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的立身之本

（神秘的地球）据中国社会科学网（张杰）：“迄今为止西方人类学主要做异文化研究，大部分理论范式都诞生于那些没有多少文字记载的社会里，来自这样的社会经验中的理论在诠释中国时肯定会遭遇困境。相反，植根于中国人民的文化经验，广泛而深入地参与田野调查，一定会提炼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类学理论解说模式。”在青岛大学副教授杜靖看来，扎根民间从事田野调查无疑是推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真正路径。

杜靖主要从事汉人社会和中国人类学史的研究。事实上，早在2002年，杜靖就开始围绕山东省临沂市一个名为闵村的村落进行田野调查，历经十年，对传统九族制进行了现代民族志检验，并为华东这个村落中的五服九族制度实践撰写了一部长达72万字学术专著，近年来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而通过基层田野调查提炼出的“喷泉社会”或“九族连环”理论模型和中国“九族——宗族”理论模型已在人类学、社会史、海外中国经验研究等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

十年田野调查推进学术研究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杜靖主要从事鲁南民俗文化的调查研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民俗和区域社会历史文化知识。后来杜靖将研究兴趣和研究领域逐渐转移至汉人社会与中国人类学史。2002年—2003年，杜靖开始关注其故乡周边闵村这样一个鲁南地区的小村落，从此开始了他对此地十年的调查研究。

2004年春节期间，杜靖开始对闵村进行严谨的人类学调查，对闵村周边的地理概况、村落的人口与经济结构、村落的历史过程、闵村的宗族组织与功能、闵村的丧葬制度与亲属服制等要素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并做了详细记录，2004年8月份，第一期调查结束，杜靖获得了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

英国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人类学家应该采用参与观察的方式，完全投入到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了解当地的文化，收集当地资料。杜靖告诉记者，在调查研究中，为了不打扰乡村世界的生活节奏，他采取了灵活的策略：“发生什么，我就观察什么、访谈什么并记录什么。白天观察、调查，晚上整理笔记。应该说，大量民俗文化的调查，并不是询问得到的，我是在参与过程中获得了资料。”

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杜靖与当地人的关系逐渐熟络起来，杜靖告诉记者，与闵村人慢慢熟悉之后，闵村人经常邀请他介入他们的生育、婚姻、丧葬、祭祀、庆典等民俗活动，甚至日常宴饮。“我不是一个看客，很多事情我是按照乡村世界的民俗制度参与其中的，或者说我就是闵人文化活动的实践者之一。”

在杜靖看来，他是一个标准的“土著”报道人。杜靖告诉记者，当年林耀华和费孝通早年的田野地点也是选在他们所熟知的乡土社会里面。杜靖认为这样的调查方法可以看做早期燕京学派脉络的一种主动而有特色的追求。

在随后的几年时间内，杜靖几十次重访闵村，为了弄清闵氏宗族的脉络，杜靖还前往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等省份进行调查研究，众多田野村落留下了杜靖开展田野调查的足迹。从2002年开始关注闵村到2012年的十年间，杜靖撰写的72万字专著《九族与乡村——一个汉人世界里的喷泉社会》出版。。

田野调查既要“融进去”也要“走出来”

杜靖用苦乐并存来总结10余年田野调查体验。“入蒙山，厉危境，险坠崖而死；涉沂水，遭山洪，几为漩涡吞没。”杜靖告诉记者，在闵村调查过程中，他曾几次遭遇危难，田野调查也一度受到资金匮乏的限制，但还是一直坚持了下来，十年前，初进闵村时还是风吹黑发，现在已经是霜上白头了。田野调查虽然辛苦，但杜靖依然甘之如饴。“瞻仰宗祠、阅读古碑、与当地人交谈，也是一件至为快乐的事。”杜靖用一首小诗描绘了他从事田野调查的情形：阅谱抄碑寻古档，街谈巷语缀成行。此生心系于何处？陌上行囊走关江。

田野调查是一种实地调查，在实际调查中，通过自己的体会来描述当地人的心理和观点，以一种新的视角观察和体会当地人的文化和心理。一个真正从事过田野调查的人都知道“咨询人”的重要性，杜靖在闵村的田野调查不仅有丰富的“咨询人”，而且还与当地村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种完全融入当地人生活的样态，成为杜靖田野调查成功的保证。

“大多数情况下住在闵村闵庆新老人家，有时也住在闵令勤老师等人的家中。他们热情地欢迎我居住，把我当成自己的亲人。就连闵庆新老人家中的爱犬也把我视作那个家庭中的一员了。” 2010年麦收后杜靖重访闵村，得知闵庆新老人去世后，曾前往闵庆新老人的坟上祭祀并磕头。

在人类学研究中，与被调研人过分的感情纠葛容易影响民族志书写的客观性，作为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者，杜靖在自己的田野调查中，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民族志书写时从当地人生活中“走出来”，坚持实验民族志的学术立场。杜靖告诉记者，为了保持客观性，他要经常进行反思。“当我根据田野调查资料质疑某种理论观念时，就提醒自己：是否为了反驳它而遮蔽了另外一些不利于自己的论据，从而使自己走到另一个极端？我的访问对象是否具有社区代表性？是不是过多地听取了男性被访者的声音而忽略了女性的感受和理解？被访者是不是为了某种目的而故意选择了一种陈述，从而未告诉我历史的真相？”

除了与诸多学者讨论田野调查内容外，为了保持民族志足够真实客观，杜靖还与闵村当地人讨论书稿内容。“2011年11月5日，我与闵村人闵庆龄、闵繁林、闵繁代数人讨论书稿内容至深夜。我或者根据他们的意见对个别地方进行调整，或者不同意他们的局内人的看法而并陈其意见于注释之中。我有意识这样做，目的在于反思民族志作者的书写霸权。”杜靖认为，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形成的成果要具有一些后现代实验民族志味道。

用中国人类学理论解释中国社会

记者了解到，当下中国人类学的研究仍然比较依赖西方人类学理论，拿西方人类学理论解释不断变化的中国现实。英国人类学家Edmund Leach和Maurice Freedman曾意识到，要想认知中国就必须有足够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和高度而复杂文明的社会。杜靖告诉记者，扎根于中国本土，用田野调查的方式收集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属于中国本土的人类学理论才能更好地解释中国社会。

根植于闵村等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研究，杜靖将现代民族志书写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不仅对传统的九族制习俗与理论进行了系统地梳理，而且还把九族亲属制度放置在地域社会中进行考察，提出了极富解释力的喷泉社会或九族连环社会解说模式。回顾自己的田野调查历程，杜靖坦言他从最初走“国际规范化道路”到转向“立足于本土经验和发扬本土智慧”，最后落脚于中外相通理论之结合，而终于寻找到一个本土概念和理论架构——九族。

人类学学者们认为，在乡村组织形式上，这一新的九族连环社会解说模式将与传统的市场层级理论、祭祀圈理论、信仰圈理论、水利组织等一系列传统理论一起，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一个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与内在的文化内涵与意义。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教授庄孔韶这样评价杜靖的田野调查成果：作为一种制度的研究，明显看出杜靖把五服一九族范畴考察落在亲属制度和社会组织上，无论在所谓的宗族社会，或是非宗族社会，五服范畴的变动性引人深思，这也许会成为基层社会组织构成诸环节的新的理论观察点。

而在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尹凯看来，杜靖坚持深入村落从事田野调查的做法，将激励他们年轻学者踏实做调查，摒弃学术研究中的“结构主义模式”与教条模式，而是要从实际的田野材料入手，对原有的人类学理论进行挑战与创新。（访青岛大学副教授 杜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