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石器时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取得新进展
水洞沟第2地点出土的石制品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课题组重新检视水洞沟地区的年代框架与石器工业面貌，确认水洞沟地区氧同位素3阶段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石器技术系统。通过对水洞沟第1、2地点地层、年代数据以及考古学文化遗物的分析，提出石叶技术的出现的年代应该在距今34-38kyr年间，将之前认为的年代推前约5kyr年；第1地点旧石器文化层可能包含不同的石器技术组合，而非以往认为的单一石叶遗存。《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2013年第64卷第2期刊登了该项研究成果。
水洞沟遗址从1923年发现之初便非单一遗址，近90年来，几代科学家的努力，使得该地区成为包含12个旧石器地点（SDG1-SDG12），跨越MIS3阶段晚期到更新世末的旧石器遗址群。遗址发现后，历经多次考古发掘，主要集中于第1地点、第2地点、第3-5地点、第7-9地点、第12地点，其中以第1、2地点发现遗物最为丰富，研究工作也最为集中。
2001年，美国学者Madsen等发表采自第2地点自然剖面出露的火塘等遗迹中的炭屑测年结果，进而结合剖面出土的少量石制品，以第2地点的年代数据推测该地区石叶遗存的年代在24-29kyr（uncal），之后该数据被多数关注水洞沟地区旧石器考古工作的学者所引用。
本文第一作者李锋博士研究第2地点发掘材料的过程中发现，该地点是一个以石片遗存为主的旧石器地点，而非石叶遗存。Madsen等选取的样品来自第2地点自然剖面出露的火塘，对应发掘后的第2文化层。该层观测石制品2000余件，但并未发现任何石叶技术的迹象，而是以石片技术为主，兼有砸击技术的剥片策略。故而，来自水洞沟第2地点第2文化层的年代数据并不能代表该地区石叶遗存的年代。水洞沟第2地点也发现少量具有石叶技术迹象的石制品。其中第7文化层发现1件，为近棱柱状石叶石核（Edge-faceted blade core）；第5a文化层发现1件，为扁脸石核（Flat-faced core）。虽然该类石制品发现数量较少，然而皆为蕴含技术特征丰富的石核，与第1地点的石叶遗存相似。
第2地点发掘精细，文化层归属清晰，并具有较多的测年数据，基本代表该地区较为完整的文化序列。本文作者以第2地点不同文化层遗物特征及相应的年代数据为参照，结合第1地点的年代数据，对该地区石叶遗存的年代进行分析。第1地点发掘过程中将出土于更新世堆积中的石制品统一归放，可能混杂了不同时代或不同文化性质的遗存，然而水洞沟第2地点代表了该地区较为完整的文化序列，发现的石叶遗存（第7文化层与第5A文化层）应该可以反映石叶遗存的时代。第7文化层有2个AMS14C年龄，上部为34.395±0.328kyr（cal），下部为41.445±0.213kyr（cal），第5A文化层暂时无测年数据，但根据其上文化层的测年数据可知早于32.561±0.3kyr（cal）。
考虑到第1地点出土旧石器文化遗物存在混杂现象，发掘后的剖面划分并不能与发掘者的剖面划分所吻合，本文作者采用1980年发掘者的剖面描述（其与发掘基本同时，更接近考古文化层的真实划分）。该剖面描述中出土旧石器文化遗物的层位（下文化层）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在此称为下文化层A、下文化层B。下文化层B区的年代为34±2kyr-38±2kyr（U-Th），与第2地点含石叶遗存的层位年代相近，可能为石叶遗存的主要产出层位；第1地点下文化层A下部年代为30.196±0.713kyr（cal），与第2地点第2文化层的年代数据（29.9-31.3kyr）接近；下文化层上部的年代为19.919±0.257kyr（cal），与第2地点第1文化层的年代数据（20.3±1kyr, OSL）接近。下文化层A堆积厚约50-100cm，来自不同部位的样品完全可能代表不同的年代。就文化遗物而言，水洞沟第1地点下文化层A下部出土一枚鸵鸟蛋皮装饰品，而在第2地点相对完整的文化序列中，仅有第2文化层出土鸵鸟蛋皮装饰品。考虑到两个层位年代相近，同时又都出土有装饰品，虽然第1地点的下文化层A下部石制品技术面貌不甚明确，但推测可能与第2地点第2文化层存在着相近的文化遗存。
据高星研究员介绍，石叶技术自西伯利亚或蒙古传入中国，在中国出现及停留的时间、地点，对于研究旧石器时代人群迁徙、技术交流等具有重要意义。新的研究显示，水洞沟地区的石叶技术出现于34-38kyr间，早于之前认为的30kyr，表明其自西伯利亚或蒙古传入中国的速度比原先预想的要快的多；出现后并未在该地区持续较长的时间，在约距今32kyr左右，被中国北方本土连续演化的石片技术所替代，反映了中国北方石器技术的连续演化，而石叶技术仅仅是特定时间的插曲。水洞沟作为旧石器时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今后该区域及周边区域的研究将继续为理解欧亚大陆东部人类行为的演化及技术、人群交流提供良好的素材。
该研究获得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