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COVID-19！旅行禁令可以延缓但几乎无法阻止疫情爆发

（神秘的地球uux.cn报道）据国家地理网站（撰文：NSIKAN AKPAN 编译：钟慧元）：历史和科学都显示，旅行禁令可以延缓、但几乎无法阻止疫情爆发。

在新型传染病爆发期间，有个名词是没有人希望听到的，那就是：小区感染。

周末期间，意大利成了这种正式名称为「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COVID-19）确诊病例数的欧洲第一名。 该国的感染人数从11人暴增到124人，有数起群聚感染、却又找不到和该病毒在中国起源地之间的关联。 意大利的足球联盟暂缓了比赛，政府也封锁了几个城镇，以避免出现更多小区感染，和中国封锁湖北省的决定相呼应。还有其他13个国家似乎也出现了小区感染，包括南韩和伊朗。

「意大利、伊朗和南韩的病例突然增加，令人深感忧心。 」世界卫生组织（WHO）秘书长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2月24日早上在对媒体简报COVID-19疫情时如此表示。 这种疾病到目前为止已经感染了7万9400人，造成2600人死亡。

南韩过去几天来的感染人数不断增加，从104人增加到超过1000人。 新增病例中有将近半数都跟韩国第四大城大邱的一间教会、以及一名61岁，被称为「31号病患」的会众相关。 但她的感染源还不清楚。

同时，到2月24日为止，伊朗的死亡个案已经上升到12人，有鉴于该国在2月20日才通报第一个确诊病例，这真是令人震惊的发展。 COVID-19的致死率是2%，这也表示伊朗境内可能还有许多未通报的病例在趴趴走。 从科威特、巴林、伊拉克和阿曼都爆出新的疫情，就能看出这一点，因为这些国家都跟伊朗有关。 世界卫生组织在2月24日宣称COVID-19尚未造成大流行，但同时也表示，这个疾病有造成全球大流行的潜力，现在就是各国该做好准备的时候了。

「其他国家还持续有传染状况发生，这是真正的风险，」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流行病学家马克． 里普西奇（Marc Lipsitch）表示，「如果还是没有找出来的话，将造成愈来愈多病例。 」

那些没被检查出来、因而成功入境的病例，也让大家聚焦于旅行禁令及疾病筛检的不完美纪录。 好几世纪以来，无论是1800年代为了霍乱，或是过去十年为了伊波拉危机，公职人员会过滤旅客、搜寻生病的迹象，以便封锁疾病。 然而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当这些控制手段使用不当或不一致的时候，想阻止传染病的传播也只有愈加困难。

在1918和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Spanish Influenza）期间，封锁国界固然保护了一些农村，但同时也使得像是葡萄牙这样的国家无法取得医疗资源。 同时，这种疾病的主要传播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队──却又能轻易通过边界。

当时，大众几乎不了解疾病如何在群众之间传播，但现今的流行病学家已经发现，同样的这个全面性原则，也适用于现代的疫情爆发：不管你怎么做，边界就是会有漏洞。 在面对COVID-19的此刻，科学家也正在开发表面上可以预测弱点的工具──并判断像区域性封锁或旅行禁令之类的策略，是否真的有用。

病毒天生鬼祟，造成COVID-19的病毒也不例外。 早期证据显示，无论是轻症或重症，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都要五天左右才会出现症状，但其实病人在这些症状出现之前就已经具有传染力了。

COVID-19占领人体的发展很快，不只是肺、连上呼吸道也会有病毒，而上呼吸道指的是鼻子和喉咙。 2月19日发表在《科学》（Science）期刊上的一篇研究指出，新型冠状病毒进入人类细胞的亲和性比其他冠状病毒高了10到20倍。 这样的特征代表新型冠状病毒更容易就可以透过咳嗽和喷嚏传播，或许也能解释为何病患在出现完整的症状之前就具备传染力了。

这些细节很重要，因为知道病人什么时候会开始具有传染力，有助于评估旅行政策方面的变动──像是中国的交通禁令和国际机场的筛检──是否真的能挡住新型冠状病毒、不让它们入境。

马特欧． 秦纳兹（Matteo Chinazzi）是美国东北大学的网络科学家，他协助发展出一套工具，用于判断COVID-19旅行禁令的效率，包括中国境内、以及禁止前往中国的交通禁令。 这项计划依据的是武汉在1月23日的封城，当时中国政府禁止武汉市内1100万人口的流动。 这个模型测绘出全球和中国国内的通勤者在疫情爆发这个转折点前后的流动情况，结合了高分辨率的人口数据，以及专为持续发展中的疫情量身打造的疾病追踪算法。

「我们的模型会持续更新，并根据新信息与各国采取的介入手段不断校正，」秦纳奇说。 模型预测的结果，可供判读这些旅行禁令是否有效，而到目前为止，结论忧喜参半。

第一，中国对武汉的封锁可能来得太晚，模型预测新型冠状病毒早在1月23日就已经在中国其他大城市站稳了脚步。 也就是说，中国很可能早已经由其他旅行枢纽向外输出冠状病毒肺炎病例，这个模型指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和昆明，都是名列前茅的来源。

实验室的预测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某些特定地区，如日本和南韩，疫情仍不断扩散。 武汉的封锁非但没有降低传播的机率，反而还提高了冠状病毒进入这两国的风险，因为这两国只发布了部分的交通禁令，虽然挡住了武汉和湖北的旅客，但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旅客还是可以入境。

整体来说，这套模型指出，武汉封城只延缓了全球疫情的扩散三到五天。 这样的延缓倒也并非没有价值，因为提供了宝贵的时间，让各国政府协调出对应策略。 不过，考虑到过去20年对相当疫情的研究，其效果之有限，应该也不足为奇。

「并没有非常多证据能证明旅游禁令可以完全消除传染病在长期的传播风险。 」华盛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老师、也是美国卫生舆公共服务部的前任特助妮可． 艾芮特（Nicole Errett）说。

在最新一期的《急难应变期刊》（Journal of Emergency Management）中，艾芮特和两位同僚检视了过去针对伊波拉和SARS所发布的旅行禁令，他们指出，大部分都只有短期的效果。 针对流行性感冒的类似调查也发现，旅行禁令只能拖延疫情蔓延大约一周到两个月，但整体的疾病发生率也只降低了3%。

过度严格的旅行禁令也可能迫使疾病在封闭的群众内传播，就像钻石公主号（Diamond Princess）的状况。

这艘英国籍游轮在日本外海停留两周隔离检疫，而约有3700名旅客及工作人员就全都挤在一个巨大的新型冠状病毒培养皿里面，而这种病毒就是造成官方名称为「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COVID-19）之疾病的病毒。 2月4日时，这还是仅有10个人、尚可控制的小型群聚感染，但到了2月19日、当所有人都终于可以下船的时候，病例数已经像吹气球一样膨胀到超过600人。

「这是彻底的灾难。 应该的做法是，让他们[乘客及工作人员]下船，并安置在隔离处或医学检疫中心，」劳伦斯． 戈斯汀（Lawrence Gostin）说，他是乔治敦大学教授，同时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国家及全球卫生法合作中心（Collaborating Center on National and Global Health Law）主任。

同时，各式各样用于找出旅客中染病患者的方法也并非万无一失。 就拿机场海关和边境检查哨用来指着大家额头的额温枪为例，平均来说，这些装置在侦测发烧方面的效率只有70%，也就是说，每四个体温高的人中就有一个人不会被发现。

「旅客过滤并不是像防火墙那样的东西，能全面保障、不让任何病例进入你想保护的地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传染病生态学家杰米． 洛伊德-史密斯（Jamie Lloyd-Smith）说。 「并不是因为[筛检]做得不好，也不是因为负责人偷懒，」

洛伊德-史密斯和其他数学家正在评估旅行筛检对防控COVID-19疫情的优缺点。 他们最近的工作是受到他们自己在2015年发表的研究所启发，那项研究建立了一个模型，系统性地评估了在SARS、MERS、流感和伊波拉爆发期间旅客筛检计划的效果。

就像之前的研究一样，他们帮COVID-19建立的新模型也纳入了诸如额温枪误判率或病毒有多容易人传人之类的基本因素。 但同样也计算了更难掌控的变因，像是有多少人在症状出现之前可能就已经开始散播病毒，或是有多少人会在机场海关发的筛检表格上忠实呈报自己的症状。

「从过去的疫情看来，大众显然并不一定会诚实回报自己的暴露风险。 」洛伊德-史密斯说。 「根据我们手上的数据，每四个旅客中只有一个人会正确且诚实地报告自己的暴露风险。 」

将这些变因通通纳入计算之后，他们的模型估计，加强筛检顶多只能抓出50%已感染的搭机旅客，最糟的状况下则只能抓到20%，主要是因为COVID-19的症状非常不明显。

「根据我们对这只病毒的了解，约有半数的人基本上[在筛检过程中]是侦测不出来的，」洛伊德-史密斯说。 这项结果目前正在接受《eLife》期刊的同侪审查，他们的结论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的研究团队在预测筛检患有COVID-19的搭机旅客时所得到的初步结果不谋而合。

「利用出口筛检的话，我们大概只能揪出45%的患病旅客。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流行病数学模型中心的流行病学家山谬尔． 克里夫德（Samuel Clifford）说。 「剩下那55%没被找出来的人，我们可以在入境处再揪出几个。 但还是会有42%[患有COVID-19]的人能成功入境。 」

这样的模型固然能提供一些指引，让我们看到可能发生的状况，但若是把眼光放在某个国家，你就可以看到这些状态正在实时上演，那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自豪于拥有全世界声誉最佳的医疗制度之一，多亏了公共基金、医疗费用低廉还有为数充裕的医师、护理师和其他专业医疗人员。 这样的劳动力在疫情爆发时发挥了效果，因为这代表新加坡可以在病人一抵达国界时就接下这些病例。

「新加坡在SARS期间的个案追踪方面有非常厉害的纪录，而且在现在这个时候，似乎也有非常高的侦测率，」里普西奇说。 他认为追踪COVID-19在新加坡的状况，有助于判断疫情在其他国家的可能演变，尤其是在有先进医疗照护体系或必须接收大量中国旅客的地区。

美国在这两方面都符合，因为美国接收的中国旅客跟新加坡差不多，每年都约有300万人。

根据里普西奇的实验室所做的初步模型，新加坡在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第一个星期所做的疾病监测在191个国家中名列第一。 他的团队认为，新加坡的作法对新病例格外敏感，因此可以作为对其他医疗系统的比较标准。

以新加坡作为侦测COVID-19的标竿，里普西奇的团队就能估计到底有多少病例可能在没被发现的状况下入境其他国家。 根据里普西奇的模型预测，相对于新加坡，其他疾病监测能力高的国家，像是美国、日本、泰国和深受困扰的欧洲国家，则或许只能抓到38%与旅行有关的病例。

里普西奇的模型也有但书，包括可能不会计算到轻微或无症状的新冠肺炎患者。 此外，这些模型也尚未发表于须经同侪审查的期刊上，不过已经在进行了。 他们的结果同时也呼应了其他认为旅行禁令会有漏洞的预测，还有，对诸如非洲地区等有风险的国家该如何准备又代表了什么意义等等。 这个模型预测，在疾病监测能力比新加坡低的国家，可能有高达89%的外来病例不会被发现。

新加坡的状况也并非能一概而论的例子。 这个国家的成功，是基于该国官员在边境筛检方面把关严格，但同时也是因为这个岛国地小人稠。 该国的560万人口挤在相当于北卡罗莱纳州沙洛特-加龙省（Charlotte）大小的区域内，因此比较容易追踪每个个案的接触对象。 但在2月20日，新加坡的研究人员（包括一位卫生部学者）报告说该国84个确诊病例中有八名还没有找到明确的传染源。

「如果有[新冠肺炎]带原者在没有被侦测到的状况下进入美国，而这很可能就是目前的状况，那么新加坡的数字可能也是差不多的，」史考特． 戈特列布（Scott Gottlieb）说，他曾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官员，也是美国企业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驻院学人，他认为里普西奇的研究方向正确。 「但他们在新加坡会更早被找到，因为这个国家比较小、人口也更密集。 」为了这个原因，戈特列布说，新加坡是美国大城市的借镜，而不是整个美国的借镜。

「当疫情进入一个人口密集、又有优秀医疗体系与先进经济的环境中时，可能发生些什么样的状况，新加坡会是很好的参考对象。 」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