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官寨遗址埋仰韶文化文物宝藏

（神秘的地球报道）据三秦都市报（赵争耀）：杨官寨遗址位于高陵县姬家乡杨官寨村泾河左岸，现存面积80余万平方米。2004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2008年3月，杨官寨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位居榜首。

那么，从2004年至今，杨官寨遗址到底出土了什么？它会告诉我们关于古人的哪些故事？6000年前的古人是怎么生活的？目前所知面积最大、同时期内唯一的保存较好的杨官寨遗址或许能回答这个问题：在考古专家的大胆推测中，这个相当于4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聚落，也许是中国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城市，城市边缘有一条长达1945米的环壕。那时，社会已经有了简单的分工，生活在城中的古人有的以制陶为生，有的人耕地，有的人狩猎……维系他们关系的，除了血缘，还有某种制度。

6000年前的古人是怎么生活的？杨官寨遗址的发掘或许会告诉我们一些答案，但还是有很多谜团难以解开。比如说那条长达1945米的壕沟。挖这样一条壕沟会产生土方量约101140立方米，专家认为，这对于挖掘工具只能是石铲、石斧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而言，工程的难度不亚于农业社会修建一条大运河。因此，环壕护卫了一个什么样的聚落，聚落成员的社会组织形式是怎样的？

“整个壕里有11万立方米，那他就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社会组织，所以当时至少社会组织集权已经达到一个国家的高度。”杨官寨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炜林称，在史前时期，用石器、骨器这种工具来挖这么一个壕沟，仅靠杨官寨的人是难以想象的，就说明在当时已经有少数人在指挥多数人在做事，社会的动员力量当时已经具备了，我们分析，可能动用了其它村落的力量，因为周边当时还有很多小的聚落、村庄。“结合杨官寨特殊的地理位置，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遗址或许是关中庙底沟文化的中心聚落。”王炜林说。

那么，壕沟挖出来的土去了哪里？在遗址附近，海拔最高的位置就是杨官寨村，所以那么多土方不可能堆放在村外。考古专家们推测在遗址内部，应该会有一个很大的高台建筑，“我们现在还没有发掘到遗址里面的东西，如果存在高台建筑，这又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人们也许都葬在高台处，这或许还会解开墓葬的谜团。”面对这么多悬念，王炜林期待用扎扎实实的考古工作来解开这些疑问。

不仅如此，在环壕的西部，考古人员还发现一处门址，现场可以清晰地看到，该门址设计非常完善，由附近环壕、门道、排水设施、“门房”等构成。其中，排水设施是一条由聚落内流向环壕的小渠，渠宽0.55米、深0.5米。门道是设计开挖聚落环壕时特意预留的连接聚落内外的生土过道，宽度有2.7米左右。在聚落内部的环壕不远处，是一“门房”，根据留地面遗迹推断，当时应为一圆形地面式建筑，大小仅几平方米，虽然保存状况不好，但屋内的柱洞遗址清晰可见，根据被火烧过的痕迹判断，灶址也设在了屋内。大量的陶、骨及石质文物,尤其是同时期遗址中所罕见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动物纹彩陶盆、涂朱砂的人面塑残陶器等，也大都出自该门址门道两侧的壕沟，且大多成层分布，保存基本完好。

惊世发现埋在地下的“仰韶文物”宝藏

不仅是环壕的发现令人震惊，杨官寨出土文物数量之多同样令人赞叹。王炜林说，遗址的发现，不亚于发现了一座仰韶时代中后期文物宝藏。目前探明得知，杨官寨遗址的发掘区以泾渭产业园北区的东西二路为界分为南北两区，主要是庙底沟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两类遗存，总面积达80万平方米。出土文物从石刀、石斧、石锛、石凿、石纺轮，到骨器锥、笄、镞，再到陶器盆、瓮、罐、盆、尖底瓶等应有尽有。

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的陶制器物，一处探方内有20多件史前陶器叠压在一起，而且包括各种类型的组合，在考古界是非常少见的。遗址内还出土了许多精致的骨器，多数是装饰品，记者还亲眼见到一枚骨笄，被打磨得非常精细，其精致程度不亚于后世的簪子，难免让人感慨古人的非凡智慧。而遗址内还出现了一件猪下颌状的骨器，和原物非常相似，专家推断，史前人类应是以猪的拥有多少代表身价，猪是与富有和装饰奢华联系在一起的。“要说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莫过于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动物纹彩陶盆、涂朱砂的人面塑残陶器了。”工作人员介绍说，“镂空人面深腹盆”眼睛、嘴巴中空，中间有突出的鼻子，酷似现在流行的 QQ 头像。这种“镂空人面形”的器物，到目前为止，在全国也仅发现了两件，另外一件是出土于山西吉县沟堡遗址的“人面形筒状器”；蜥蜴纹彩陶盆绘有蜥蜴爬行的图案，蜥蜴的四只脚、头部、尾巴都清晰可见，类似于半坡出土的人面鱼纹盆，虽然陶盆底部有些残缺，但是无论从线条的丰满度还是图案的复杂程度而言，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块非常奇特的残块也让考古专家疑惑不已：这块黑色的陶片有半个手掌大小，高7.2厘米，上面有一只非常完整的大眼睛，这只眼睛突出眼眶。眼睛的左下侧和右下侧，各有一只较为完整的鼻子。考古专家分析说，从陶片的边缘可以看出，这个陶片另外几面的部分应该是对称的，该陶器可能有三只眼睛六个鼻子，与四川“三星堆”出土的奇怪陶质面具在外形上有相似之处，很可能是有特殊用途的礼仪性器物，带有神秘色彩，可能与当时的某种文化相关，这是以前仰韶文化遗址中没有发现的器物。史海疑云杨官寨是黄帝的都城

“关于西安建都史，一般认为已有3000多年了，但2008年一项重大考古发现，推翻了传统的认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义成所说的重大考古发现，指的是位于西安北边高陵县的杨官寨遗址。2004年陕西省的考古人员对那里进行了考古发掘，多年的清理发掘，让一座距今5000多年的大型聚落遗址破土而出。而这个，便是胡义成眼中黄帝都城的所在。

据《史记·封禅书》中黄帝“郊雍上帝”的记载，胡义成推断黄帝的都城应该建在关中。因为史籍中的“雍”是关中的古称，而“郊”则指“郊祭”，是一种在部落中心或附近举行的祭祀仪式。不过在关中地区，此前一直没有找到和黄帝年代相符的城市，使得史料中的记载无法得到证实。直到杨官寨遗址被发现，终于可以让胡义成肯定地说，这座初具城市功能的大型聚落，便是黄帝时代都城的所在，西安建都的历史，也因之前推到了5000多年前。

“会不会有城我不敢肯定。但位于河南郑州的西山遗址表明，这个时期已经出现城了。不过西山的城规模也不大，大概是2.5万多平方米。那时，夯土墙也已经出现了。”王炜林称，版筑夯土墙是我国最早采用的构筑城墙的方法，也是城的一个重要标志。2008年9月4日，包括严文明在内的11位专家来到杨官寨遗址。勘察完毕后，专家们一致认定，杨官寨遗址是中国首个被发现的庙底沟时期完整环壕的大型聚落。“陕西的周秦汉唐是中国最伟大的时代，但它能发生周秦汉唐不是随随便便的，它是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如果说杨官寨遗址类似于城市的话，那我们西安的建城史，向前推进了很大，可以说是西安在距今6000年的时候，就是中国文明的一个中心。”王炜林说。

在胡义成看来，杨官寨所处的时代，黄帝部族正处于兴起的阶段，还没有到“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所以这个时期的“都城”，只是古国初建时期的区域中心，还不能代表整个中国。而随着黄帝部族的壮大，灵宝西坡、郑州新郑等地挖出的城市遗址，因为时代更晚，很可能是向东发展过程中陆续建立的都城。而这样的过程，也印证了《史记》中关于黄帝“迁徙往来无长处”的记载。

了解西安的人都知道，西安与埃及、罗马、雅典并称世界四大文明古都。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在这里建都，时间长达1100多年，建城史更是长达3100多年。然而根据最新的杨官寨遗址的考古发现，这个数字将有望被改写。经初步认定，西安杨官寨遗址极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城，而一旦被确认，那西安的建城史将会推进到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同时它也将会是世界历史上第一座城市。

由于杨官寨遗址的重要价值，这个在外行看来，几乎没什么观赏性的遗址荣登2008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首。它让人们依稀看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模样，看到了中国文明正在以此为起点逐渐形成。杨官寨遗址的考古工作目前所显示的只是该遗址丰厚内涵的冰山一角。如此巨大的环壕由谁来组织规划和修建？环壕挖出的101140立方米的土堆在了什么地方？环壕护卫的是什么样的聚落？其中的成员是怎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他们的墓地在哪里？历经10年的考古发掘，遗址未来的保护又该如何进行……带着诸多疑问，5月10日，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杨官寨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炜林。

记者：如今，很多考古项目就是在推土机下抢救文化遗产，10年前，杨官寨遗址也面临这样的危机，如何化解经济建设和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

王炜林：这一遗址是2004年5月因泾渭产业园修建北区二号路而发现的。当时推土机一铲下去，出现了部分陶片。得到消息后我迅速赶到了现场查看，土不是一般的黄土，从地下翻出来的都是灰土，这意味着这个地方是个大灰坑。灰坑就是古代人的“垃圾坑”，“过去人类的很多活动都需要挖洞穴，比如储存什么东西，或者为了取土。后来随着时间流逝，这个坑逐渐被填平，但其中经常埋藏着当时人们生活的遗留品，比如陶器的残片等。当时就判断，这里可能是古代人类活动的一个遗址。由于该遗址是在施工过程中被发现的，修筑短短100米的路基此前就破坏了100余座文化灰坑和多处房址遗迹。

记者：又要抢救发掘，考古工作者有时候就像救火的消防员。

王炜林：那些挖出来的陶片经专家鉴定，被认为是庙底沟时期和半坡时期文化的产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随即成立了一个杨官寨考古队，我任领队。泾渭工业园是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与西安市高陵县政府联合共建的重点发展园区之一，遗址所在的土地原本已被划为“工业用地”。一个大灰坑并没有什么说服力，急着动工建设的企业并不愿意为一个未知的结果等上好几年。我们当时也不敢肯定什么，只知道要先交涉，把涉及到遗址安全的工业建设都停下来。

记者：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但杨官寨考古队的工作还是受到了重重压力。

王炜林：我们进一步发掘后，发现这是一个大型的遗址。其总面积大概在80万平米左右，现在保留下来有24万平米，这在同类型遗址中是最大的。为了保住“杨官寨遗址”，考古队租住在杨官寨村村民的房子里。从2004年起，他们日夜守在遗址旁。多次交涉，企业总算答应暂停施工。

记者：发现了遗址，工地就不能动工，客观上影响了企业的经营和发展。

王炜林：配合基建的考古，我们最初的想法就是加快发掘进度，发掘早一天完工，人家企业也就早一天开工。可是，2007年12月，杨官寨考古队队长张伟正带领队员在遗址的东北角进行挖掘工作，突然，他发现有一处土质土色和其他地方不一样，“里面全是灰土。”后来的钻探证实，这可不是普通的坑穴，而是杨官寨遗址最大的考古发现——聚落环壕。

记者：环壕？很重要吗？王炜林：环壕大得令人吃惊。周长约1945米，壕内面积24.5万平方米，相当于4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壕宽约6－9米，最宽处约13米，深2－4米左右，而保存也相当完整，平面形状大致呈梯形，南北向布局。虽然处于同一时期的临潼姜寨、河南灵宝西坡等遗址也发现有聚落环壕，但无论从规模还是保存完好程度，都无法与杨官寨遗址的环壕相提并论。比起早期和晚期，考古界对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文化的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一直了解不多，杨官寨遗址作为目前所知面积最大、同时期内唯一的保存较好的大型环壕聚落遗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研究庙底沟文化的机会。

记者：那么，先民们为什么要修建这么大的聚落环壕？

王炜林：学术界目前对此还没有形成定论，专家的推测也各不相同。有些专家认为环壕可能类似于护城河，起着防范外族攻击、保护聚落的作用，也有些专家认为，当时先民们饱受野兽侵袭的困扰，兴建环壕用来抵御野兽侵袭的可能性较大。

记者：2008年6月，本应结束考古工作，因为杨官寨遗址的重要性，发生了变化。

王炜林：我记得很清楚，那年8月15日，时任陕西省副省长景俊海在省文物局局长赵荣等陪同下，赴杨官寨遗址实地考察，在了解文物保护与研究情况后，景俊海要求省文物局和高陵县政府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陕西省文物保护条例》有关规定，按照全面普查、重点保护的原则，对项目建设可能涉及的地下文物进行全面保护。遗址区内的在建项目应该停工，未建项目应另行选址。同时，他还建议要尽快对遗址进行全面的调查，组织专家对现有的发掘成果进行论证，尽快确定重点保护范围。2009年4月，这一要求被陕西省政府以文件的形式正式下达。

记者：2009年3月9日，从北京传来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我省杨官寨遗址继入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之后，再次以得票前三的佳绩，入围国家文物局主持的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作为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得知这一消息后有何感受？

王炜林：说老实话，我实在激动不起来，因为我不知道能不能保住它。

记者：后来的事实是，经多方努力，遗址保住了。那么，这个在外行看来几乎没有太多观赏性的遗址，是凭借什么入围“十大考古新发现”的？

王炜林：有两个缘由，一是发现了距今6000年的庙底沟文化完整的环壕聚落，面积达到24.5万平米，另一个原因，在遗址南区发现了成排分布的由窑洞和陶窑建筑构成的作坊区，这两个发现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实在关中地区，从距今8000年的老官台文化算起，一直到半坡遗址，我们的传统就是环壕聚落，用一条大的环壕将村庄、聚落围在里边。

记者：杨官寨这么大规模的聚落，聚落里的先民死了之后埋在哪里？

王炜林：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遗址已经表明，半坡时期的墓葬都位于环壕外面，大部分是合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每个墓地里看不出人的身份和等级。”而2006年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上展示出来的半坡时期墓地中，考古学家发现了随葬玉器的墓葬，这表明半坡时期已经出现了等级。但真正属于庙底沟文化的墓地至今都没有发现。我们一直在寻找，至今都没有在周围找到大规模墓地，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墓葬文化尚不清楚。

记者：通过考古发掘，以及出土文物，能否再现史前先民的生活场景？

王炜林：当然可以想像一下：6000年前，生活在杨官寨遗址的古人们制作陶器并作为器皿，用陶刀收割粮食，用石球狩猎；维系他们关系的，除了血缘，还有某种制度。那时，社会已经有了简单的分工，他们中有的人以制陶为生，有的人耕地，有的人狩猎……他们会通过交换来达成彼此的需要。而他们之中最强壮的或者拥有最多生产资料的，将会成为首领，号令人们的行动……

杨官寨遗址公园建设启动

记者：10年来，杨官寨遗址的考古发掘和保护经历了诸多坎坷，同时，也收获了荣耀。

王炜林：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大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说，这是目前所知面积最大、同时期内唯一的保存较好的大型环壕聚落遗址。考古发掘也引起了国际学界的高度关注。受印度-太平洋地区史前学会邀请，1月12日至17日，我和邵晶助理研究员赴柬埔寨暹粒市参加该学会第二十次年会。印度-太平洋地区史前学会是亚太地区史前考古学研究领域的顶尖学术团体，为交流提高亚太地区考古学研究水平搭建了平台，至今已成功举办19次年会。会议期间，我发表了题为《庙底沟文化与中国文明---以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为例》的学术讲演，系统地阐述了庙底沟文化在中国文明产生和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近些年来陕西考古工作中采用的新方法和新理念。

记者：这回让杨官寨遗址在国际上露了脸，的确让人振奋。那么，未来的文物保护怎样开展，有没有好消息和大家分享一下？

王炜林：风雨过后见彩虹！杨官寨遗址的保护，好事连连啊。5月5日，陕西省文物局局长赵荣率局机关相关处室、省考古研究院和汉阳陵博物馆负责人赴高陵县开展调研，实地察看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官寨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保护规划编制规划情况。此前的4月14日，高陵县召开的第73次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积极做好杨官寨遗址公园规划建设。目前，《杨官寨遗址保护规划》正在完善、论证，通过之后就可实施。另外，2014年到2017年底，对杨官寨遗址聚落的环壕进行发掘，发掘面积约3000平米，搞清环壕的分布范围和自身特征。2018年到2020年底，基本完成对聚落环壕内部的发掘工作，发掘面积约5000平米，搞清环壕内部各类遗迹的分布情况和自身特征，进而为了解整个环壕聚落打好基础。

记者：能透露一下规划愿景吗？

王炜林：按照规划，未来将建设西门址保护展示厅，对已发掘的西门址进行揭露展示，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建筑高度控制在6米以下。同时，建设杨官寨遗址博物馆，布置在综合服务区北部，总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其中陈列展示厅面积2000平方米，考古工作站1500平方米，保护管理用房500平方米，建筑高度控制在9米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