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科普的尴尬

科普标签不能随便乱贴，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王春法表示，科学性是科普作品的生命线。科普出版所产出的文章、图书、期刊、报纸、音像等，如果不能确保内容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就不应该贴上“科普”这个标签，否则就是对科学的歪曲，对公众的误导。“严格来讲，那就不算是精神食粮，而是精神毒药。”他表示，好的科普作品应该多关注科学研究的过程。科学真正的迷人之处、真正的故事是在过程。在过程里能够看到智慧火花的迸发，能看到科学家的艰辛，这对青少年学生来讲，恰恰是最有吸引力、最有感召力的东西。

作为已退休的科研人员，刘嘉麒已有多部科普作品出版，他坦言，科普是一个公益性的事业。按道理科学工作者都应该有责任、有义务从事科普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工作压力和科研压力，科技工作者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科普工作，使得真正从事科普的人太少，年轻的科研人员工作压力大，拿不出时间和精力做科普。国家尽管有《科普法》，但没有具体的措施能鼓励科学工作者从事科普工作。现在还有一种不好的风气，谁在科普上投入较多，就会有人议论，说他不务正业，搞不了科研才搞科普。“我现在70多岁了，没人考核我，只是凭良心在做科普工作。”刘嘉麒说，既然科学工作者不做科普，那科普总得有人做，于是那些从事科普创作的人却又对科学一知半解，写出的文章就很难保证科学性。

相比科普工作，刘嘉麒更为忧虑的是人们对科学的漠视和逃避，他忧心忡忡地说，跟当年“读书无用论”相似，现在社会上涌动着一种隐形的“科学无用论”。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很好的年轻人不想做科研，特别不想做基础性科研的一个因素。“我有几个很好的学生，非常有希望做科研，但最后还是离开了，要不出国要不干别的去了，他们说，刘老师，我们没有你那个精神，你们那代人吃苦可以，我们已忍受不了现在的这种压力和苦。我听了真的是很不痛快很不舒服。”

“现在的孩子们比较现实。”刘嘉麒自嘲地说，他们也有一个横向对比，他们那么聪明能干，不比同龄人差，凭什么要受苦。“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也提供了做科研的环境，但还是不能很好地留下人才，这点需要我们深思。”

国人的兴趣不在科学上

曾为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的蒋继平在生命科学领域工作了30多年，他认为，我国现阶段的科普工作做得还很不够，科普工作比西方国家更难，效率也更低是有原因的。

他认为目前国人的兴趣不在科学上，即使是已经具备一定文化水平的人也并不太关心本领域以外的事情，那些从事科研的人因有详细的专业分工而互不相干，学生物的人很难会对物理的科普感兴趣。而正处于读书学习阶段的年轻人多数按部就班地接受校内课程，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关心科普。此外我国科普读物的质量不高。真正的专家写出来的科技作品太专业化，没有多少人看得懂，而一些非专业人士为了别的目的写的科普读物，其内容质量又很差。人们在市场上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科普读物，久而久之，就失去了对科普读物的信任和兴趣。

另外一个原因是，在我国科普读物的利润不大，科普读物因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也就没有充分的市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庞大的消费者群体就没有可观的利润，出版社、经销商也没有热情去出科普书籍，造成了恶性循环。最后一个原因是国家对科普领域的支持不够。在科技投入中更多的钱用来支持研究开发，而不是科学普及。在一个没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国家，又缺乏国家的支持，这个领域的发展前途是可想而知的。

一个科普工作者的独白

郭建葳，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当年举“小平你好”横幅的北京大学学生之一，任中科院《化石》杂志总编，北京小达尔文俱乐部主要创办者，中国科学院大学兼职教授，西城区科协副主席，曾获北京市先进科普工作者。

50岁的郭建葳说起自己长期从事的科普工作，有许多话要说：

现在市场上一些科普图书，一看就是找人拼凑出来的，东抄点西抄点，再加些图片，一本书出来了，有的图书看上去还像那么回事，细一问也是从国外买的版权，原创的很少。在我看来，许多内容只是流于知识普及，真正从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探索过程等方面来阐释科普的好书并不多。

就拿孩子们都比较感兴趣的恐龙类书籍来说，一般的书也就介绍恐龙有多少种，每种长什么样，都有什么习性，再加点恐龙图片，负责任的再加点恐龙灭绝的原因等内容，就齐活了，事实上“恐龙”就这么点东西吗，它产生的环境条件、它生存的生态系统、它在整个生物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等这些内容都应该介绍呀，之所以没有，是因为作者本人也一知半解，而且舍不得花工夫去了解，这种情况下读者又怎么能看到好书呢。

我现在主编的《化石》杂志是中科院系统的一本高端科普杂志，有着悠久的历史，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高质量的稿源太少了，要请科学家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写下来，这本身就是件不容易的事，科学家的时间宝贵，真正愿做科普的热心人确实不多。现在编辑部收到的社会来稿绝大多数水平很低，属拼凑之作，编辑要花很大力气去组稿，组来的稿子还要进行细致的修改，可以说每期杂志都是这么艰难出炉的。

我本人就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身边不乏有实力的科研人员，但为什么稿源还这么紧张呢，究其原因还是国家对科普工作缺乏好的政策支持，科研单位做科普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有时想请科研人员写点科普类的稿子，有人积极配合，也有人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拖延交稿时间，所以办这份科普杂志真的很难，很被动。

做科普的还有一个尴尬，职称评不上，收入也不高，我做科普这么多年，职称几乎是停滞不前，有时外出开会，同行问起来都很不好意思。不过细想起来，科研需要人做，科普也得有人干，现在我看开了，我一点儿也不比一线科学家差，他们从事的是揭示自然奥秘的工作，我呢，是把这个揭示自然奥秘工作的过程和结果传达给普通人，让更多的社会公众能从中了解到科学的进展，能从中得到启迪和思考，从而提升自身科学素养。所以我说，我的工作是平凡也是伟大的，是高尚的，值得我投入并乐此不疲。同时我也希望有更多高素质的人投身科普，科普工作需要这样的人才。

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