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的“马特席斯”

笛卡尔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以“普遍怀疑”的姿态开启了西方哲学史上的认识论转向。在认识论上，他把本体论与方法论通过“理性”进行了有机结合，以探究确定性的知识，进而使他的形而上学体系建立在不可怀疑的地盘之上。以自然科学为范式，他试图使形而上学成为像数学一样具有普遍性、确定性的知识体系，于是，形成了一套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马特席斯”（Mathesis Universalis）。马特席斯又称普遍数学或普遍科学，是用以指导思维的概括性学科。

“马特席斯”具有数学特性

作为认识论的近代哲学，其体系建构与哲学方法密不可分。马特席斯首先是作为笛卡尔的方法论指导原则提出，目的在于使哲学借助数学范式成为一种确定、清晰的科学。因此，作为方法论的马特席斯在思维上具有数学的特性。

马特席斯具有普遍性。它可运用于天文学、音乐、光学、力学等各类学科。它披着数学的“外衣”并涉及其他科学中涵盖数学部分的一切事物，因为它用图形和数字表达事物的本质和属性。笛卡尔认为马特席斯是揭示关于秩序和度量的科学。事物的天然秩序决定了认识事物的秩序，从最简单容易的事物逐步深入到复杂事物，形成一个具有精确度量关系的天然序列。马特席斯虽然使知识获得了数学的确信度，但又与数学不同。知识是否科学的标准是看能否获得确证以及是不是明显的知识。所谓明显的知识，不是亚里士多德认为的“视觉感性获得的知识”，而是直观条件加理性证明双重保险得出的知识。

马特席斯被看成是客观性的理性思维方式和认识论原则。笛卡尔认为这种普遍学科是天赋的，它教会人们如何运用直观—演绎法的指导性规则。直观不是感性经验意义上的直观而是理性直观，理性直观需从外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抽离出最基本的范畴并运用基本数学符号予以确定。直观的结果既可以作为确定性的起始原理称为直观命题，又可以进一步推论演绎出其他一系列复杂命题。直观从最单纯简单的命题出发，逐级演绎到复杂命题。先从复杂事物中分析出最简单项，再考虑各项间的关系。笛卡尔指出：“这一技艺的奥秘全在于：从一切项中细心发现最绝对项。”纯粹而又简单的事物性质即绝对项，是内心直观到的，是心灵自显的真理。这样马特席斯就表现为把一切事物简化为有一定关系的简单项的特殊序列。演绎方法则从确定的已知出发，根据“项”之间的度量关系严格推算出结论。因此，我们根据秩序法则和“通观”绝对项在序列中的位置关系演绎出清晰而又确定的知识。演绎推论中涉及的事物顺序是先验的，为环环相扣、互为因果的事物发展所产生。至此，马特席斯在哲学建构上的数学范式倾向以及对知识的确定性和普遍性追求，彰显了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精神，最终使近代哲学走上了科学化道路。

“马特席斯”旨在建构一种新形而上学

欧洲文艺复兴的兴起，对经院哲学产生巨大冲击。旧形而上学使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不断受到怀疑主义的挑战。于是，17世纪的形而上学学者走上了一条使哲学成为普遍科学的道路。其实，早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就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柏拉图将数学引入哲学为其“相”论做确定性证明；亚里士多德派认为数学具有一种纯形式的确定性，纯形式包含了一种对具体事物抽象的普遍性。因此，形而上学从诞生起一直保持着数学化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伽利略曾说，自然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在此，数学不仅具有方法论价值，也具有存在论意义上的“本体”地位。如果说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用“普遍怀疑”清理旧形而上学的地基，那么马特席斯就是面对怀疑主义的挑战，去尝试建构一种具有普遍性、确定性的新形而上学。建构一门不可怀疑的普遍科学是笛卡尔“马特席斯”的重要任务，以此致力于恢复古希腊的形而上学精神和理性主义传统。但是，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却又割裂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使马特席斯难以获得世界认识的普遍统一性，并造成了自身理论体系的内部矛盾。

笛卡尔的“马特席斯”所蕴含的哲学科学化倾向对语言哲学、分析哲学以及胡塞尔的现象学都具有深远影响。确信与怀疑是两种并存的思维方式，获得确定性是哲学自我拯救进而消除怀疑主义嘲讽的重要任务。哲学若想不被怀疑为主观的臆断，就必须在语言和逻辑推理上寻求一种普遍的确定性。实践证明，在自然科学领域仍然存在着不可测量性和不确定性因素，更无须说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即使在多元主义、相对主义肆虐的今天，哲学对普遍确定性的追寻并未停止，仍存续着一种理性主义执守，或许这就是数学所蕴含的形而上学精神的魅力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报 刘举（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