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早期文明的精神世界
复活节岛石像
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讨会”上，我国探源工程提出了要重视文明探源中精神文明形成的问题，它将加深我们对早期文明起源的了解。20世纪，像英国学者柴尔德那样认识到古代宗教重要性的人实在不多。他说，古人创造的迷信对于他们安于现状和承受生活是必需的，宗教是支撑社会结构得以矗立的不可或缺的脚手架。可以说，几乎大部分的重要文明遗迹都是古代精神世界的产物。有学者指出，在古代文明社会中，大部分政治思想从本质上都是宗教思想。这一课题有望在宗教人类学理论、跨文化比较成果和早期文字解读的帮助下，更深层次了解宗教信仰与文明进程的关系。
信仰的起源
宗教信仰并非人类与生俱来的特征。史蒂文·米申指出，古人类的智慧由四个互不相通的板块组成：一是技术智慧，二是自然智慧，三是社会智慧，四是社会语言。这四种孤立的智慧到现代智人阶段合为一体，于是在旧石器晚期出现了艺术和宗教。旧石器时代艺术是人们在严酷的生存压力下创作的，体现了古人类三种认知过程的结合，即头脑里的图像概念、交流意图和赋予的涵意，标志现代智人整体智慧的形成。
詹姆斯·弗雷泽认为，人类意识形态经历了巫术、宗教和科学三个发展阶段。在史前社会，巫术、宗教和科学并不分家。比如，古埃及金字塔和太阳历的科学知识就是在宗教实践中创造的。布瓦耶指出，宗教源于人类的头脑需要说明、内心需要慰藉、社会需要秩序、智力易于幻想。对原始人而言，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谜团，如日月起落，雷电、降雨、洪水的发生。对这些谜团，神灵能够提供满意的解释。宗教除了为人们提供解释外，还为发展中的人类社会提供管理机制，建立起稳固的社会秩序，支持和规范社会的伦理道德，以阻止犯罪、偷盗和背信弃义。
原始社会的宗教和巫术在当时社会是一种必然。爱德华·泰勒指出，巫术是建立在联想之上，以人类智慧为基础的一种能力，也是建立在早期人类愚钝基础之上的。但在原始社会里，巫术还是具有某种积极的力量。柴尔德说，巫术是由科学实验一样的推理所激发。面对难以预测的自然灾难，人们用祭祀、符咒和魔力来趋利避害。任何以魔法或巫术成功控制这些未知因素的人，就会赢得巨大的威望和权力。太阳历的发明就是古埃及国家王权的来源之一。柴尔德还对巫术和宗教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前者是由非人格化的力量所直接控制，而后者的力量是人格化的，因此可以像人一样用歌颂和祈求来施加影响。
宗教与社会复杂化
随着社会的复杂化，宗教出现多样化、异化的趋势。在探究古代文明社会的宗教时，最大的误区是将原始宗教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相提并论。古埃及有“神”和“崇拜”却无“宗教”这个词。早期文明社会并不像我们那样在自然、超自然和社会三者之间进行区分。当时，超自然力量无处不在。大约从公元前1000年开始，古希腊哲学家、希伯来的犹太教、波斯的祅教、印度的佛教和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开始挣脱原始宗教的绝对束缚，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神灵的超自然世界区分开来。欧亚前工业社会一项伟大的发现，就是认识到自然界不同于人类社会。于是，人类思想从宗教和神话中解脱出来，开始以理性思维看待社会和自然界。卡尔·雅思贝尔斯恰当地将人类世界观发生巨变的这个时期称为“轴心时代”。
古代文明社会将取悦神灵看作是像吃饭睡觉一样重要。布鲁斯·特里格指出，古代文明的国王位于社会的顶点，成为超自然力量与人类之间最重要的纽带。这种沟通人神的特点，使古代文明的宗教和祭祀活动带有强烈的巫觋特点。张光直指出，巫觋在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占有核心地位。甲骨文中有商王舞蹈求雨和占梦的内容。吉德炜认为商人将自然现象看作是神灵所为，因为在他们生活的世界里，并没有像我们那样将神圣和世俗区分的观念。
巫觋传统在西周仍然延续，郝铁川认为周公是一个巫师。理由是周公曾先后两次为武王、成王跳神治病；西周的巫祝卜史官职通常为家族世袭，周公后裔邢也为太祝；西周的重要占卜活动都是由周公亲自进行；巫祝的一个职能就是看风水，周公曾为兴建东都洛邑占卜；周公在摄政时，用商代巫祝卜官辅佐商王的先例以证明自己辅佐成王的合法性。然而，周人制度大异于商者，应该在于周公“制礼作乐”的贡献，他为治国方略建立起世俗的道德法规，为从依赖巫术执政转变为礼制执法作出了贡献。这似乎是东周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轴心时代”来临的先声。
意识形态的物化与研究
研究古代精神世界需要透物见人。在社会复杂化的过程中，统治者必须将意识形态加以物化，使之成为具体的有形表现，以便用于反复教育和凝聚臣民。于是，考古学家便能从各种物化手段中破解古代的意识形态。这种物化手段大致有四种，一是祭祀仪式，通过祭祀、舞蹈、宴饮培养一种共享经验，协调社会权力关系。二是肖像和象征物品，包括个人仪式用品以及服饰、绘画、雕像和图徽。三是纪念性建筑，如土墩和金字塔，令臣民对统治者产生景仰敬畏之心。四是文字系统，甲骨、石碑和纪念物上的铭文、法律文书、契约是信仰系统的具体表现。
商周文字给了我们直接了解早期国家世界观的机会。殷商甲骨文表明，人、祖先、神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超自然力量包括上帝、祖先和各方神祇。殷人通过占卜与超自然力量进行交流沟通，这种关系并不涉及道德或感情因素。他们通过仪式向神灵祖先进行献祭，祈求庇佑和赐福。西周的意识形态大体与商代相近，但文献显示出一种不同的面貌。殷人的上帝不过为诸神中的一员，但是周人赋予上帝以道德判断意志和世间最高仲裁者的地位，宗教仪式开始具有道德天命和礼制规范的意义。
以“轴心时代”为分野，我们应该慎将古代文明的世界观、历史时期的“礼制”和当代意义的“宗教”相提并论，因为这是世俗社会的两元划分。在古代文明中，自然、超自然和社会三位一体。人们对神灵和祖先的崇拜和献祭犹如空气和食物一样不可或缺，宗教仪式便成为支撑政体和社会系统运转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在中国，大约要到春秋战国时期，古人才将天地和人看作是不同的范畴，需要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才有政教的分离。如果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待古人的世界观，我们也许能够对早期文明起源和社会复杂化的进程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 陈淳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