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普氏野马
追踪普氏野马
普氏野马是世界上仅存的野生马，堪称研究马的起源的“活化石”。
从动物演化史看，我们人类与现代马属动物同是地质史上第四纪的产物。马无疑是大自然最神秘的造化之一。大多数动物学家认为，现今的家马即是以欧洲和亚洲野马为主体血缘驯化和培育而成。而6000万年前的始祖马几乎完全不是我们今天熟悉的马的样子，它仅狐狸大小；生活于始新世后期至渐新世的马，大小似羊。直到进入1000多万年前，马才从湿润的灌木林进入干燥的草原，四肢变长，体格增大，才有了今天的“高头大马”。
普氏野马曾经生存繁育于我国新疆北部准葛尔盆地北塔山和甘肃、内蒙交界的马鬃山一带，以及蒙古国的干旱荒漠草原地带。1878年，沙俄军官普热瓦尔斯基率领探险队先后3次进入准葛尔盆地捕获、采集野马标本，并于1881年由沙俄学者波利亚科夫正式定名为“普氏野马”。
由于人类无情的猎杀、栖息地生态环境的恶化等多重原因，普氏野马于上个世纪中叶在野外灭绝。目前，全世界仅有的普氏野马不足1500匹，是比大熊猫还要珍稀的物种。
1971年，我国新疆的猎人曾看到过单匹的野马，这是我国发现普氏野马的最近的记录，但其数量已无法形成最低有效种群，难以维持一个物种的生存。
1977年，3位荷兰鹿特丹人创立了普氏野马保护基金会。
2010年9月，7匹普氏野马由甘肃濒危动物研究中心运抵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返大自然。这是继我国1985年从英、美、德等国引进24匹人工圈养的普氏野马在新疆放养后，首次在甘肃探索野马放归。普氏野马再次踏上重返“原生地”之旅。
近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放归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普氏野马生活得好吗？日前，保护区首次向记者打开了放归野马的大围栏。
放归野马，在年蒸发量是降水量60多倍的地方
敦煌位于整个河西走廊的最西端。
走出敦煌机场的时候，还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
“好不容易成行，偏偏遇上下雨。”记者心底里暗暗抱怨，继而期盼：“明天要去拍普氏野马，可千万不要下雨啊。一下雨，画面的色彩就灰掉了。”
但前来接机的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科科长孙志成的话却让记者感到意外：“你运气真好，赶上下雨天来敦煌。”
敦煌人喜欢下雨？
“我们敦煌一年的降水量只有39.9毫米，而年蒸发量平均为2486毫米。”他说。
39.9毫米？在长三角地区，大概只能算一场中雨吧？这就是敦煌一年的降水量了？难怪。
“空气清新多了，”孙志成很享受地呼吸了几口湿润的空气，“你明天去野外正合适，蚊子也少多了。”
“一个年蒸发量是降水量60多倍的地方，普氏野马能在野外生存吗？”记者不由得在心底里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车进敦煌市区，街上竟然没有一个打伞的行人。人们在小雨中惬意地走着，享受着大自然难得的甘霖。
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敦煌城区西部120公里处，也是甘肃省的最西端，与新疆罗布泊接壤。
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吴三雄站在办公室的卫星图前向记者介绍说：“西湖保护区总面积66万公顷，是我国西北极旱荒漠区一个湿地、荒漠生态系统和野生动植物类型的大型自然保护区。新疆放归野马的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属荒漠草原，而敦煌的疏勒河流域属极端干旱区内的湿地环境，两者完全不同，敦煌放归普氏野马可以测试该物种适应环境的能力。在我国人口众多、动物栖息地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是一项有益的科学探索。”
年降水量如此稀少，敦煌的生态系统是如何维持的呢？
敦煌绿洲及自然保护区的生命主要靠雪山融水维持。在保护区南部的西祁连山和东阿尔金山，每年有大量的雪水渗入地下，主要通过地下径流，在敦煌的低海拔地区渗出，然后以涌泉的方式加入地表径流，滋润并养育着敦煌的万物。
正是这独特的生态系统，使年降水量如此稀少的敦煌，竟然能难以置信地保存着一片永久性沼泽湿地。冬天，西祁连山和东阿尔金山大雪封山，而敦煌却不见雪，而是一年中最干旱的季节。
“敦煌冬天不见雪？”这让原本以为敦煌冬天大雪覆盖的记者颇为意外。
“敦煌冬天很少下雪，即使下一点也无法留存覆盖地面。”吴三雄局长说。
甘肃濒危动物研究中心科研科长李岩告诉记者，冬天没有大雪覆盖，这正是为什么选择西湖自然保护区放归野马的重要原因之一，便于野马觅食生存。
疏勒河，只看见龟裂的河床
第二天一大早，记者从敦煌直奔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车从灰戈壁上颠簸西行，一座座历尽沧桑的长城烽燧、一堵堵汉长城的城墙遗址，从车窗外掠过。
普氏野马的放归地，选在玉门关保护站管辖的玉门关保护区内的马圈湾、后坑等地。
“马圈湾？”这一地名让记者颇感好奇：过去这里就是养马的地方吗？
“是啊，这个地名起码有2000年了。”一路上，孙志成向记者介绍说，相传公元前120年，一个河南南阳的小官名叫暴利长，因犯罪被充军到敦煌，在敦煌西边的湿地一带放牧。他发现经常到湖边饮水的马匹中，有一匹不同寻常的野马。于是，他就用红土在湖边做了一个手持套马索的泥人，在野马多次反复经过泥人、对泥人习以为常以后，暴利长将自己打扮成泥人模样后手持套马索站在湖边。失去了警惕的野马再次经过泥人时，被暴利长一举擒获。暴利长得知汉武帝特别喜欢好马，于是就将此马献给汉武帝，说此马是从云水间所得。汉武帝大喜，于是特赦了暴利长，且即兴赋诗一首：“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聊客与兮距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
“对暴利长献给汉武帝的马，迄今有两种传说：一是汗血宝马；二是普氏野马。”孙志成说，“无论是哪种马，都说明马圈湾、渥洼池一带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马匹生存繁衍。在马圈湾放养普氏野马，是希望野马能更加适应那里的野外环境。”
但野外的环境并不乐观。车过一座不足10米长的小桥，孙志成说，这就是疏勒河。
记者急让司机停车：疏勒河赫赫有名，但……河在哪里？下得车来，桥下的河道里只见龟裂的河床，不见河水，昨天的那场雨早已消失在久旱的河底。枯黄的野草和骆驼刺，稀稀落落地生长着，已经分不清河床和河岸。
据史书记载，清朝雍正年间，陕甘总督、抚西大将军岳钟琪进军哈密，曾利用疏勒河通水行舟，运输粮草，当年的河岸旁遍布芦苇、红柳和梧桐树。
疏勒河，你要么流淌河水，要么就流淌伤痛。
孙志成说，我们敦煌人想起疏勒河干了就难过。
痛别疏勒河，我们的车轮奔向北塞山。
轮下的戈壁，颜色开始发黑，疏勒河彼岸竟然是黑戈壁。
失踪的母马，留下了永远的谜
玉门关保护站站长常斐，从部队复员后就到保护区工作，至今已是第六个年头。
记者换上护林员的迷彩服后，在孙志成和常斐的带领下，出发追踪野马。路上，两位向记者讲述野马的故事：
“2010年9月，听到有7匹普氏野马要来我们保护区，就放养在我们马圈湾，大家又激动又担心。”常斐回忆道。
为迎接普氏野马的到来，常斐他们忙乎了好多天。先是用50毫米粗的钢管做了一大一小两个围栏，小围栏是准备野马运抵马圈湾后，让它们临时过渡适应用的，而大围栏足有5万多亩地大，就是野马放归后的家。
这精心选择的5万多亩地，水草丰沛，是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中的精华部分。常斐他们还特意挖大了湿地中的多处泉眼，让泉水的流量更大。因为前来指导的甘肃濒危动物研究中心的专家说，普氏野马的饮水量较大。
9月21日，运送普氏野马的车队从武威抵达马圈湾。普氏野马刚一落地，常斐的第一眼竟觉得：这不是野驴吗？
这毫不奇怪，很多人都曾将野驴误作普氏野马。常斐在部队从未与野马打过交道，但家马是见过的。普氏野马与家马的外形确实有很大不同：普氏野马的头部较大而短钝，脖颈短粗，肩高1.1米左右，外形远没有荷兰温血马、北非柏布马和新疆伊犁马高大。荷兰温血马和伊犁马的肩高都在1.4米以上，甚至达到或超过1.6米，而且脖颈较长，颈上的鬃毛垂于颈部的两侧，甚至可以编成“辫子”，额头部还有长毛。而普氏野马的颈鬃短而直立，额部没有长毛。普氏野马的腿短而粗，也没有家马的腿来得长，小腿部颜色较深，被称为“踏青腿”。它的耳朵也比家马和野驴要小得多。
过去对普氏野马一无所知的护林员们，在甘肃濒危动物研究中心专家和管理局科研人员的指导下，开始了野马的放归工作。眼看天气转凉，他们买来了红萝卜、玉米、苜蓿草等，让初来乍到的野马尝鲜。
普氏野马对味觉有很强的偏好。马对苦味不敏感，但对甜味的记忆非常深刻，感受强烈。胡萝卜、玉米和苜蓿草正是它们的最爱。
在普氏野马到达马圈湾4天后的9月25日，常斐打开了小围栏的大门，将7匹野马放进5万亩地的大围栏。其中有2匹野马带有GPS定位系统，但这套设备的电池有人的巴掌这么大，野马感觉太重太不舒服，没几天就弄掉了。
于是，常斐他们吃惊地发现：野马不见了。野马去哪里了？
他们只得开上“皮卡”，满世界找消失的野马。
其实，马的行动非常有规律。他们后来才发现：早晨，野马一般在红柳丛中休息；上午则在高地上晒太阳；黄昏之际，沿着较为固定的行走路线到溪边和泉眼喝水。
但有一匹成年雌性野马意外地失踪了。就在刚放养的两三天后，他们发现大围栏被撞出一个洞。甘肃濒危动物研究中心专家李岩向记者证实：我参加过对失踪母马的搜寻，开车到保护区内所有野马可能去的地方，包括泉眼、湿地，到处搜寻，都没有发现那匹野马的踪迹，既没有出现过蹄印、粪便，也没有被野兽攻击侵害留下的尸骸。
狼会攻击母马吗？记者问。
大围栏1.8米高，狼确有翻越的能力。孙志成说，野狼处于整个保护区野生动物食物链的顶端，但两三头狼一般无法对付野马。这是因为野马和野骆驼的休息方式不一样，他曾亲眼见过野狼袭击野骆驼的情景，野骆驼是躺着休息的，为狼的袭击提供了机会；而野马是站着休息的，狼进攻的难度很大。这是野马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自我保护模式。
失踪的母马，是野马放归中永远的谜。
这也曾让西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一度婉拒媒体的采访。对此，国家林业局的专家说，这出现在野化放归过程中，不能说是不正常。既然是野化放归，野马肯定要面对人都无法完全预料的挑战。
一路上，我们的车没有发现仍在保护区的6匹野马的踪迹。车抵羊圈湾，这里有个十来米高的瞭望塔。孙志成在塔上架起80倍的望远镜开始搜索：镜头里出现了3匹野马的影子，真有一个野马“家庭”在马圈湾！
野马的警戒距离和逃跑距离
车奔马圈湾。
常斐告诉记者，野马刚到这里时，经常打斗。开始他们也弄不清野马为什么打斗，打斗了几个月后，到次年的5月，6匹马分成了2个“家庭”：一匹公马带领两匹母马；另3匹成年公马组成一个家庭。原来，是“头马争夺战”。
令人称奇的是，一匹公马带两匹母马的“家庭”，对护林员非常“亲近”；而3匹公马组成的“家庭”，生存已经完全不依靠护林员的帮助，对人类极为警惕，护林员已难以接近。来自同一个人工繁育的野马种群的后代，竟然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社群结构和行为模式。
路上，孙志成不断地“安慰”记者：你放心，这一公两母的“家庭”你肯定可以拍到；能不能拍到3匹公马要靠运气。
果然，站在马圈湾坡上的一公两母的“家庭”，在见到护林员后，没有扬蹄逃遁。常斐说，如今他们已经完全不给野马喂料，只在冬天因泉水太少，每天傍晚将被冻住的泉眼砸开，让野马能饮水。这样的“保护”，依然让这个野马的“家庭”对他们亲近有加。
初次见到野马的记者抚摸一匹2008年生的母马时，母马甚至侧过脸来，十分陶醉的模样简直让人心疼。
常斐说：马现在站在坡上，是因为坡上风大，可以避开蚊子、牛氓的叮咬。
自然保护区内蚊子密集，当地人是这么形容的：“你将赶羊的鞭子往天上一扔，蚊子都能把鞭子衔走。”
另3匹公马可没这么好找。车抵后坑，停在坡上，护林员跳上皮卡车顶，用望远镜反复搜寻，终于发现了它们在1公里外的红柳丛中。
前面是一大片湿地，我们必须绕行。穿过密密的芦苇和野罗布麻，野马终于出现在五六百米远的前方。
但一匹公马已经警惕地望着来客。马的听力和嗅觉实在太好了，虽然各国科学家们还没有对马的听力究竟有多强做过实验，但北京林业大学胡德夫教授告诉记者：一般而言，野马的听力要好于视力，而且所能听见的声波范畴要宽于人类。这是便于尽早发现危险源，是野马进化的结果。
停车熄火，记者向那3匹公马组成的“家庭”悄悄进发。
记者前进了百米左右，马群开始不安，随即向侧后方转移。
3匹公马后撤了百米左右，停在野罗布麻和红柳丛边，继续观察动静。
记者弯下腰，借助起伏的地形和芦苇、野麻、红柳等隐蔽物，再次向野马悄悄接近。
当前进百米的记者再次露头举起相机时，3匹野马立即发现了“入侵者”，撒开四蹄绝尘而去。
多次试图接近这群野马，令野马大大提高了记者的“危险等级”。这说明这群野马已经建立了与人类的“最低安全距离”。
胡德夫教授告诉记者，任何野生动物对危险源都有一个警戒距离和逃跑距离，两者呈正相关。因野生的普氏野马已消失，人们不知道野马的逃跑距离到底是多少，但从蒙古野驴的逃跑距离看，一般是300～500米。
从野马两次“后撤”的距离判断，这群野马的警戒距离在七八百米左右，而逃跑距离在四五百米之间。
野化放归，行走在科学探索的路上
回程路上，我们的车还没有离开马圈湾，一场沙尘暴已经从西边紧追而来。原来瓦蓝的天空顿时昏黄一片，沙子打得车窗玻璃直响，一直钻进了车里。
记者原本以为野狼是野马放归的最大天敌，看来不是。孙志成认为最大的天敌是缺水，这和胡德夫教授和李岩科长的说法不谋而合：水源应该是主要的制约因子。但在西湖保护区开展这项试验，有利于恢复野马的野生习性。
胡德夫教授向记者分析了6匹野马为什么分成两个对人类态度迥异的“家庭”：普氏野马的社群结构分为家庭群和全雄群。前者担负着繁育、护幼的责任，由于曾有圈养的记忆，因此对人依赖性很强。而全雄群一般都是青年雄马或被淘汰的头马组成，群体内也有等级序列高低之分，等级最高的公马统领全群。由于这个群体仅存在保护自身的问题，尚存在一定的野性，会表现出对人类不同的行为反应。
吴三雄局长告诉记者，普氏野马的发情期为每年6月，母马的孕期为11个月，一般次年5月产仔。他们去年就已观察到公马有爬跨交配行为，但可惜没有母马怀孕产驹。
胡德夫告诉记者，普氏野马“野化放归”成功的标志，应该是放归种群的野化子一代成功繁育了野化子二代，且种群数量和分布面积处于扩展或稳定状态。
李岩认为，“一公两母”的“家庭”对于野马来说还是太小，一个较为合理的野马放归种群的组成应当是：一匹头马和5匹成年母马，以及五六匹幼驹，总数量达到12匹左右。这样的规模和结构，有利于野马群对付天敌、保护幼驹和物种。
为此，今年秋天，计划将有18匹野马再次放归西湖自然保护区，使野马放归的种群结构更为合理。
胡德夫说，对于濒危物种，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最低有效种群数量，主要看残存种群的遗传多样性的高低。但国际上有一个不成文的看法，若一个物种的数量低于500只个体，即处于危险的境地。
普氏野马的野化放归，绝非一蹴而就的易事，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汇报 郑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