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的史前环境

“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是近年来甚受重视的学术课题。在这一课题之下，出现了把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相结合、历史研究和现实研究相结合、中国问题和国际视野相结合的研究趋势。为使这一课题能够充分关注研究对象在占远时代的状况因而关注现代问题的初始来源，充分关注新出现的大批考古学资料因而关注涉及人地关系的若干直接证据，我们撰写了本文，希望这种关注有助于把当前的问题纳人一个较广阔的知识系统，使之得到发展动力方面的说明。

本文所说的“史前”，主要是指晚更新世末期以来至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之前，也就是18000年前到3000年前。这10000多年时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其一为晚更新世末和全新世早期，这一时期本区存在的考古学文化有三山旧石器遗存；其二为新石器时期，本区存在马家洪、裕泽等考古学文化；其三为铜石并用时期，即良诸文化、马桥文化时期。这五种考古学文化分别处于约公元前第八、第五、第四、第三、第二个千纪。选择这一时间段进行讨论，目的在于认识人类早期文明同环境的关系。

由于同样的原因，本文只讨论长江三角洲的陆上部分，而忽略其水下部分。这一意义上的“长江三角洲”，位于江苏省东南部、上海市和浙江省北部。其J匕界自扬州、泰州、海安至洋口，其西界从镇江经茅山东麓到莫千山东麓，南到钱塘江。以长江为界可以分为南北两翼[1]。

一、晚更新世末和全新世早期

距今18000一15000年前，是大理冰期的盛冰期。随着大规模海退，海岸线已外推到东海大陆架的边缘。此后.全球气候进人晚冰期阶段，海面迅速回升。但随着气候的剧烈波动，海面也发生过多次剧烈波动。至9000一7500年前之间，上海地区成为滨海—滨海沼泽环境。海面约在7000年前上升到接近最高点。此后海面上升速度明显减缓，长江海岸区沉积量超过侵蚀量，三角洲新陆开始进积[2]

晚更新世末的杭嘉湖平原，由于长期受古钱塘江及其大小支流的侵蚀切割，形成了指状展布的地形格局。在今天的太湖与钱塘江之间，古台地与西部丘陵之间存在一条南北向的低谷，此应为古钱塘江北岸的一大支流；古台地东南缘于今海盐至金山卫一带的一条低谷，此应为另一条古河道。

大约在8500年前，海水侵入杭嘉湖平原东南隅的海盐至乍浦一带以及平原西侧的谷地，后者遂成为河口湾。此后海面继续上升，高台地区中小河沟下游被浸淹，流水的侵蚀和切割作用减弱。至早全新世后期，高台地区的大部分沦为低盐沼泽地[3]

将近10000年前，现在为太湖平原的地区地势崎岖不平，宽谷、丘陵相间，河流湍急[4]。花粉分析表明该区主要为针叶林—草地植被，这意味着当时的气候比现在干冷[5]。在太湖之中的昊县三山岛，1985年发掘了约10000年前—旧石器时代末期的遗址，另在岛上山地裂缝中发现了6个目20个种的哺乳动物化石，包括虎、俄狗、犀牛、熊、水牛等。从石器组合情况看，当时的经济形态是以渔捞为主、狩猎为辅。这一发现被命名为“三山文化”，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最早有人类生活的证据[6]。

全新世海浸大概在7ooo年前左右达到最大范围，此后影响三角洲南翼地理环境的最大的变动因素恐怕就是太湖的形成了。然而，这段时期也有比较固定的因素，那就是形成于上海西边的一系列贝壳砂堤。

全新世以来的海进是否曾侵人太湖地区？太湖是不是由泻湖形成的？构造沉降是不是太湖形成中的重要因素？这些都是人们争论的问题。除了主张由某个单一因素起决定作用的学说—如泻湖说、构造说、堰塞说—以外，也有人持多因素共同作用的观点，甚至还有人认为在2500年前曾多次发生太湖海侵[7]。

其实，从各种资料看，全新世海侵仅到达江阴、谢桥（常熟北部）、太仓、马桥一线以东，而未到达该线以西。但古太湖与大海之间仍有若干通道，这些湖海通道包括古昊淞江水系、湖州—杭州的河口湾等。湖海通道的水，其化学性质与海水相近，故海洋中的生物可以上溯到湖海通道的许多地方。所以，在太湖平原6000年前的岸线以内发现海相层和海相动物化石并不奇怪[8]泻湖说的说服力是不够充分的。

关于“冈身”的记载则最早见于10000年前郊直的《水利书》和朱长文的《昊郡图经续记》。这些“冈身”的位置今在江苏福山和上海潜径、拓林之间的连线—一条略微外凸的弧线上。它们几乎平行排列、断续延伸，整个冈身带宽4—8公里，高0.5—2.0米。冈身的形成时间在7000年前—3000年前之间，据推测当时海岸线就在其附近位置川。

二、新石器时期

马家洪文化是本区目前发现的第一个新石器文化。此期处于较稳定的暖湿气候时期，虽然其间也有过较为温凉偏干的时段。此期的海平面相对稳定，年平均温度比今约高2-3C [10]

6000—7000年前，长江河口是一个以镇江、扬州为顶点的三角港或河口湾。三角洲两翼还没有成陆。上海东部地区为滨海浅海环境[11]。海岸线在福山、太仓、外冈、方泰、马桥、潜径一线，并形成了最西的一道冈身。常州、无锡、常熟、昆山和青浦一带是长江河口地区的基岩山地，地势相对较高，自全新世以来一直处于陆相环境[12]

杭嘉湖地区的大片台地被浅水浸淹，处于潮坪及浅水泻湖环境。但海宁附近的高桥、石门、上市一带，嘉兴附近的现代太湖沿岸以及昊江至嘉善地区，为低盐沼泽和小块稍高起的平原。这里虽然会受到特大高潮的侵袭，但经过人工填土加高，已初步具备了可以栖息的条件‘川。另外，吴兴邱城附近有石灰岩分布，湖州一带有火成岩和变质岩零星分布，也可以是当时人择高而居的对象[14]

在三角洲地区发现的马家洪文化遗址就分布于上述成陆早、海拔高的地带。

裕泽、抒墩、草鞋山、青墩四处遗址的抱粉分析表明，抱粉组合中，以草本花粉为主，其中水生植物花粉占有优势。例如在咸水、淡水环境中都宜生长的眼子菜、黑三梭以及香蒲、寥等，说明附近有大面积水域。木本花粉占有一定比例，其中以常绿阔叶的青刚栋和拷属花粉最多，并有阔叶落叶的栋、榆、桑和针叶的松等，反映附近山地是常绿阔叶和落叶阔叶的混交林。动物遗骸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马家洪文化诸遗址都出土有梅花鹿、四不象、野猪等林栖性动物的遗骸，表明附近原是范围很广的原始森林；璋、水牛属种是喜生活在近水域地区的偶蹄类，这两种动物的出现与大面积的湖沼、河流相关；龟、鱼等的遗骨则表明还有水塘和小河之类的小型水域。另外，各遗址出土的多种植物种子和果核，如稻谷、梅、菱、葫芦、核桃、橡子等，同样证实了当时是温暖潮湿多雨的中亚热带气候‘巧!。

马家洪文化的生计以水田稻作为主，兼有狩猎、渔捞、饲养、采集。罗家角遗址发现了70000年前人工栽培水稻遗存。手工业中的制陶业已有较充分的发展，玉器工业开始起步，草鞋山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纺织品实物，漆器也有发现[16]。可见马家洪文化的居民拥有较丰富的文化装备。这些文化装备，在相当程度上是为适应当时的环境而积累起来的。例如作为河湖密布、潮湿多雨环境的产物，马家洪文化的房屋以干栏式为主，即使是地面式建筑，其室内地面也经过夯实或用砂粒、蛤俐壳、粘土、小石子夯实烧烤[17]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距今6000年左右，马家洪文化的居民已开垦了初具规模的原始水田，并因地制宜发明了两种灌溉系统：一是以水井为水源的灌溉系统。其特征是以打破生土的各种形状和深度不等的水井作为稻田的供水来源，所有水井、水沟、水口、稻田相互贯通，互为配套。这种灌溉系统在气候温凉偏干、地表水减少、地下水下降的时候，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二是以水塘为水源的灌溉系统。其特征是所有稻田都围绕若干大水塘分布，部分稻田有水口直接与水塘沟通。由于稻田是彼此串联的，故稻田所需的水量可通过水口调节。这种灌溉系统既能灌溉，又能排水，适宜于气候温暖、水域面积扩大、垄地之间富集积水带的时期‘’吕’。

接下来的一个千年是裕泽文化。这一时期是气候剧烈波动、环境较差的阶段，可能使裕泽文化的发展受到制约[19]。

裕泽文化遗址在太湖的J匕部（尤其是苏州、常州地区）、东部（冈身内侧）、南部（杭嘉湖地区）都有分布「20」。但在三角洲北翼只有海安青墩。当时这一地区紧靠大海，换言之，三角洲两翼基本上仍没有成陆，江北的海岸线位置大约在阜宁一一盐城—东台—海安—泰县—泰州—扬州一线[21]。江南的海岸线位置变化不大[22]

裕泽文化早期的抱粉组合与马家洪文化时期基本相似，遗址附近山地为常绿阔叶、阔叶落叶的混交林植被。晚期，常绿阔叶树种青刚栋、拷属已不存在，针叶树中喜凉的柏科花粉增加，而水生植物减少，反映当时附近山地的植被变为阔叶落叶、针叶混交林，气候比目前凉干，湖沼面积有所缩小。到了裕泽文化末期，抱粉中的青刚栋数量增加，水生植物的花粉数量也增大，反映气候又开始回升，水面趋向扩大[23]

裕泽文化的经济形态与马家洪文化差不多.但水平要高。如稻作农业已开始了从耙耕农业向犁耕农业的过渡，制陶业有了较大的进步，玉器工业亦逐渐成长起来[24]

三、铜石并用时期

本期主要有两种考古学文化：良涪文化和马桥文化，分别处于约5000—4000年前和4000—3000年前。

良诸文化遗址在数量上比裕泽文化增加了许多，大部分出现在裕泽文化的空白处。抱粉分析表明，良诸文化时期木本植物中常绿阔叶树种的百分含量降低，落叶阔叶树种的百分含量上升；草本植物中，水生植物的百分含量降低，而陆生植物的百分含量上升。说明气候由温湿向干凉发展，水域面积缩小，陆地面积扩大。从遗址分布的变化来看，早期遗址海拔较高，多在太湖北部，与裕泽文化晚期遗址的分布区域大体相同；到良诸文化晚期则出现了大量低海拔的遗址，分布范围向太湖的南部、东部发展—如在太湖、澄湖、淀山湖的湖底发现了大量水井，杭嘉湖平原发现了大量主要属于晚期的遗址，冈身上甚至冈身外也有良诸文化晚期的遗址出现。这一现象表明，此期的海平面不断下降，造成地下水位降低、湖泊干涸、海岸线后退[25]

良浩文化末期，环境突然恶化。在良诸文化层的上部普遍发现有一层淤土、泥炭和沼铁层，说明当时有一次很大的水灾。据研究当时还发生了急剧的降温。良诸文化在这一时刻令人惊异地消失了，有理由认为，这与环境的变化有着很直接的关系[26]。

至于在青墩遗址以东的隆政乡吉家墩遗址所发现的裕泽—良诸文化层，则说明在三角洲北翼陆地面积有所扩大[27]

良诸文化时期的文明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以水井为水源的灌溉系统继续利用于农业生产[28]农业生产进人了人力犁耕阶段，其标志是普遍发现的石制犁桦、破土器和耘田器；湖泊面积缩小，使耕种面积大幅度增加；菜蔬瓜豆、果树等各种园艺作物得到栽培；手工业如丝麻纺织、漆木器、竹编、草编、制石、制陶业等也很发达，尤其是玉器制作工艺处于非常突出的地位。另外，出现一r人工筑成的土台形陵山、祭台，墓葬中发现了人殉及仪礼用玉现象，整个社会呈现出明显的金字塔式的分层结构[29]。

良诸文化不仅空间上、在相当辽阔的地区范围内对同时期文化产生了影响，如波及到大演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薛家岗文化、樊城堆文化、石峡文化，而且影响了夏商周文明的形成[30]

同良诸文化一样，马桥文化也开始于气候回升，而结束于气候恶化。在这一时期，北岸岸线逐渐淤展到扬州—黄桥—磨头一线[31]。杭嘉湖地区南缘的浅海湾逐渐淤浅成陆，西侧湖州—杭州间的湖海通道也渐渐淤浅[32]

在太湖周围的大部分地区都发现了马桥文化遗存，但马桥文化遗址的数量要比良淆文化少。马桥文化存在于公元前第二个千纪，大体相当于夏代和商代。它只延续了一部分良洁文化的因素，却融人了大量外来文化因素。同良诸文化的光彩比较起来，马桥文化要显得暗淡得多了[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