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执行领队:是肯定,更是鞭策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执行领队:是肯定,更是鞭策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执行领队:是肯定,更是鞭策

(神秘的地球uux.cn报道)据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曾洁):3月31日,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分属史前考古类目的稻城皮洛遗址位列其中。该遗址被誉为一次具有世界性重大学术与社会政治意义的考古新发现。自2021年9月正式对外公布,可谓“石破天惊”,备受关注。皮洛遗址入选全国十大的“法宝”是啥?接下来又将如何发掘?记者专访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研究所所长、皮洛遗址执行领队郑喆轩。

“每一个遗址都是具有它独特的重要性的,皮洛遗址能够成功入选,我认为‘法宝’当然是基于它的重要学术价值,以及它所涉及的系列重大学术问题。”郑喆轩进一步解释,比如,遗址高海拔的地貌环境背景,为研究古人类何时、以何种方式征服、适应青藏高原高海拔极端环境等问题的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遗址所处的青藏高原东麓历来是人类迁徙文化交流的重要文化走廊,遗址连续地反映至少三个不同石器工业面貌的文化层,究竟是古人类的环境适应所做出的选择,还是不同人群带来的不同技术,或者说多种因素的叠加影响,这些为研究早期人类迁徙、扩散等问题都提供了丰富材料。再如,遗址发现数量丰富且制作精美的手斧等西方阿舍利遗存,对研究早期人类东西方文化交流、阿舍利技术传播路线等问题都提供了关键性证据。

“入选‘十大’我们当然高兴,也觉得意义十分重大。”郑喆轩说,首先,这是一种肯定。“是对我们曾经生活在皮洛遗址的先民们顽强而又伟大的生存发展史的肯定,是对皮洛遗址本身所包含的相关重要学术价值、学术意义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团队辛勤工作的肯定。”

他认为,皮洛遗址的工作对四川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乃至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也为遗址所在的稻城县、川西高原增添了一枚靓丽的文化名片,有利于当地的文化旅游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皮洛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对于考古队员们来说也是一种鞭策。“皮洛遗址的工作其实刚刚开始,目前仅第一个年度的发掘工作就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收获。而入选十大也鞭策我们后续要更加努力做好遗址长期发掘、研究、保护、利用工作。我们也将开展更科学系统的发掘,并争取有新的发现和突破。”

郑喆轩介绍,皮洛遗址第一阶段的野外考古工作已于2021年11月结束,目前正在进行资料整理的关键阶段。出土遗物方面,目前正在进行石器整理工作,包括石器拍照、绘图、测量、统计分析等等一系列工作。遗址环境考古、年代学、古DNA等多学科工作,各个团队也正在有序推进。同时,考古队也在为今年的发掘及遗址未来长期的保护和利用做一些前期的准备。

目前,通过系统的整理工作,考古专家已对皮洛遗址的石器类型、操作链模式等文化面貌有了更加清晰明了的认识,遗址年代、环境方面也有一些新的进展,对古人类对高原环境的适应性行为研究也更深入,这些工作最终都将会以完整的学术论文形式来呈现。

相关报道:封面评论 “考古新发现”穿透时空,映见巴蜀文明根脉深长

(神秘的地球uux.cn报道)据封面新闻(蒋璟璟):3月31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公布“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最终评审结果。此次十大考古入选项目时间跨度长达13万年,重要新发现和新成果丰硕,为研究人类起源与演化,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实物证据。

这里面,四川有两个项目位列其中,分别是稻城皮洛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是国内外罕见的超大型旧石器时代遗址;三星堆商代遗址新发现的遗迹和遗物推进了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礼仪和祭祀体系研究。

重磅榜单,实至名归。四川两大项目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既是考古界的盛世华章,更是古老文明穿透时空的璀璨光亮。从稻城皮洛都到广汉三星堆,从旧石器到青铜器,在巴山蜀水,人类启智、升维,由野蛮而开化。文明演进的厚重史诗,自遗址发掘现场徐徐铺展。以此为起点,向前、向后,皆是巍巍大观。

当我们谈论文明,从来都是基于“长度”和“密度”层面的叙事。远至旧石器时代的稻城皮洛遗址,无疑是关于巴蜀“文明长度”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其一举揭示出七个清晰、连续的文化地层,完整保留并系统展示了“砾石石器组合-阿舍利技术体系-石片石器体系”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够古老,够久远,甚至溯及到了“人类早期智慧发育与成熟”的终极命题。

历史的长河中,有些文明的火种湮灭无声,还有些文明的火种,则是星火燎原。至少在巴蜀大地,文明的烛火赓续传承,千古绵延鼎盛不衰。从稻城到广汉,“说大也不大”的地方,居然密集发现了皮洛、三星堆两大让人叹为观止的遗址,这绝非偶然,而是“文明密度”展露的必然。在时间长相续,在空间上相近,这是一种规模化的、连续化的、累进化的高阶文明。

文明根脉,源远流长。所谓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自我启赋,自我升华,自我认同,自我强化。稻城皮洛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独属于古巴蜀的文明印记,更是华夏民族与中华文明的共有记忆。此刻,串接古与今的大门已然开启,我们一同溯源而上,一起见证历久弥新的永恒。

相关报道:四川“双子星”角逐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评选结果将于今日上午揭晓

(神秘的地球uux.cn报道)据华西都市报(记者 曾洁 戴竺芯 实习生 朱翼帆):3月30日,“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汇报会在北京举行,20个入围项目代表、考古界专家学者们以“线上+线下”形式参会,汇报展示考古成果,来自四川的稻城皮洛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双双入围终评环节。

四川“双子星”能否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将于3月31日上午揭晓。

为助力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今日上午10点,封面直播将带你走进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改造升级后恢复开放的青铜馆,探秘首次展出的青铜神坛,回顾青铜文明发展历程。

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 出土编号文物近两万件 部分造型纹饰前所未见

在30日举行的“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汇报会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对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发掘情况作了汇报。

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市西郊,地处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流域,面积约12平方公里。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的实施内容之一。

三星堆遗址自1929年首次发现以来,开展了多次考古工作,发掘总面积约1.8万平方米,遗址的分布范围、堆积状况、保存情况、文化内涵、遗存面貌等基本清楚,新一轮的工作重点围绕聚落考古和社会考古展开。

1986年抢救性发掘了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为开展社会考古工作和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线索。时隔34年,三星堆遗址祭祀区重启发掘。本次考古发掘秉持“多团队合作”的工作理念,除了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全面统筹负责之外,还有国内39家科研机构、大学院校以及科技公司参与其中,共同开展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考古发掘、现场保护和多学科研究等工作。

三星堆遗址的新一轮考古发掘自2020年3月启动以来,其发掘成果持续引起社会关注。此次共计发掘面积1202平方米,发现“祭祀坑”6座、灰坑78座、灰沟55条、柱洞341个、房址4座、墓葬2座,初步摸清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布局。截至日前,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已出土编号文物近两万件,扭头跪坐人像、青铜顶尊人像、神树纹玉琮等器物前所未见,引发社会关注。

谈及三星堆考古取得的成果,雷雨说,新发现的前所未见的遗迹和文物,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也将深化关于三星堆文化遗迹古蜀文明的祭祀场景和祭祀体系的研究,弥补以往这方面研究的缺陷和空白。

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顶尊跪坐铜人像和铜圆口方尊等文物,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国内其他地区文化的因素,进一步实证“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考古发掘运用了“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新理念,创新使用了现代化多功能保护平台、恒温恒湿考古发掘舱、现场应急保护实验平台、多功能考古发掘操作系统、远程控制系统、不间断高清数字记录系统等,推动了田野考古方法和手段不断进步,对中国的田野考古意义重大。

稻城皮洛遗址 实证13万年前古人类已频繁登上青藏高原

与此同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研究所所长、皮洛遗址考古发掘执行领队郑喆轩也对皮洛遗址的发掘情况作了汇报。

2019年开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相关团队在川西高原开展旧石器时代考古专项调查工作,在甘孜州新发现40余处海拔3000米以上的旧石器地点。2020年5月,考古队在稻城县附近发现皮洛遗址。

皮洛遗址位于稻城县金珠镇七家平洛村,距县城约2公里,海拔约3750米,处于金沙江二级支流傍河的三级阶地,整体面积约100万平方米。

本次发掘揭露出多个古人类活动面,出土编号标本7000余件。连续的地层、丰富的遗物说明远古人类在此的活动频率和强度非常高。根据目前的测年研究,皮洛遗址第三层地层年代不晚于13万年前。这意味着,至少在13万年前,古人类就已频繁登上青藏高原。

根据地层关系、堆积特征和遗物发现情况,可初步将7个地层的发现分为三期,整体构成了一个罕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三叠层”。7个连续的文化层,完整保留、系统展示了“简单石核石片组合-阿舍利技术体系-小石片石器和小型两面器”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首次建立了四川和中国西南地区连贯、具有标志性的旧石器时代特定时段的文化序列,为该区域其他遗址和相关材料树立了对比研究的参照和标尺。

并且,遗址发现的手斧、薄刃斧等遗物,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遗存,也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莫维斯线”论战画下了休止符。

同时,皮洛等川西高原含手斧的遗址填补了东亚阿舍利技术体系在空间上的一个关键缺环,串联起东西方阿舍利文化传播带,对于认识亚欧大陆东西侧远古人群的迁徙和文化交流具有特殊意义。

相关报道:旧石器考古就像“盲人摸象”摸得越全认知越多

(神秘的地球uux.cn报道)据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曾洁):看上去略显荒芜的稻城皮洛遗址,为何能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对此,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了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旧石器时代考古专家高星。

在高星看来,皮洛遗址能获得评委的一致认可并入选,取决于其毋庸置疑的独特学术重要性和社会意义。无论是遗址巨大的分布面积,令人叹为观止的完整地层序列,还是出土遗物的丰富、独特和组合特征,都令业内的学者惊叹和欣喜。他说,皮洛遗址揭露出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的重要历史篇章,首次建立了四川和中国西南地区连贯、具有标志性的旧石器时代特定时段的文化序列,填补了该地区乃至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空白,对于远古人群迁徙、融合及文化传播、交流路线,以及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等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关键信息。

“旧石器时代占了人类历史上99%的历史进程,是人类最为基干的部分。”高星说,这一时期的遗物遗迹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孕育了后期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元素,因此其重要性不可忽视,皮洛遗址的发现正印证着它的重要性。

对于皮洛遗址接下来的发掘和研究,高星希望能更加深化和细化,包括遗址年代的进一步测定、目前缺失材料的新发现,以及目前已提取样本的深入研究。

“皮洛遗址目前发掘和调查的面积仍然有限,下一步可以继续扩大调查和发掘。”高星说,旧石器时代遗址与历史时期时代遗址不同,由于当时的人类处在狩猎、采集,不断迁徙移动的状态,因此很难存在集中的遗物遗迹和相关记录,其文化遗存常散布在一些区域,遗址范围或许更大。“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和发掘就像‘盲人摸象’,摸得越全,得到认知越多。”

相关报道:皮洛遗址为研究早期人类迁徙提供丰富材料

(神秘的地球uux.cn报道)据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曾洁):3月31日,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分属史前考古类目的稻城皮洛遗址位列其中。该遗址被誉为一次具有世界性重大学术与社会政治意义的考古新发现,2021年9月正式对外公布后,可谓“石破天惊”,备受关注。

稻城皮洛遗址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法宝”是啥?接下来又将如何发掘?记者专访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研究所所长、皮洛遗址发掘执行领队郑喆轩。

对研究早期人类东西方文化交流 提供关键性证据

“每一个遗址都有独特的重要性,皮洛遗址成功入选的‘法宝’是基于它的重要学术价值,以及所涉及的系列重大学术问题。”郑喆轩进一步解释,比如遗址高海拔的地貌环境背景,为研究古人类何时、以何种方式征服和适应青藏高原高海拔极端环境等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郑喆轩说,遗址所处的青藏高原东麓历来是人类迁徙文化交流的重要文化走廊,遗址连续反映的至少三个不同石器工业面貌的文化层,究竟是古人类为适应环境所作出的选择,还是不同人群带来的不同技术,或者说多种因素的叠加影响,这为研究早期人类迁徙、扩散等问题提供了丰富材料。再如,遗址发现数量丰富且制作精美的西方阿舍利遗存,对研究早期人类东西方文化交流、阿舍利技术传播路线等问题都提供了关键性证据。

“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我们很高兴,意义十分重大。”郑喆轩说,首先,这是一种肯定,“是对我们曾经生活在皮洛遗址的先民们顽强而伟大的生存发展史的肯定,是对皮洛遗址本身所包含的相关重要学术价值、学术意义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团队辛勤工作的肯定。”他认为,皮洛遗址的考古工作对四川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乃至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都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也为遗址所在的稻城县、川西高原增添了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有利于当地文化旅游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皮洛遗址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对于考古队员们是一种鞭策。“皮洛遗址的工作其实刚刚开始,目前仅第一个年度的发掘工作就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收获。此次入选鞭策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做好遗址长期发掘、研究、保护、利用工作。我们也将开展更科学系统的发掘,并争取有新的发现和突破。”

第一阶段野外考古已结束 目前正在整理资料

郑喆轩介绍,皮洛遗址第一阶段的野外考古工作已于2021年11月结束,目前正在进行资料整理的关键阶段。出土遗物方面,目前正在进行石器整理工作,包括石器拍照、绘图、测量、统计分析等一系列工作。遗址环境考古、年代学、古DNA等多学科工作,各个团队也正在有序推进。同时,考古队也在为今年的发掘及遗址未来长期的保护和利用做一些前期的准备。

目前,通过系统的整理工作,考古专家已对皮洛遗址的石器类型、操作链模式等文化面貌有了更加清晰明了的认识,遗址年代、环境方面也有一些新的进展,对古人类对高原环境的适应性行为研究也更深入,这些工作最终都将以完整的学术论文形式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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