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石器考古在丁村：回顾、进展、研讨”学术论坛纪要

  

丁村人枕骨化石

（神秘的地球uux.cn报道）据中国文物报：2017年7月1日至2日，由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举办的“旧石器考古在丁村：回顾、进展、研讨”学术论坛在山西省襄汾县举办。参加本次论坛的嘉宾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山西大学、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山西考古研究所、丁村民俗博物馆等单位。山西省文物局、临汾市政府、襄汾县政府、垣曲县文物局等的领导也出席了此次论坛。

本次论坛选择在丁村遗址所在的襄汾县举办，是对丁村考古工作的又一次检验。2014年以来，项目组在丁村一带汾河两岸的黄土台塬、盆地河湖相堆积以及吕梁山山前冲积扇等地貌板块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查。这是丁村遗址群60年来最大规模的系统性考古调查,新发现旧石器和化石地点80余处。调查发掘结果显示：丁村遗址群东侧塔儿山向汾河谷地过渡的山前土状堆积，是丁村远古人类的重要活动区。特别是在与大崮堆山南坡角页岩基岩出露相通的北涧沟→沙女沟→红土寨沟→上庄沟一线的沟谷中发现大量石制品和原地埋藏的人类遗址。而在其他不含角页岩石料的北寨沟和柴村沟中基本没有发现人类活动的迹象，这显示了丁村人对角页岩原料的亲近性和依赖性。2015年以来发掘出九龙洞石器打制营地、老虎坡人类生活营地（或石铺地面） 和过水洞野炊营地（用火遗迹） 等多个原地埋藏的人类活动遗迹和大量文化遗物。特别是2016年以来对九龙洞遗址出土石制品的拼合研究，拼合出104个拼合组，共计588件，拼合率达到了22%左右，充分表明该区域内曾连续有人类活动。这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丁村远古人类的活动范围、生活轨迹及其行为链条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和宝贵资料。近些年调查发掘结果显示，丁村遗址群东侧塔儿山向汾河谷地过渡的山前土状堆积，是丁村远古人类的重要活动区。

论坛以丁村遗址和中国旧石器考古新进展，共享旧石器考古新成果，探讨交流旧石器考古工作经验为主题。开幕式后，与会嘉宾观摩了丁村遗址群老虎坡遗址、九龙洞遗址和过水洞遗址出土的标本。与会专家对三处遗址出土的标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尤其是对九龙洞遗址大量的拼合标本给予了高度评价。

随后的学术报告环节，7月1日上午共有4个主题报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王益人研究员分三个阶段系统回顾了丁村遗址群过往的考古工作，介绍了近年来考古工作思路的转变和丁村遗址群的调查发掘工作。在塔儿山向汾河河谷倾斜的剥蚀堆积黄土台塬区新发现旧石器地点80余处，并对其中的3处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人工建筑遗迹、用火遗迹、石器打制现场等重要遗址现象。新的发现是丁村遗址群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为丁村遗址群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材料。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幼平教授从现代人出现和农业起源两大学术热点出发，介绍了嵩山东麓地区近年来旧石器考古工作的新进展。报告对老奶奶庙遗址、新郑赵庄等不同时期和类型的遗址进行了细致梳理和研究，对其中所体现的砾石/石片工业的转变、象征性行为的出现、石叶技术的应用、生计方式的变化以及新旧石器的过渡等做了深入探讨。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惠民研究员详细介绍了宁夏地区晚更新世末水洞沟第12 地点和鸽子山第10地点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从微观层面上对其中首次发现的建筑类遗迹、石磨盘、石磨棒等重要遗迹遗物进行详细介绍，并对其所反映的人类行为的变化进行了探讨。从宏观上对二者的关联进行了讨论，认为二者基本涵盖了西北地区晚更新世古人类遗存的主要地貌单元，具有地层保存良好、年代重合、信息量巨大、材料互补性强等特点。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高星从主要野外工作收获、重要研究进展与成果两个方面对中国旧石器考古近年来的新收获、研究现状等进行了介绍。同时认为目前我国旧石器考古存在学科发展与培养重视程度低与学科压缩、边缘化的局面未得到根本改变；人才队伍过小，就业市场呈现恶性循环；大学紧缺合格的旧石器考古专业教师；实验室平台建设有待加强等诸多问题。

7月1日下午的学术报告内容多样，涉及范围广，既有理论研究又有新成果汇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赵凌霞研究员在对丁村人化石进行研究后认为丁村人化石已具有更多的早期现代人特征，可归入早期现代人，其印加骨的特征支持东亚现代人本地起源，对于解读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复旦大学陈淳教授以丁村遗址研究范式的演变为切入点，回顾了中国旧石器考古范式的变迁。对当下旧石器考古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需要对目前的工作现状深刻自省，应该采取一种功能观和动态的系统论框架来看待文化与环境关系，了解文化在维持生计中所起的作用，从人类的流动适应来观察遗址的位置，石制品制作的性质和功能，以及石制品组合在游群适应上的意义和作用。遗址形成过程研究、埋藏学、石器技术、实验分析、微痕观察、人地关系和遗存空间分布以及人类认知考古学的探索都应当受到充分的重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徐新民研究员介绍了钱塘江流域、曹娥江流域和苕溪流域旧石器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并对其文化特征、成因等进行了分析。北京师范大学杜水生教授详细介绍了河南栾川龙泉洞遗址的地层分布、年代测定、石器技术、空间利用等，并对现代人出现问题进行了讨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峰研究员对剑川象鼻洞遗址光释光年代进行了新的探讨。河北师范大学赵海龙副教授系统梳理了近年来泥河湾盆地的考古工作，介绍了发掘的主要遗址，总结了考古工作的新进展和新特点。首都师范大学陈宥成博士系统梳理了中国南方和北方自早更新世至全新世发现的盘状石核，认为盘状石核早、中更新世开始出现，晚更新世早中期繁荣，晚更新世晚期衰退，全新世再次繁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李锋以甘肃杨上遗址为切入点探讨了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旧石器中期晚段这一关键时期遗址的时空分布、石器技术、石制品组合等。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任海云助理馆员详细介绍了太行山西麓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类型、文化特征、文化渊源，认为其与我国北方石片石器传统一脉相承。

7月2日上午，与会学者前往丁村遗址群九龙洞遗址、过水洞遗址、老虎坡遗址进行参观考察，对九龙洞遗址的形成过程、石器打制现场，过水洞遗址地层年代、底部砾石层所含黑色物质，老虎坡遗址“石铺地面”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高度评价了考古发掘工作，认为是丁村遗址群考古发掘的重要成果。

7月2日下午，重新回到室内继续进行学术报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赵静芳博士从石制品微痕等不同角度出发研究了赵庄遗址出土的古菱齿象头骨，认为其具有食物和象征性双重意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杨石霞助理研究员对丁村遗址石核的剥片技术、石器修理技术等进行了新的研究，探讨了其与洛南等区域的关系。山西大学石晶对大同地区近年来考古工作的新发现进行了介绍和梳理，认为新的石器和化石地点的发现填补泥河湾盆地山西区域旧石器分布空白。

报告结束后举行了圆桌讨论。专家学者们对丁村遗址群近年来在黄土台塬地区的考古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从河流相地层到黄土沟谷的调查发掘突破了之前丁村遗址考古模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九龙洞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丁村人石器打制技术、行为模式有重要意义。同时提出尽快推进年代学、地貌学和地质框架等方面的研究。高星特别强调：目前仅仅依靠考古经费做这样大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明确学术导向，组织协调埋藏学、年代学，古环境的各方面力量，争取国家层面的支持，申请国家社科基金和自然科学基金等大项目，同时省级资金也应该支持丁村遗址的深入研究。此外，专家学者就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研究目前的热点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相关报道：丁村遗址发现的意义及其在中国旧石器考古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

（神秘的地球uux.cn报道）据中国文物报：丁村遗址的发现、发掘和研究在中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学科的发展和相关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和持久的影响。

丁村是建国后在中华大地上首次发现和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标志着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独自走上了国际学术舞台。此前中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尽管因为周口店遗址及相关材料的发现与研究而声名鹊起，但在中国所发现的遗址屈指可数，材料十分有限，对这一区域远古历史还只能是管中窥豹。丁村遗址群出土了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使得神州大地上人类演化历史的重建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另一方面，该遗址给了中国学者独自开展科考工作、证明自己研究能力的契机。以前包括周口店、水洞沟和萨拉乌苏等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或由西方学者操刀，或由西方人主持。裴文中、贾兰坡作为中国旧石器考古的奠基者，也是在西方学者的指导下进行，在西方的学术体系下工作。丁村的考古工作首次由中国学者独立承担，裴文中和贾兰坡亲临现场，主持发掘与研究，及时出版了《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裴文中主编， 科学出版社， 1958），开启了该遗址长期发掘与研究的先河，也带动了日后在山西乃至全国范围的许多重要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与发掘。60年间，丁村遗址新的发现层出不穷，研究逐步深入，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泥河湾的一件石制品和周口店第13地点的石器遗存作为“最早的人工制作的迹象”，将周口店中国猿人文化称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早段”，将周口店第15地点称为“旧石器时代早期晚段”，将“河套文化”定位为“旧石器时代中期”，将山顶洞文化界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这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的最早雏形。1948年裴文中将其修订为：早期为周口店第13、1、15地点，中期以“河套文化”中的水洞沟和萨拉乌苏为代表，晚期为山顶洞遗址。随着丁村遗址的面世，裴老在1965年发表的《中国的旧石器时代—附中石器时代》一文中，将中国猿人文化、蓝田猿人文化和匼河文化作为中国旧石器早期的代表，将丁村文化作为旧石器中期的代表，而将萨拉乌苏、水洞沟、山顶洞遗存作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这样的分期方案以后虽有微调（包括将周口店第15地点列为中期遗址），但基本框架得以保留并沿用至今。丁村遗址，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和重要链接点。

丁村遗址对构筑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体系起到过重要的影响和积极的促进作用。作为一个舶来的学科，在起步阶段难免对西方的学术体系照单接收。丁村的文化遗存被发现后，裴老等很快发现它和欧洲的石器类型与技术有很大区别，尝试摒弃照搬欧洲石器类型学，为建立符合中国材料特点的类型学进行探索：将丁村的石器划分为石核石器和石片石器两大类，在大类之下又定名了“球状器”“单边形器”“多边形器”“厚尖状器（三棱尖状器、鹤嘴形尖状器）”和“小尖状器”等。这样的分类更多依据器物的形态特征，而疏远传统上以人为判断的功能为标准的分类原则，应该说更具客观性和可操作性。裴老等还发现丁村的石制品不但与欧洲的旧石器文化迥异，与当时已发现的周口店、水洞沟、萨拉乌苏等遗址的出土标本皆有不同，于是将其命名为“丁村文化”，并开始思考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问题。贾老更是在此基础上提出华北存在两大并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传统的假说，并将其中的大型工具传统定名为“匼河—丁村系”。在对丁村石制品的分析中，研究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打片和使用实验，在此基础上提出“碰砧法”、“使用石片”等概念，这对以后我国实验考古学的发展和类型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研究者还注意到古人类在该遗址广泛使用角页岩作为石器的原料，而这种材料的特殊性与丁村独特的文化面貌具有很大的相关性，这也使日后学术界更加关注原料对石器技术与类型、形态的影响。这些成果与影响，使丁村成为新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科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丁村遗址的发现推动了对中国与欧洲旧石器文化的比较研究。与当初水洞沟遗址被发现时学术界对其与欧洲石叶体系存在关联的认知和对周口店北京猿人独特的本土文化的认识不同，丁村的石制品使中外学人产生了长久的争论，对该遗址是否存在预制石核程序和系统规范的剥片技术，是否存在以手斧为代表的阿舍利技术体系，学术界莫衷一是。少数西方学者认为丁村遗址出土手斧，表明远古东、西方人群间曾经发生过迁徙与文化交流。中国也有学者认同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第一件手斧出自丁村，并以丁村的材料为基础提出汾渭地堑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手斧富集的三大区域之一。对丁村手斧的争议，发端于一件特殊的标本（P.1889），在原始报告中被称为“似‘手斧’石器”。其实该标本与丁村遗址、“丁村文化”没什么直接的关系，是从丁村东约5公里的沙女沟的地面上捡到的。丁村遗址的原始发掘报告对此作了清楚的交代，但有的学者或许不明就里，误将其当成丁村遗址的出土物乃至代表性的器型，直至今天还在此问题上继续引申和发挥。

古学、脊椎动物学、地层学、年代学皆参与其间。这一传统在新中国未被否定并得以维持和发展，丁村功不可没。因为遗址出土了人类化石、石制品、软体动物化石、脊椎动物化石，研究时这几个领域的专家便顺理成章参与进来。又由于遗址埋藏于黄土和河流相砂砾层中，地质学家和年代学家也卷入其中。一些石制品受到磨蚀，表明一定程度的搬运和再埋藏，于是埋藏学也在这里找到了用武之地。这样，多学科协作便由舶来品变成我们自己的研究传统，在元谋、大荔、金牛山等很多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中被发扬光大。

丁村遗址还对新中国相关学科的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该遗址由贾兰坡、裴文中先生主持发掘与研究，包括吴新智、邱中郎、王建、吕遵谔、张森水等很多第二代学人参加了发掘工作和后续研究，他们又继续指导学生和后辈学人在此学习和工作。作者本人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就被导师张森水先生安排到丁村遗址做发掘实习，与李占扬兄同吃同住同劳动近两个月，打下了旧石器考古的田野基础并初步掌握了对石制品的分类、测量和分析的技能。如今，王建先生的公子王益人兄仍在遗址挥洒汗水，延续学科的血脉。

当然，当年丁村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也不是尽善尽美。由于是配合基本建设，也由于工作点多，发掘面积大，发掘方法粗放、急躁，摒弃周口店时期建立的精耕细作的传统。没能对遗物的位置和埋藏情况给予足够的关注，野外记录也不如周口店那样详细、完备，在发表的发掘报告中，野外工作仅用半页纸寥寥带过，未能提供翔实的信息。这其中的缘由已无从探究，但事实证明这种粗犷的发掘方法存在许多问题，也与国际上先进的发掘方法和理念背道而驰。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们才在野外发掘和标本、信息获取方面重新与西方接轨。另外，发掘报告和后续研究文章效仿古生物学研究中选择“模式标本”的范式，只选取少量“典型标本”加以描述和研究，未能提供更全面、客观的材料与数据，以致很长时期内人们误认为“丁村文化”是以大型砍砸器、大三棱尖状器等为主导，碰砧法为古人类在该遗址的主要剥片方法，无法对其文化面貌获得全面、合理的认识，也使贾老的华北两大旧石器文化传统的假说陷入误区。类似的做法，在很长时期内，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特色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当然，这是后人站在先哲的肩膀上所做的观察与思考，并不意味着对前辈的丰功伟绩和滋养了学科发展的丁村这方热土所做出的历史贡献的否定。（原文发表于《中国文物报》2014年10月17日，作者：高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