涉及石器时代各个方面的调查研究不间断地来这里进行，泥河湾盆地的科学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1972年5月，为了“促生产”，双古所的盖培和卫奇前往泥河湾盆地进行早已断线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和发掘。他们先乘火车抵达大同，再坐汽车到阳原县城，于5月8日辗转来到东城公社六马坊大队，最后落脚虎头梁自然村。向大队革委会说明来意后通过走访群众，找到了7年前王择义、王向前、武文杰三人发现的两个遗址地点。一个位于村西南500米处的于家沟内，编号为65039；另一个距村南约400米，编号为65040。由于当时王择义等三人做过小规模发掘，并在周围进行了大范围调查，从而为盖、卫二人的这次调查提供了很大方便。他俩很快便进入了实质性工作。

6月间，盖、卫二人扩展到泥河湾行政村一带进行调查。在村西约1公里的上沙嘴自然村的泥河湾层中发现了一具完整的纳玛象头骨化石。他俩高兴得忘记了饮饿和疲劳。当时粮食定量，下乡带粮票，虽然当地粮站照顾他们，全卖给小米和大米，但是由于整天在野外作业，活动量大。他俩常感力气不足，有时连走路也出虚汗腿发软。为了守护发掘中的象头化石，盖培住在附近的驴圈里。卫奇住在化稍营一个旅店里，每天打早骑着自行车出去寻找生石膏，然后送到上沙嘴村交给盖培，碾碎炒成熟石膏，以便用套箱固定象头骨化石。挖出象头骨化石后又在下面发现了1件石制品，更让他俩乐不可支。这是一件用石英岩砾石制成的石核，最大长度128毫米，宽105毫米，厚77毫米。砾石的原始面凹凸不平，相当粗糙。在砾石的一端，人工打击痕迹显而易见。打击点清楚，位于原砾石面上三个突起小嵴的边缘上；放射线呈扇形。石片疤由砾石的一面直达砾石的另一面。他俩认为这件石核可能曾经用于砍砸，更可能的是曾经用来从其上剥取石片。

当发掘出这件石制品后，盖、卫二人不约而同地联想起37年前发生的那场关于“手斧”的争论。1935年步日耶认为，从泥河湾下沙沟河湖堆积中采集到“粗糙的手斧”上有许多人工打击过的痕迹，因而推断在泥河湾一带曾经有过人类的存在。德日进持怀疑态度，结果引起一场争论而成为悬案。盖、卫二人为了避免再起争论，反复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和研究，充分考虑了是否有由于自然界的各种营力使岩石破裂后产生痕迹或者由于急流带动岩石可能互相碰撞而留下痕迹等可能，最终一一加以否定，确认是人工打击的产物，是人类有意识的活动之结果。其地层的时代被确定为更新世初期。

由于华北在更新世初期是否已有人类活动，是中国考古学从创立之初就颇受重视的一个问题，因此，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科学界的极大重视。双古所的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地质部地质力学所的孙殿卿、中科院考古所的安志敏、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吕遵锷等知名学者和很多旧石器时代考古与第四纪地质工作者前往实地进行观察。西方科学家也密切关注这一发现，美国人类学家豪威尔（F·ClarkHOWel）把有关中文报道全部译成英文，并组织考察团要求前来参观，后因故没有成行。经专家研究认为，这件石制品确为人工打击的石核，但在产生的地层年代上意见不一，引起了争议，难以确定。经过进一步调查，1980年查明其地层属于桑干河高阶地的堆积，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

上沙嘴的这件石制品虽然年代没有当初推测的那样久远，但比步日耶在下沙沟发现的那件“手斧”命运好得多，被公认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而且对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泥河湾组的含义、地层顺序、岩性特征以及泥河湾文化的性质十分有益，特别是为在泥河湾盆地寻找早期人类遗址产生了很大的激励效应。因为此前的1960年，在山西省芮城县西侯度遗址发现的石制品因其遭受水流搬运的严重磨损而遭到质疑；此后的1973年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元谋人遗址发现的石制品因其确切地点不十分清楚和发掘方法的原因而存疑。但是，经过科学工作者们艰辛的努力，后来都有重大发现而为世人所公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十三 虎眼疙瘩形胜风光无限

出阳原县东南25公里处，有一高台梁地。其形状如卧巨虎，村南坡下山岩有几道纵横石纹，恰似虎头前额上的“王”字，还有两个天然的大圆土丘，便是虎眼疙瘩，故人称虎头梁。虎头梁北倚大王山，南临桑干河，是阳原盆地中部最高的地方，颇有几分王者气势，而村里世代都住着王姓家族，你说奇不？如果你站在梁头，环顾四周，视野所及，恢宏苍茫，气象万千，河川形胜，尽收眼底。俯察虎头上裸露的山岩土层，似树木的年轮。那是岁月碾压的辙印，风雨镌刻的皱纹；那是历史存放的密码，大自然残留的疤痕。大凡来过这里的人，都有类似的感受和联想。

自古以来，这里不仅有人类生息居住，而且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梁台东边的土寨，当地人称白天佐寨。传说是北宋时建的将军寨。寨子四周有护寨沟壑，只在西边辟出一条小路可通往寨外，确有“万夫莫开”之险。梁台上还建有一座青龙寺院。传说太乙真人途经这里，认定是一块风水宝地，便从仙界唤来一只猛虎护守。日久天长，猛虎便有孤寂难忍之意。太乙真人察觉后便显化为一老者来村里告诫人们：猛虎需有青龙相配，才显护法神威。村民们便于明万历年间集资建起了由东、中、西三组建筑组成的青龙寺。开光之时果显虎踞龙蟠之势，因此香火日隆，村里也人丁兴旺，安居乐业。

当盖培、卫奇来到这里的时候，青龙寺已被“文革”破“四旧”破得只剩下三间大雄宝殿的主体建筑。白天佐寨也成了断壁残垣，还有一座烽火台孤零零地伫立在那里。在1972年到1974年的三年中，他俩常常在暮色中徜徉于这古老的风景里。他俩利用野外工作季节，走遍了这一带的山川坡梁，在村民王文全和王明堂的协助下，又发现了7个遗址，并对全部遗址进行了小面积发掘。这9个遗址除村南65040地点外，其它8处均埋藏在桑干河二级阶地的砂质黄土中。在这层砂质黄土的上面，普遍覆盖着一层灰褐色土，砂质，厚度一般在2米以下，其中多含有新石器时代的磨光石斧和陶片等遗物。这层褐色土的地质年代为全新世。据中科院考古所对这层褐色土中的兽骨所作的14C测定，其绝对年代距今5795±150年。在遗址中发现大量的石器、石核和石片以及与文化遗物在一起的动物化石，还有装饰品、赤铁矿石、红色泥岩石和炉灶坑。

石器中有盘状、龟背状、楔状和柱状石核645件，石片、石叶约4万件，刮削器252件，尖状器42件，雕刻器37件，砍砸器33件，石锤5件，石砧7件。石器中有较多的投射器头，可以推知遗址主人主要从事狩猎活动。装饰品有穿孔贝壳、驼鸟蛋皮制成的扁珠、用鸟的管状骨制成的扁珠、钻孔石珠共4种13件。有的扁珠内孔和外缘都很光滑，可能是长期佩戴所致。数块赤铁矿石和多块片状红泥岩石可能用于染色。

动物化石数量较多但多已相当破碎，有的被火烧过，有的被钙质结核所包裹，均已石化。可以鉴定的化石有：蛙，驼鸟，似布氏田鼠、蒙古黄鼠、中华鼢鼠、变种仓鼠、狼、野马、野驴、鹿、牛、普氏羚羊、鹅喉羚、转角羚羊、野猪。此外，在遗址附近还发现了披毛犀和纳玛象化石。在虎头梁村北、六马坊村的八十亩地沟内编号为73101地点发现3个炉灶坑，长1.7米，宽0.8米，深0.05-0.16米，其中含大量木炭粒，烧骨和烧过的驼鸟蛋片以及少量石器。从这处遗址的平面布局看可以说明这里曾是主人的居址兼石器加工场所，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场景。遗址中的动物化石都是属于草原动物，牙齿的磨耗程度一般较深，多属老年个体，可见主人以这些动物为食物。

在虎头梁村南的65040地点，只发现10多件完整的石制品，可能此处是狩猎的守望点。村东南杏沟谷坡上的72117地点含有大量的石核、石器、半成品和石屑，应该是当年的一处石器加工场所。

面对如此众多的遗址和文化遗物，盖培和卫奇为三年来艰辛的劳动感到十分欣慰。因为他俩清楚地感到：泥河湾层的考古研究已历经半个世纪，从一开始就曾推测过这里有早期人类的存在，甚至产生过争论，但毕竟还不是事实。而现在，是他俩发现和亲手叩开了宝库的大门，发掘了证据确凿的虎头梁文化遗址。

1998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谢飞、李王君和梅惠杰等在虎头梁再次进行发掘。不仅查明虎头梁文化遗物在地层中的分布状况，而且发现了不少陶片。经再次进行年代测定，虎头梁文化层距今11600年左右。

虎头梁陶片发现的意义十分重大。目前考古学界普遍认为，陶器的出现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始。因此，虎头梁发现陶片，意味着泥河湾盆地乃至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结束，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

三十四 马蹄形文化带华北典范

在盖、卫二人野外工作过程中，先后有许多专家学者到虎头梁实地观察，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安志敏、北大历史系的邱中郎、李有恒、吕遵锷、孙殿卿等都专程前往发掘地点。他们从地质、地层、冰川、古生物和考古等不同角度进行了观察，并且在北京组织了一次专门的学术讨论会。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取得了共识。

鉴于虎头梁遗址所处的阶地位置，根据华北地区历来采用的古生物地层学标准，该遗址的地质年代应为更新世晚期之末，其文化时代应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较晚阶段，绝对年代应在距今16000年左右。

在文化时代上，虎头梁遗址与山顶洞遗址略同或稍晚，但在文化内容上两者却有很大差别。在山顶洞遗址中，石器的数量很少，类型异常单调，加工粗糙。裴文中认为山项洞文化已由使用石器发展到广泛应用骨角器，属于小石器工业，而在虎头梁遗址中，石制品加工技术发达，石核和石器数量多，加工细致，类型稳定，为细石器工业。因此，二者应分别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

从石器类型和加工技术来看，虎头梁文化属于典型的细石器文化，但与小石器文化共同生存，并肩发展过，二者之间有过交流和互相影响，但是，由于细石器文化发展迅猛，充填了整个泥河湾盆地，而曾经连绵百万年的小石器文化，当受到新兴文化的强劲挑战时，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相对集中的虎头梁9处遗址对研究细石器文化的继承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虎头梁遗址中的代表性器物是楔状石核和尖状器（即底端圆钝、底端平、底端凹入和底端尖锐的各种尖状器）。从目前所知材料看，楔状石核技术最初是在华北产生的。

在更新世晚期以楔状石核和尖状器为主要特征的石器文化分布甚广，由东亚（包括日本列岛）、中亚、东北亚经过白令海峡陆桥至西北美，形成一个马蹄形文化带，称为北太平洋地区马蹄形文化带。在此区域内，虽有地方性差异，但共同性是主要的。如果说虎头梁文化是这个马蹄形文化带在华北的代表，那么华北则是该文化带发展的起点；而地层层位明确、文化面貌清楚的虎头梁遗址不但填补了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系列中的一个空白，而且堪称马蹄形文化带中的一个典范。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考古界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发掘技术有了很大进步。为了探讨人类社会如何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这一国际性热点课题，从80年代跨入旧石器考古领域，在泥河湾盆地跋涉、思索了10多年的谢飞出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长，再次将目光投向虎头梁的于家沟遗址，希望能在那里找到更多更新的考古信息。1995年8月，一支由北大王幼平教授和谢飞带队，河北省文研所和北大考古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来到这里，开始了为期4年的发掘工作。

这次发掘，在桑干河第二阶地地质剖面的上中下部获得数千件细石器制品，如石磨盘、石磨棒、磨光石器、锥状石核、细石叶和圆头刮削器工艺制品装饰及陶片等，得到一个完整而连续的地质和文化剖面。它们代表了我国的石器朝代晚期一种独特的石器加工技术。顾名思义，这种石器体型细小，器形规整，包括各种刮削器、尖状器、矛头、雕刻器等等。作为一种工艺传统，其制作遵循一定的程序，各种器类的加工方法和形态是固定的。反映了原始人类到这一时期已经拥有了高度发达的石器制作技术。这些石质工具精致小巧，便于携带，可见是为适应草原游牧性生活方式而生产的。当时的人们还能把一些石器固定在骨、角或木棒上，做成复合工具如石镞、石矛等，用来猎捕动物。其中最能代表这种文化特点的是楔形石核，它的横、纵断面都呈长楔形，用来剥离一种两边平行、宽仅几毫米的细石叶，然后用树胶之类的物质将其镶嵌在骨、木棒的槽中，就成为一种带柄的石刀，可以说，人类的第一把刀就来源于此。这种楔形石核怎样就传播到了日本、朝鲜半岛、蒙古、西伯利亚、北极地区和西北美的阿拉斯加，形成一个马蹄形的文化带呢？

科学研究表明，在远古时期，这些地区之间曾经存在着人群的迁徒和文化交流。地质学家证实，在几万年前晚更新世的冰河时期，全球气候变冷，白令海峡因海平面大幅度下降成为“白令陆桥”，亚洲和北美大陆也连成一片。迁徒的人群后来便通过这个陆桥到达了北美洲。这也从文化的角度印证了美洲的印第安人和我们同属黄皮肤的蒙古人种的事实。

于家沟遗址中，含有人类活动遗存的文化层厚达7米，其时间跨度大约从距今14000年延续到5000多年前。它包含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给我们提供了人类社会中两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丰富的文化信息，清晰地展示了人类从初级到高级、从原始到成熟的发展过程。

张家口新闻网 安俊杰《泥河湾寻根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