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佛教研究的地理性视野

据中国社会科学报：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以后，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大盛，对这一时期佛教思想的研究在佛教史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

纵观东亚地区的研究状况，现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大多数研究者都关注佛教文献与佛教思想史。虽然这些研究具有意义，但佛教特别是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不仅是一种宗教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社会现象，其内容涉及思想、信仰、经济、政治、民族等诸多方面。我们应对现有的研究范式进行反思，进而提出新的研究思路。

引入社会思想史研究

历史学家、哲学家、宗教学家研究视角各不相同，特别是社会、思想、信仰方面都较混乱的南北朝佛教研究，更需要多视角的切入。但遗憾的是，现在几乎所有南北朝佛教研究均限于宗教学的学科视域。在2007年出版的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第三版序言中，以研究中国中古宗教著称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Stephen F. Teiser认为，自1998年该书汉译以来，其所揭示的公元4、5世纪初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社会背景，尤其是当时的华夷关系、政教关系和佛道关系，以及中国人如何回应佛教这种外来文化同中外僧人如何同化两种不同文化的历史等内容，对于中国学界的南北朝时期佛教研究，在方法论的层面具有重大的启示：宗教史研究须从宏观的社会思想史背景出发。虽然这是一家之言，但对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中的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思想研究却意义重大。例如，研究“南北朝佛教思想的受容与变容”，就应对当时的信仰集团或寺院集团，以及接受佛教思想并产生新的佛教思想的佛教教团进行社会思想史方面的研究。

不断深化和扩展地理性视野

南北朝时期佛教的视野范围虽然狭义上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但广义上以从印度到中国的多种地理性因素（包括环境、民族、文化等内容）作为其背景。

以印度为例，唐代慧超在《往五天竺国传》中提到的“天竺”并不仅仅指现在的印度与巴基斯坦，还包括了丝绸之路沿线的一些国家，如现今的乌兹别克斯坦及哈萨克斯坦，乃至于巴米扬及开伯尔峡谷一带（阿富汗）等更为广阔的地区。如果把9世纪初的人们的地理性视野作为参照物，那么南北朝时期佛教人物的地理性视野与此相比差别应该不是很大。即便把范围缩小为现今的印度与巴基斯坦或“佛教的印度”，也不能用“单一的几个佛教传统”来说明其中存在着的人文地理方面的多样性。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研究中存在的过于简单化倾向值得反思。

关于印度佛教的原始资料很多，其中具有思想、文化特点且与印度佛教相关的大部分都是汉译资料。研究这些汉译原始资料时，应考察各种译本之间的异同及其中所包含的思想源流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南北朝佛教的“受容与变容”问题。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可以大大减少过于简单化印度佛教而引起的各种错误。同样，由于语言的差异性，汉译佛典中必然会存在着误译问题，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误译问题大部分是由于印度佛教当中所包含着的时代、地理、文化、思想等层面的差异性而导致的。

融合文献·思想史与宗教·文化史研究

佛教的思想结构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需要广泛的下层结构的支持。在南北朝时期，由于多种社会和地理因素形成了各个阶层的不同信仰形态，这些信仰形态则是研究南北朝佛教思想的重要基准。所以，对该时期作为一种国家行为的护国法会或以引导民众为目标的多种法会仪式等，也需要更为细致的探讨。幸运的是，通过敦煌宝藏我们了解到了比以往更为具体而丰富的信仰实践形态的资料。

此外，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遗迹和遗物也是重要的研究资料。特别是从西域到华北存在的各种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石窟，是思想、信仰形态的象征化与具体化的一个例证。此外，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遗物和石刻资料也应纳入视野。这方面的既有研究成果，与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迄今依然存在着很大距离，有必要更积极地思考如何更多地采用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新的研究方法，使之成为研究南北朝佛教思想的一种新思路。（郑柄朝/文 作者单位：韩国金刚大学；朴光哲/译 译者单位：韩国金刚大学）(神秘的地球uux.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