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留给二战三大难题
（神秘的地球报道）据参考消息网：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合称为欧洲的又一场“三十年战争”，可见一战对二战的影响之大。要想了解这种影响，首先就要了解一战前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
19世纪以来，经过了两次工业革命，以及各主要资本主义强国的对外殖民扩张和资本输出，世界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整个世界被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世界经济日益联系成一个整体。然而，与这种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相矛盾的是，极端民族利己主义仍然在各国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才成为战争的导火索。
此外，19世纪下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掀起的争夺殖民地的狂潮也对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殖民地问题而引发的战争危机和局部战争骤然增多。正是由于德国在殖民地问题上对英国挑战日益严重，才最终使英国决心与宿敌俄国建立同盟关系，导致三国协约最终建立。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殖民地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一战前的世界主要存在着三个“痼疾”，那就是极端民族利己主义、新兴强国对原有世界格局的挑战以及列强对殖民地的争夺日益激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将它们展现在世人眼前，但是却未能成功地将之解决，相反在某种程度上使之进一步激化，这才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说，一战对二战最重要的影响正在于此。
极端民族利己主义膨胀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没有消除极端民族利己主义的影响，相反在某种程度上使它进一步加深，最终以法西斯主义表现出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为了最大限度动员社会力量支持战争，都不遗余力地进行极端民族利己主义宣传。对战败国来说，复仇成了极端民族利己主义最好的旗帜。当德国被迫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时候，全体国会议员起立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以示不屈。这种极端民族利己主义观念的急剧膨胀为法西斯主义的诞生提供了极好的土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法西斯主义就开始在各国出现，意大利、德国和日本成为其主要代表。
作为极端民族利己主义发展到顶峰的表现形式，从其他国家手中夺取“生存空间”成为德意日法西斯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墨索里尼在上台之初，就主张恢复昔日古罗马帝国的版图。同样，日本民间法西斯运动的领袖人物北一辉在1919年写出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也声称：“日本是一个领土狭小的国家，作为国家生存权的侵略主义也就是日本的正义。”在此基础上，大川周明则提出了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亚洲联盟的思想。德国希特勒提出的“生存空间”理论最有代表性，他要求德国必须拓展它的“生存空间”，建立一个强大的新帝国，成为“地球的主人”。这种“生存空间”理论可以说构成了德意日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指导原则，并且直接决定了其战略方针。
法西斯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种族灭绝理论，这同样也是极端民族利己主义的表现。它将本国的苦难归咎于某个外部“劣等民族”，希望通过用消灭这些“劣等民族”的方式来确保本国的繁荣发展。希特勒在欧洲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墨索里尼在埃塞俄比亚大规模使用毒气，以及日本在中国和太平洋战场进行的大规模屠杀都是种族灭绝理论的具体实施，这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惨无人道的种族战争色彩。可以说，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迅速膨胀起来的极端种族利己主义思潮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基础。
未能建立合理国际格局
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由欧洲列强主导国际格局的状态，将欧洲以外的强国引入了国际争霸的舞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提出了建立一个全球性国际格局的任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清楚地表明欧洲能够单独决定世界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近代以来的历次国际体系都是以维持欧洲均势作为核心任务的，但是随着欧洲国家的衰落，这种做法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国家自身无法决定战争的结局，而不得不寄希望于欧洲以外的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参与。美国、日本和俄国（从西欧政治家的传统观点来看它也被列为非欧洲国家）的崛起对欧洲国家构成了直接的挑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如何将非欧洲强国包括进来，建立一个超出欧洲范围之外的、合理体现世界力量分布的格局是战胜国在和会上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但是，一战后建立起来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却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它有两个致命的缺点。第一个缺点是，该体系的经济中心和政治、军事中心分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跃变成了欧洲的债权国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国际金融中心开始从伦敦转向纽约。苏联则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经济实力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但是，这样两个经济大国却被排斥在凡尔赛体系之外。在凡尔赛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英国和法国虽然仍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但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衰落，它们对国际局势的掌控能力受到极大削弱，在许多情况下都不得不求助于非欧洲国家的帮助来度过危机，比如20年代需要美国帮助解决赔款问题、30年代需要苏联帮助建立集体安全就是突出的例子。没有强有力的经济支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就像“泥足巨人”一样缺乏稳定性。
第二个缺点是，作为这个全球性国际格局的两根支柱——凡尔赛体系和华盛顿体系——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华盛顿体系是为了弥补凡尔赛体系在地域上仅仅局限于西欧的缺陷而建立起来的，但是召开华盛顿会议的时候却几乎没有考虑到欧洲的情况。德国和苏俄没有受到邀请，这样，凡尔赛体系的不满者就不能在其他地方获得补偿，从而无法减轻它们的怨气。不仅如此，华盛顿体系还增添了一个新的不满者——日本。日本由于失去了一战中暂时取得的独霸中国的地位以及认为在确定海军比例时受到了歧视，逐渐走向了与英美等国的对立。更严重的是，虽然华盛顿体系确保了英美在海军总体力量上的优势地位并废除了英日同盟，但是由于它们的利益遍及世界，不得不把自己的海军也分散到世界各地。其结果是，华盛顿体系没有把美国带入欧洲事务，相反却把英法拖进了亚洲事务，使它们背上了新的包袱，让稳定国际局势的任务对英法来说变得更为艰巨。这两个缺陷使得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短命的国际体系，仅仅维持了20年就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解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欧洲强国（美苏）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如果没有它们的支持，欧洲强国连生存都成问题。美国和苏联作为打败轴心国的主力，在安排战后秩序上获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而在此过程中，它们都在有意无意地削弱传统欧洲强国的地位。斯大林在东欧各国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行动，以及罗斯福建立联合国，提出“四警察”的构想，都是希望加强非欧洲强国对于欧洲事务的操控。在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欧洲国家只有两个，而且都逐步失去了世界性影响。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建立全球性世界格局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特征就是欧洲强国的衰落和非欧洲强国逐步取得支配地位。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世界性的国际体系。
民族独立潮流不可阻挡
第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亚非拉广大不发达国家民族意识增强，开始走上了摆脱西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
早在大航海时代，西方列强就开始了对外殖民扩张的步伐。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绝大多数亚非拉不发达国家都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资本主义制度的成功似乎在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心中树立了西方列强不可战胜的形象。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种形象崩溃了，西方国家陷入了彼此之间旷日持久的厮杀，将它们的丑陋和缺陷暴露在世人面前。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都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自己摆脱西方列强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契机，因此，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的是这些地区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
在此背景下，威尔逊将“民族自决”包括进了他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之中，在巴黎和会上也建立了委任统治制度，作为以国际化手段解决殖民地问题的努力。委任统治制度明确指出受任国实行的是“暂时的过渡的统治”。虽然委任统治主要是针对战败国殖民地实行的，而在其他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主权问题上巴黎和会仍然采取偏袒西方列强的立场——比如将德国在中国青岛的权益转交给日本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但它毕竟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解决西方列强争夺殖民地问题的方案——通过非殖民化避免列强之间由于殖民地问题发生直接碰撞。而这恰恰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提供了摆脱西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契机。
正是在巴黎和会后，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从20世纪20年代起，以中国为代表的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凝聚力，对西方国家的强权政治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从“九一八”事变，到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和西班牙内战，不发达国家首先打响了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枪声，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各种抵抗运动的方式，对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意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逐渐觉醒，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殖民体系则走向崩溃。中国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证，中国人民在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做出了巨大贡献，跻身于反法西斯主要盟国之一，迫使美英先后宣布放弃在华特权，并且在《开罗宣言》中指出“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在新成立的联合国中，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国际地位有了极大提高。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是当我们从整体的角度来考察它们的时候，可以看到两次世界大战在推动人类历史发展方面的清晰脉络。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极端民族主义、世界格局变化和殖民地等问题推到了世界的面前，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对此提出了解决方案，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与20世纪初截然不同的世界。（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金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