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兵马俑是秦始皇侍卫系统遭质疑
秦始皇兵马俑
“关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及其兵马俑的性质，长期以来学术界说法不一。但兵马俑坑作为秦始皇陵陪葬坑，是绝大多数学者的一致看法。刘九生副教授首次对流行的兵马俑的身份提出质疑。”
2009年4月8日上午，在西安文理学院的会议室举行了一场“秦始皇陵陪葬坑属性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刘九生发表的《秦始皇帝陵近臣侍卫郎官俑与中国古代文明——“兵马俑”证谬》一文，进行了热烈讨论。
在论文中，刘九生副教授首次提出，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的兵马俑，并非像现在学术界普遍认定的是“兵马俑”、“军阵”或者“宿卫军”等军队的复制品，而是只有秦始皇才能拥有、动用的近臣侍卫系统，即“郎系统”真人真马真车及其装备的复制。
由于身在美国，座谈会上刘九生副教授的同事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世超教授代替他介绍了其观点。
“刘九生副教授是非常谨慎的，他是经过10多年的思考、缜密考证认定，最后在同事的一再催促之下才发表他的论文。”赵世超教授告诉《北京科技报》。
1974年，在秦始皇陵园东1.5公里处，我国考古学家先后发现从葬兵马俑坑三处，成品字形排列，面积共达20000平方米以上，出土陶俑8000件、战车百乘以及数万件实物兵器等文物。秦陵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1987年12月，秦始皇陵及兵马俑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据了解，关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及其兵马俑的性质，长期以来学术界说法不一。兵马俑坑作为秦始皇陵陪葬坑，这是绝大多数学者们的一致看法。但是涉及关于这些兵马俑坑的性质问题，学术观点则有多种。
刘九生副教授在论文中首次对流行的兵马俑的身份提出质疑，认为，“事死如生”是中国古代文明基本观念。以俑作陪葬，是我们源远流长的礼仪文明中丧葬礼仪的重要体现。“俑”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古代中国，“作”俑须近亲、故旧、卫士而非一般人普通人。“兵马俑”说以“兵”作“俑”，根本违背中国古代死后世界观，有失“俑”的身份。
刘九生副教授的论文中对以“军阵”陪葬的形式提出疑问。陪葬“军阵”有违始皇帝“使后无战攻之患”的理想。另外，群俑的排列组合方式系以“四”进制的“四法”而根本不合与秦相关的兵家的“伍法”，而且一、二、三号坑群俑的排列组合方式难以排成任何一种中外古典记载的军阵。中国古代死后世界观，跟古埃及和玛雅印第安人相近。这两大古典文明，各有令人震撼的陵墓工程，却绝不见一丝一毫军阵的踪影。
刘九生副教授还认为，学术上的“宿卫”京城说在史料中无从查证。秦都咸阳考古工作者经将近20年的踏查结论是：“城郭遗址却一无踪迹，至今只能以秦都咸阳无城郭建制作罢”。给咸阳平添所谓“兵马俑”，派“宿卫军”，摆“军阵”，历史地理方面的障碍实在太多。
刘九生副教授还发现，以“郎”为“兵”其实名不副实。从秦俑本身看，群俑之高大超过古往今来中国人一般的身高，俑的体态、发式、衣裳鞋袜制式，多少说明，他们都是秦社会的上层精英。
结合各种证据，刘九生副教授得出结论，秦陵兵马俑的真实身份是“郎”系统人，换句话说，就是生前在秦始皇身边的侍卫，他们是独立于军队之外的系列。而兵马俑就是皇帝才能拥有、才能动用的“郎系统”真人、真马、真车及其装备的复制。
刘九生副教授认为，“郎与郎制”在秦代非常重要，能够进入“郎系统”的人都是相当于二品官员的子弟，他们平时在秦始皇身边侍奉，相当于“秘书”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在科举制度之前的秦代，“郎系统”是提拔官员的主要人群。他认为，整个兵马俑场面呈现的，是始皇帝出入或即将举行礼仪盛典时基本范式的生动写照——四号坑对应祭祀或礼仪场所，三号坑对应宗庙，二号坑对应宫厩，一号坑对应宫城即骊山园——而非所谓“兵强马壮的秦国军队的形象记录”。
难道，秦陵兵马俑的身份真是生前秦始皇身边的“侍卫”而非“军队”吗？
“这只是一家之言。”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研究员告诉《北京科技报》。
刘庆柱研究员介绍说，关于秦陵兵马俑的真实身份学术界早就有争论，各种观点都能自圆其说，但是都没有充分说服其他观点的有力证据。
据了解，当前学术界关于秦陵兵马俑的身份有五种观点：其一为象征秦始皇的都城咸阳的卫戍部队，其二为象征为秦始皇送葬的军队，其三为“封”说，其四为“冥军”，其五为三种“卫军”。
“宿卫军”是“兵马俑之父”袁仲一先生提出的，已成为现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研究的主流观点。后来，黄展岳、杨泓和刘庆柱等专家提出了“送葬部队”说。
“在我国一些文献记载中，汉代有军队送葬的习俗，如著名年轻将领霍去病死后，汉武帝就‘发属国玄甲军阵自长安至茂陵’，为之送葬。霍光死时，汉宣帝‘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士军阵至茂陵以送其葬’。匈奴人金曰磾死后，皇帝‘送以轻车介士，军阵至茂陵’，为其送葬。张安世、王凤等人都享受了死后军队送葬之仪。”刘庆柱介绍说。
刘庆柱等专家认为，从汉承秦制的西汉时代大型墓葬附近陪葬坑——兵马俑坑的发现，以及《汉书》、《后汉书》等重要历史文献相关记载来看，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兵马俑应该是当时为秦始皇“送葬军队”的象征。
对于刘九生的观点，刘庆柱研究员认为缺乏起码的学术常识。“在我国出土的很多汉代帝王墓葬中，有很多是以军队形式的陪葬。”刘庆柱说。
曾主持和参加了秦兵马俑一、二、三号坑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与秦陵、兵马俑打了30多年交道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考古队队长刘占成研究员告诉《北京科技报》，从出土的兵马俑身穿铠甲、手拿武器的情况分析，秦陵兵马俑“兵”的身份是不容置疑的，近臣侍卫也是“军队”的性质，而且，这部分俑只占所有发现的两成。另外，从穿着的铠甲不同可以发现，还有八成秦俑相当于“野战部队”。
“自学成才的刘九生副教授与正统学派观点是有很大差别，但是，他的研究成果可以为秦俑学研究开辟新思路，注入活力，‘百花齐放总比一花独开要好！’”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世超教授说。
但是，刘庆柱研究员认为，这种学术争鸣应该建立在一定的学术基础上。“关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性质的学术讨论，实际上涉及到历史学、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对于遥远的古代历史而言，我们的研究必须以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起点、支撑点，去探讨未知领域。所有科学研究都需要‘假设’、‘假说’，但是‘假设’、‘假说’的科学性，取决于其科学研究的‘起点’是否准确、‘支撑点’是否牢固。”刘庆柱强调。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发现30多年来，对于其至关重要的兵马俑坑性质问题讨论，为什么一直没有什么进展呢？刘庆柱研究员强调，应该主要归结于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有待进一步加强。
北京科技报 陈永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