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发展模式应对“人类世”生态危机
（神秘的地球报道）据中国社会科学报（王悠然）：近日，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政治学教授罗宾·埃克斯利（Robyn Eckersley）在“对话”网站发表文章《“人类世”提示无民主、无人类世界的风险》（Anthropocene raises risks of Earth without democracy and without us），探讨“人类世”、生态环境危机与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和人类进步理念的关系，引起广泛关注。
人类活动威胁地球“宜居性”
“人类世”由美国生物学家尤金·斯托莫（Eugene Stoermer）和荷兰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zten）在2000年正式提出，指人类活动对地球生态系统产生巨大的全球性影响的时代，在“全新世”（Holocene）之后。2014年10月，国际地层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Stratigraphy, ICS）下属的“人类世”工作组（Anthropocene Working Group）在德国柏林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是否应采用“人类世”命名人类当前所处的地质年代，但尚未得出结论。关于“人类世”的起始时间，科学界目前也无定论，常见的观点认为“人类世”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也有人提出了不同说法。
无论从何时划分“人类世”与“全新世”更加科学，“人类世”的特征已明确无疑，即塑造地球系统的主导力量掌握在人类手中。“全新世”时，人类进入现代人阶段，人类文明在世界各地发展兴盛起来；而在“人类世”时，人类有可能遭遇突发的、灾难性的环境变化。2015年1月，多国生态环境专家在美国《科学》杂志联名发文表示，9个“行星界限”（Planetary boundaries，指人类在地球上的“安全操作空间”）中已有4个被突破，其中还有2个是“核心界限”，这意味着人类活动增大了地球“宜居性”降低的风险，地球未来或将进入充满不确定性的新状态。
“如果我们不能及时遏制气候环境持续恶化，极端天气事件、自然灾害、资源匮乏将导致全球大量人口失去生计，冲突、战乱频发。”在埃克斯利看来，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未能良好地服务于环境保护，组织有序的私人利益集团可以轻易地影响政治决策，从而产生不符合广大公众利益的政策；究其根本，是由于西方国家的政治代表无需为他们的决策给非公民（non-citizen）如子孙后代、除人类外的其他生物造成的跨时空的生态后果和社会后果负责。
埃克斯利表示，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更强调人作为一国国民的身份，而“人类世”则强调人作为“地球人”（Earthling）的身份，人类同居一个星球，人们没有理由将因自身活动带来的生态风险转嫁到其他时空的人类和他类身上。
落后的发展理念催生生态危机
有学者对“人类世”概念提出质疑，认为其在关注“地球人”共同命运的同时，忽略了阶级、种族、性别等其他层面的社会不平等，转移了人们对权力、地缘政治、帝国主义遗留影响等关键因素的注意力，而正是后者造就了世界发展过程中，收益与成本分配的高度不公。2014年，瑞典隆德大学人文地理学系教授阿尔夫·霍恩伯格（Alf Hornborg）与博士生安德里亚斯·马尔姆（Andreas Malm）合作发表论文《人类地质学？对“人类世”叙事的批评》（The geology of mankind? A critique of the Anthropocene narrative），提出（人类）种族内不平等是当前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
对此，埃克斯利不置可否，但他强调，促生“人类世”的社会力量和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依赖于19世纪的人类进步理念，而这种理念已经与我们所处的新时代严重脱节。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是随着工业革命展开、化石燃料经济兴起、代表“生产者利益”的政党形成而发展的。其背后的思维是，自然环境不过是人类“戏剧”上演时的“背景幕”，环境应服务于人类的集体自决（self-determination）、个人自我实现与解放，而不是对其构成制约，我们可以充分取用地球的资源，以追求所有人的自由和进步。这种思维让人联想到“人类豁免主义范式”（Human Exemptionalism Paradigm），这一概念由美国社会学家莱利·邓拉普（Riley Dunlap）和威廉·卡顿（William Catton）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其含义是“人类独有的创造，即语言、技术、科学以及广义上的文化，使工业化社会免受自然环境的约束”。邓拉普和卡顿认为，社会学的学科传统体现出“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思想，将人类看作地球上最核心、最重要的物种，人类有别于且高于自然，人的生命具有内在价值，而其他生物、非生物只是为人类服务的。
埃克斯利说，无论当今的生态环境危机应定性为人类引起的（anthropogenic），还是社会引起的（sociogenic），“人类世”都启示我们，要从更宏大的地球历史背景下审视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
西方民主制度难根治生态问题
如一些学者所言，“人类世”一词本身只是地质年代划分的名称，其核心意义是人类对地球系统的改变而不全然是破坏，然而，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种种现象，也实实在在地摆在人们面前。对此，西方国家有没有足够的应对能力？澳大利亚西澳大学国际政治教授马克·比森（Mark Beeson）对记者说，要想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地球公民的集体努力，必须对现行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做出巨大调整。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蒂姆·海沃德（Tim Hayward）认为，环境立宪（environmental constitutionalism）和环境公民身份（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是应对上述挑战的关键途径：环境立宪有助于对“放纵”的市场力量保持一定的政治控制，预防环境及其他社会公益领域内的逐底竞赛；环境公民身份主张公民有责任贡献于可持续发展，公民的个人行为应与公共环境利益相符，相较于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环境公民身份更加注重公民的环境责任和义务，而不仅仅是环境权利。然而，海沃德也承认，只要环境保护行动涉及利益牺牲，西方民主制度就很难在这方面取得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