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虫老太太”尹文英高龄挂帅土壤动物学
尹文英正在检查原尾虫标本
尹文英和父亲尹赞勋
她“偶然”发现原尾虫，踏遍半个中国继续寻找；她泡在鱼池3年，承诺“治不好鱼病赔钱”；她九十高龄仍亲自指导研究生，“后继无人是对历史的犯罪”
周一早晨8：55，九十高龄的著名生物学家尹文英院士推开办公室的门，换上做实验用的白大褂，冲了一杯茶，稍事整理，准备就绪，正好9点整，和多年来一样，她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不了解尹文英的人，总会惊叹于她的幸运，连她自己也承认，“这一生充满偶然性”。
偶然，降生在一个注重科学、主张男女平等的家庭；偶然，导师帮她定下终身从事的专业——生物学；偶然，遇到了带她走上鱼类寄生虫研究道路的英国女科学家；偶然，她随手搬起一块石头，发现了原尾虫……
可对这个90岁高龄仍在辛勤工作的老太太来说，成功永远不是“幸运”的简单叠加。
当她在你面前，仍像个斗士一样，激情昂扬地为促进新学科的发展而大声疾呼时，你会发现，如果没有内心的某种力量，再多的“偶然”，也激不起生命中如此壮阔的波澜。
研究泥土里那些小小的昆虫有什么意义？
尹文英会告诉你，“如今，土壤污染严重，但是土壤生物却有监测、指示、缓解和清洁污染的本领！因此，研究土壤动物学至关重要！ ”
尹文英，女，昆虫分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国鱼病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六足动物（昆虫）系统发生研究的开拓者。
她和同事们对近20种严重鱼类病害提出了有效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为创建我国“鱼病学”奠定了基础。1963年，她发现了我国当时尚未记载的原尾虫，除发表一个新科、18个新属、140多个新种外，还提出了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制定了新的分类体系，这是我国动物系统分类学领域的一项重要标志性成果，在国内外同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起，尹文英积极推动和组织了全国性土壤动物学调查研究，为土壤动物学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人们说她有个“好爸爸”，其实——
科学家父亲“袖手旁观”只教她两个词受用终生
许多凭自己努力做出成绩的名门之后，几乎都会遇到同一个困扰——人们总是固执地认为，他们的成就一定是来自于家长的助力，“赢在了起跑线上”。
几乎所有写尹文英的传记中，都会提到她父亲，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院士）尹赞勋。
这个出生在河北农村的女孩，六岁前都没有读过书，“当时的我就像路边的一棵野草，任风吹雨打，无人理会”。直到6岁时，父亲尹赞勋从法国留学回国度假时，力排众议，将她送进了私塾，而后又举家迁往北平。通向世界的那扇大门，就这样敞开了。
客观地说，和当时大多数农村同龄女孩比起来，尹文英确实很幸运，如果不是父亲的开明、有见识，她之后的人生可能远没有如此精彩。
少年时在北平，父亲的同行隔三差五就会在家中举行学术聚会，“其实我一点都听不懂，但每一次都从头到尾旁听，就在这种气氛下，我暗暗告诉自己，要做一个有学问的人。 ”
疼爱女儿的尹赞勋每逢节假日，就带着她到西郊一带的山区去观察、采集，让她能从小认识矿物、动物和植物，“他培养我从小喜欢观察大自然，对日后从事生物学研究大有裨益”。
而在走上工作岗位后，从头到尾“袖手旁观”的父亲只是教会她两个词——
“那时中国的科技还很落后，大多数都是在模仿。父亲就告诉我，要有独立的思想，做第一手的科研工作，不要老是跟在人家后面模仿，也就是现在说的‘创新’。 ”
后来，尹文英在科研中，一直坚持“创新”的治学理念，她曾说：“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有新意，特别是科学研究，如果工作中始终按照一套模式、一套方法、一个思路去做，得到与前人一模一样的结果，这岂不成了工厂生产，而不能算作科学研究了！ ”
父亲教会女儿的第二个词，是“准备”。
“他经常说，不打无准备之仗，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无论做事、做人、做学问，我都会事先做好准备，计划得比较周全。比如我负责牵头开展土壤动物学研究，是个涉及100多位科学家的大项目，在此之前我花了一年时间准备，从工作思路到方法，到怎么和外国专家交流等等，统统都做好计划。其实我没有什么本事，也不善于言谈，能够做好这项工作完全在于事先充分的准备。 ”
这对举世闻名的科学家父女，父亲从不过问女儿的研究，女儿亦从不撒娇抱怨工作的辛劳。这是父女间的默契。
人们叫她 “幸运儿”，其实——
“偶然”发现原尾虫后踏遍半个中国艰辛寻找
人人都希望自己是个幸运儿，可如果幸运之神指明的方向，却并非是自己的主观意愿，那这还算不算是一种幸运？
如果单是看尹文英的“大事年表”，很多人会说她是个十足的幸运儿。
考大学时她选择的是地学系，“指不定能发现个金矿银矿，能够使得国富民强”。可没想到时任理学院院长兼生物系主任的欧阳翥教授赏识她的才学，也没问她同不同意，大笔一挥就把名字勾到了生物系的名单上。就这么偶然，尹文英与生物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临近毕业时，英国鱼类寄生虫学家史若兰教授正巧应邀前来访问，生物系毕业生中只有尹文英一个女生，被安排作为接待，也因此获邀成为史若兰的助手，将鱼病研究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
而尹文英最重要的成就——“在中国科学记载原尾虫”，更是“幸运儿”的典型案例。
原尾虫体长只有0.5-2.0毫米，又生活在土壤中，众多专家学者寻找多年无果。
1963年夏，丈夫夏凯龄所在的中科院上海昆虫研究所赴浙江天目山采集昆虫。尹文英当时从武汉调来上海，等待分配工作，便应杨所长之邀一同前往。其他人都漫山遍野采集去了，尹文英独自坐在树下，随手翻开石头，在褐色的泥土中发现有一个小小的白点在蠕动。她灵机一动，拔下一根头发，沾上点口水，将它粘了起来，并小心地放进采集瓶中。就这样，那几天她采集到了20多只同样的小虫子。通过显微镜下观察鉴定，这些小生命竟然就是原尾虫。
著名原尾虫学家今立源太良曾经回忆：“红华蚖可能是迄今已知原尾虫中最原始、最有兴趣的种类，尹在1965年发现了它，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
尹文英传奇般地发现了我国最早进入科学文献记载的原尾虫，也因此被邀请留在昆虫所继续研究，从此，她的科研之路也转到了昆虫学领域。1983年，她又大胆地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原尾虫系统发生新见解：无气管系统的蚖目种类是较原始的，而有气管系统的古蚖和华蚖则是较为特化的类群。这一观点已被国际上有关学者普遍接受。
人生中的关键几步，都冥冥中有如神助的“天赐良机”，谁能说这不是一种幸运？
可尹文英偏偏就不认同“幸运”这个词，她更愿用“偶然”来形容自己的际遇。 “我的一生都充满偶然性”，老太太思索往事，轻轻地说。
如果用现代职场人的眼光来打量，似乎每一个关键的转折，都非出于尹文英的“主动意愿”，反倒有更多“被选择”的意味。这或许也是她不愿用“幸运”形容自己的原因之一。
有没有过后悔的时刻？
“我们这代人，责任感都很强。 ”尹文英想了想，“分配给我的工作，不去考虑喜不喜欢，反正一定要干好。 ”
当年被分配到生物系，每年都有残酷的淘汰制，四年下来同年级12名学生只留下了一半，而她始终是其中读书最用功、成绩最优秀的那个；被史若兰教授慧眼识中后，这个严肃的英国女科学家在科研上的要求近乎严苛，对任何艰难险阻都视若无睹。尹文英一咬牙，“绝不能叫苦！ ”
发现原尾虫后，尹文英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的山岭野地寻找它们，北到中俄边境、中蒙边境，西到青海，南到海南岛，先后找到了160多种原尾虫，包括140多个新种，她在电子显微镜下走进原尾虫的世界，大胆提出“原尾虫是不是昆虫？”的学术问题，成为世界公认的4位最有成就的原尾虫学者之一。
尽管她已是名满天下的院士，但以九十高龄，仍在为更多土壤动物们“著书立说”。
“她认为自己的成功是偶然，可你要是看到她搞科研时的那股认真劲儿，就知道，这是一种必然！ ”尹文英的学生对此坚信不疑。
成功，永远不是“偶然”的简单叠加，如果没有内心的某种力量，再多的“偶然”，也成就不了“幸运”。
人们只知道她是昆虫学家，其实——
3年赤脚泡在鱼池里她立下保证书为鱼治病
现在多数“圈内人”都知道，尹文英是著名的昆虫学家，但许多人也许不清楚，她原来还是一名优秀的鱼病学家。正是通过她和同事们的努力，找到了我国淡水鱼类病的防治方法。
1953年初，她被派往我国当时最主要的淡水养鱼区——浙江湖州，筹建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菱湖鱼病工作站。
当时我国主要饲养的鱼种为草鱼、青鱼、鲢鱼、鳙鱼，这些都是中国特有的鱼种，与欧、美、日等国家的饲养鱼类完全不同，因此没有可以借鉴的国外资料，必须独立思考。为了探寻鱼类病因，凡是鱼池的浮游生物、鱼体寄生的原生动物、蠕虫、甲壳动物等，都成为了她和同事们研究的对象。
他们租了十几个鱼池，常常赤脚踩着泥泞，在鱼塘周围观察鱼类生长情况，有时还得打捞浮上水面的病鱼，放在显微镜下解剖观察，分析致病原因，更需深入研究鱼的发病规律等。天还没亮就要起床，深更半夜才能入睡，这一干就是整整3年，每年才能回一次家。
除了鱼病防治实验研究外，他们还需要为当地农民养的鱼上门出诊，“当时农民不相信我们的技术，我们还要写保证书，保证把鱼治好，万一鱼死了还要赔偿。 ”
渐渐地，工作站的口碑建立了起来。尹文英和同事们先后发现并推广了青鱼肠炎病、赤皮病、小瓜虫病等近20种鱼病的有效治疗方法。在分析总结大量科研数据的基础上，制订出了“三消四定（三消：清塘消毒、鱼种消毒、饵料和食物消毒；四定：即四定投饵：定质、定量、定时、定点）”的有效防病养鱼措施，并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防重于治，无病先防，有病早治”的工作方针。
就是这样一套既有创新又具实效的防病养鱼措施和操作上的具体做法，很快被全国各养鱼区推广使用，成为当时我国淡水养鱼科学操作规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我国淡水养鱼业的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此后逾15年的时间里，尹文英一直从事鱼病防治及基础病理学、生理学及流行病学的科研工作，为创建我国“鱼病学”奠定了基础。
人们以为她整天埋头搞研究，其实——
九十高龄指导研究生“后继无人是犯罪”
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尹文英发现原尾虫的传奇与幸运，以及她在我国昆虫学领域做出的科研贡献。但作为一名卓越的科学家，尹文英绝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相反，她在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上的贡献，并不亚于在科研上取得的成果。
“文革”结束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科学工作者满腔热情，许多优秀的科研成果开始涌现。在昆虫学领域，因《昆虫学报》版面有限，要发表一篇论文，最短也要等上一两年。考虑到这一现状，尹文英曾向所领导建议，昆虫所应该主办一份专业学术刊物，并得到了所长的赞同和支持。
经过所领导班子研究同意，创办一个能够及时汇集昆虫所科研人员以及与合作单位科研成果的学术年刊（后定名为《昆虫学研究集刊》），一年出版一集，公开发行。
设想很好，但要真正创办一个刊物，谈何容易？因当时出版系统已放开，纯学术性刊物发行量有限，经济效益不大，出版社都不太感兴趣。
正在大家纳闷无奈之时，尹文英又主动请缨。在她的不懈争取下，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尹文英清楚记得：当时有位出版局领导当场拍板，并指定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负责。就这样，《昆虫学研究集刊》正式创刊，前后共出版了11集，发表了昆虫研究所在昆虫生理、生化、生态、毒理、病理及昆虫分类等方面近300多篇有质量的学术论文，深得国内外同行好评。
尹文英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也体现在对年轻科研人才的培养上。
“文革”后，中科院恢复招收研究生，尹文英是恢复招生的第一批导师。在以后长达20余年中，她先后招收硕士6位，博士10位，博士后2位。
为了把这些年轻人培养成才，尹文英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1990年她被评为中科院优秀研究生导师。 80多岁时，尹文英还在亲自培养研究生，每周至少安排一次与研究生学术交流或科研谈心。如今，已是90高龄的她，仍会每周来所里上班，对年轻科研人员给予殷殷指导。为了节约时间，她总是自带简易中饭，用微波炉加热即食。
已是耄耋之年的大专家了，为何还要亲自培养研究生？
尹文英的回答很干脆：“昆虫世界大得很，昆虫专业人才非常缺乏，尤其是创新型人才更要多培养；后继无人是我们对历史的犯罪！ ”
人们以为她到了颐养天年的境界，其实——
“昆虫老太太”不淡定为土壤动物学奔走呐喊
90岁高龄，被后辈们亲昵地呼作“老太太”，该是可以颐养天年、看开一切的时候了吧？
可仍有一件事，让尹文英不淡定，让她73岁时仍愿意挂帅上阵，不仅牵头组织，更是亲赴第一线考察调研；让她在90岁高龄时仍牵肠挂肚、奔走呼吁。
“土壤动物学真的很重要，可是我们的研究基础太薄弱了！ ”尹文英几乎要大声疾呼，“现在一切的污染几乎都和土壤有关，海洋污染大多来自于陆源污染，空气污染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土地受到污染后继而污染空气，土壤污染严重，但是土壤生物却有监测、指示、缓解和清洁污染的本领！土壤生物的研究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环境科学发展的基础。 ”
最初，尹文英是基于研究原尾虫时，顺带对土壤中其他五花八门的小虫子产生了兴趣，“多到简直不知道有多少种类，我就很有兴趣，想知道这些小虫子在土壤里有什么作用。 ”
之后，她发现，土壤动物学的价值远远不止于此。
“在土壤中生活着的多种生物，对土壤的形成、发育、物理结构、化学性质和有机物的分解等起着重要作用，使土壤成为具有生物活性的活体，持续地为人类提供肥源，因而被看成是一类特殊的生态系统。 ”
欧美学者100多年前就认识到了土壤动物和土壤微生物一样，是活化土壤物质循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了土壤动物的研究。可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土壤动物学研究仍是很薄弱的学科。
为此，90岁高龄时，她仍然在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奔走呐喊。
1982年，尹文英联合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有关学者，邀请全国10个省市的有关专家参加交流，推动该学科的发展。 1987年-1991年，在天目山、衡山和岳麓山等地定点、定量、定期进行了土壤动物的调查研究，从近10000个土壤样品中，收集到30万号标本。标本涉及8个动物门、20个纲、71个目的600多种动物，聘请国内外专家共同鉴定，并于1992年主编出版了《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有关土壤动物的专著。
1993年，她又联合国内外有关专家，开展“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项目。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他们选择了高寒草原区、温带林区、暖温带林区、中热带雨林区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等五个典型地带，同步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此外，在温带（长白山）、亚热带（杭州）和热带（海南）同时进行土壤动物生态学方面的试验研究；并在我国中部进行重工业污染和农药污染对土壤动物的影响及对策等的调查研究。
这个项目的完成为《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本专著的出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之后，由于种种原因，课题研究没有再进行下去，尹文英多方呼吁，最终也无功而返。
回想起此事，老太太仍不禁说：“我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那么大个工程，百把号人合作，谁有名啊！只是想踏踏实实为土壤动物研究做点事。 ”
今年春节前，尹文英研究组又被邀作为开展土壤动物学研究的牵头人之一，亟需购买仪器设备和邀请专家学者重新进行研究部署。
这时，她已九十高龄。
“经费不是问题，仪器设备也可以购买，可是当年一起参加研究的专家学者们，20多年来几乎都退休了，或是转攻了别的研究方向，现在能邀请到的已为数不多了”。
尹文英的语气中，多少有些落寞。但，又很坚决。
那些年父亲教会她的事
采访前，尹文英的学生悄悄提醒我， “老太太跟父亲的感情很好，但她不喜欢别人一再提及这点，以为她有所成就都是靠父亲的帮助或提携。”
没错，尹文英有足够的理由 “拼爹”。那个名满天下的地质学家本可以为女儿安排一份稳定而舒适的工作，或者让她作为自己学科的传人，或者 “托关系”“打招呼”……总之，有无数个办法能让她的成功更快、更早、更容易。
可父亲只对女儿说，“一切全要靠自己。”
“父亲很严肃。说实话，我很怕父亲，他在做什么、想什么，我一点不知道，也不敢问。平时的沟通全靠通信，只谈工作，不聊家常。”
在尹文英看来，父亲对自己的 “帮助提携”，就在于鼓励她读书，带她在山野间培养对自然的兴趣，长大后教会做科研的态度与精神。
其余的，就靠自己打拼琢磨吧。
她知道，父亲总在背后默默关注着自己，他从不过问女儿会不会栽跟头，有没有受苦，因为他知道，那是科研道路上必经的伤痛。
直到有一天，女儿可以自豪地告诉父亲， “你教我的，我一直铭记在心，而且受益终身。”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些最简单又最深刻的道理，是让孩子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
新闻晚报 李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