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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全家教授:中国旧石器考古和动物考古教学科研的耕耘者

陈全家教授:中国旧石器考古和动物考古教学科研的耕耘者

陈全家教授:中国旧石器考古和动物考古教学科研的耕耘者

陈全家与北京大学吕遵谔先生(右)

陈全家与北京大学吕遵谔先生(右)

2006年,陈全家和张森水先生(右)在长白山考察

2006年,陈全家和张森水先生(右)在长白山考察

陈全家(左二)与学生们在吉林延边地区开展旧石器考古调查

陈全家(左二)与学生们在吉林延边地区开展旧石器考古调查

(神秘的地球uux.cn报道)据吉林大学:陈全家,1954年生,197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1980—1981年在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进修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课程,1992年5—7月在中美田野考古学校进修石器分析和动物考古课程;1978年留校任教,现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陈全家教授目前担任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旧石器和动物考古两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所授课程有旧石器考古、动物考古、旧石器考古专题、动物解剖学、史前考古埋藏学、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学等。他授课认真、严谨、田野经验丰富,高度注重学生的理论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受到历届学生一致好评,并获得2017-2018学年本科“课堂教学质量奖”卓越奖。他培养出的硕士、博士绝大多数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继续从事考古学科相关的科研及教学工作,成为学术骨干或重点培养对象。

陈全家教授先后主持长春农安左家山新石器遗址;辽宁长兴岛三堂遗址;吉林桦甸寿山仙人洞旧石器遗址;延边和龙石人沟、大洞、石人沟林场旧石器遗址;湖北丹江口杜店、水牛洼旧石器遗址;沈阳农大后山旧石器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这些考古发掘,均取得重大收获,并通过田野教学,锻炼了学生们过硬的科学发掘能力。

在30多年的旧石器田野考古调查工作中,他先后对吉林东部的延边地区、吉林地区、白城地区和长春地区;辽宁东部的本溪地区、沈阳地区;黑龙江东部的牡丹江地区;天津蓟州等地进行了旧石器考古调查。他带领团队发现旧石器遗址或地点150余处、近万件石器,填补了我国多地无旧石器遗迹的空白,将长白山地及天津等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提早几万年或十几万年,为我国旧石器考古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记者:您如何选择旧石器考古作为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方向?

陈全家:我是1978年7月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留校任教。1972年,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在吉林大学创立考古学专业;1973年,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招收第一届本科生,而我是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培养出的第二届留校学生。张忠培老师出于学科发展的考虑,让我承担本科生的旧石器考古课程的教学任务,但由于我的旧石器考古知识相对薄弱,他专门推荐我跟随他在北大的本科同班同学——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张森水先生系统学习旧石器考古。1980年9月,张忠培老师又安排我去北京大学考古系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进修旧石器考古,在北京大学由吕遵谔先生指导我进行旧石器考古的学习,同时,我还选修了北大地质系的地质学基础、地貌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等课程。

1981年上半年(第二学期),我跟随张森水老师去南方进行旧石器考察和发掘,一路南行近一个月。张森水老师第一项任务是到各个大学讲学(包括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四川大学等),接着进行旧石器遗址考察(包括四川雅安、汉源富林、狮子山、资阳B地点等)以及试掘贵州桐梓马鞍山遗址,最终目的地是到普定穿洞进行正式考古发掘。我跟随张老师一路走,一路学习,听老师讲课;考察时,看了很多遗址及地点,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穿洞的发掘,也让我知道了如何发掘旧石器时代遗址,如何进行旧石器材料的系统整理和分析,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这一年的系统进修学习,为我以后的教学和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您毕业留校任教后发掘了左家山新石器遗址,并发掘出土了一件石龙,根据测年数据,其被认为是红山文化玉猪龙的雏形,能谈一下左家山遗址石龙的发现情况吗?

陈全家:我在1984年带领83级学生进行了为期两周的野外考古调查时发现了左家山遗址,回校后立即请张忠培老师看了左家山遗址发现的新材料,张老师看后眼前一亮,激动地表示这将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新发现,意义非常重大,指示马上申报明年发掘。于是,1985年4月到6月由我主持发掘了左家山遗址。当时正值吉林省开展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调查,长春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和农安县文物管理所都忙于调查工作,故派不出人来参加考古发掘,我带领81级考古班的赵宾福等五名毕业班同学开展了发掘。该遗址地层薄而简单,但遗物颇丰,尤其是在T42层发现一件极为珍贵的石龙,大家都很激动,这件石龙很快被国家博物馆调走了。左家山的研究成果填补了吉林省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将新石器时代的上限提早到距今7000多年,尤其是石龙的发现与研究,目前学术界公认为“中华第一龙”。左家山上、下层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为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记者:我们都知道,您其实最早是从事新石器考古研究的,是什么原因让您转到旧石器考古方向的呢?

陈全家:我留校任教后,虽然给本科生讲授旧石器考古,但是野外考古发掘和科研均为新石器考古。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比较有名的农安左家山遗址是我发现、发掘和研究的,1989年,我还主持了瓦房店长兴岛三堂遗址的发掘,其成果在东北地区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虽然这种田野发掘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对旧石器考古教学没有太大的帮助,基于这种教学与科研相脱节的现状,我已经意识到对我个人和吉大旧石器考古的教学和科研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所以自三堂遗址发掘后,我告别了新石器时代考古,开始集中精力转向旧石器时代考古了。

记者:您从上世纪末开始就一直在东北地区开展旧石器考古工作,并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我国东北地区旧石器文化发展框架,近年来陆续出版了辽宁地区、沈阳地区、吉林东部地区的旧石器考古研究著作,黑龙江东部地区的旧石器考古研究也在撰写中,您从事旧石器考古研究近三十年,将东北地区旧石器考古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能跟我们谈谈您的想法吗?

陈全家:从1991年5月起,我在吉林地区首次独立开展旧石器考古调查,尽管当时没有太多的调查经验,仅能以动物化石地点和洞穴为调查线索,但我仍然幸运地发现了桦甸寿山仙人洞旧石器遗址以及蛟河新乡砖厂和九站西山三处旧石器地点,将吉林地区古人类活动的历史提早到距今6.2万年前。1993年5至6月间,我主持发掘了桦甸寿山仙人洞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我第一次独立主持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收获颇丰,出土了较多的石制品和大量动物骨骼化石,还有少量骨器,下文化层测年结果为距今20多万年前,也是目前吉林省正式发掘测年最早的遗址。

此外,我在东北地区东部的长白山地进行了近30年旧石器考古工作,因这个区域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与朝鲜半岛、日本、俄罗斯远东地区及我国华北地区紧密相连,是古人类迁徙和文化传播的桥梁、纽带,但是这个区域一直是旧石器考古的空白地区,我当时的想法是在退休之前完成这个区域的旧石器考察、重要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我首先开展了吉林东部地区的吉林和延边地区(1991年至2010年),然后是辽宁的沈阳地区、本溪地区和丹东地区(2011年至2015年),最后是黑龙江的牡丹江地区(2016年至2020年),共发现旧石器地点近100处,共获得石制品数万件,基本建立了上述地区的年代学框架,厘清了古人类活动规律,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并存在的五种类型石器工业(细石叶工业、石叶工业、小石片工业、大石片工业、砾石工业),填补多项研究空白,并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东北地区旧石器文化发展框架,为东北亚地区古人类迁徙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记者:1980年至1981年,您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动物考古研究所进修旧石器考古,并师从我国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张森水研究员,请您谈一下您与张先生的师徒之情。

陈全家:今年是张森水先生逝世13周年,对先生的无尽感怀在这些年里从未间断。遥想与先生相识要追溯到1979年,那时吉林大学要开设旧石器考古学课程,而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教材、材料、研究方法和发掘经验来看都尚处于极为初级的摸索阶段,因此,我受张忠培老师之命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成为了张森水先生门下的弟子,系统学习旧石器考古学知识。那是我人生中最为难忘的一段时光,第一次参观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第一次参加考古学学术会议,数不尽的学术生涯的第一次都是在先生的陪伴与指导下完成的。先生的谆谆教导和叮咛嘱咐,我直至今日也不敢有丝毫忘却。每次带领第一次参加工地发掘的学生们,我看到他们稚嫩、兴奋又好奇的脸,就会不自觉想起那时候的我和身旁负手而立,和蔼可亲,总是微微浅笑的先生。

1993年,张森水先生受聘于吉林大学考古学系,专门、系统地进行旧石器考古课程的讲授,先生以振兴东北旧石器考古为己任,耐心、细致地教学,将大量宝贵的旧石器资料、文献、材料慷慨分享,严格地规范每一个学习步骤,精益求精,臻于至善,为吉林大学旧石器考古培养了第一批专业学者。

吉林省桦甸市寿山仙人洞遗址1993年的发掘,那是我带队进行的第一次旧石器考古发掘,先生得知后,特地携师母朱老师不远千里赶赴桦甸协助和指导发掘,并对出土文物进行现场鉴定与讲解。此次挖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不仅是吉林省正式发掘的测年最早、保存最完整、层位关系最为清楚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吉林大学考古学系首次进行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更是我个人在旧石器考古研究历程中的首次尝试。这一切都与先生毫无保留的帮助与提携密不可分。

张森水先生受聘做吉林大学名誉教授期间,一直与我联合辅导学生,这些学生在毕业之后也都从事着旧石器考古的相关工作,在各自岗位中践行着先生的教导,努力探索着旧石器考古的发展之路。每当我们一同提起先生时,大家都深深感慨于先生严谨、严肃的治学之道。遥想先生每次来到吉林大学讲学之前,都会耐心细致地来信征询我“对于他的要求”,以便进行充分的材料准备,认真地对待每一次课程和讲座。

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但对学术志业的追求却是执著坚定、永不妥协的。他曾在信中对我说:“(学术)像爬山一样,越往上爬,难处更多,但有决心爬下去,我想,就算爬不到光辉的顶点。也一定要不失时机做研究工作,切不可满足于做嘴皮子先生一辈子。人总是要死的,虽然死后是什么也不知道了,但总是有人会评论的,功名利禄如烟云,而考古材料与文献总是存在的、实在的东西。”

先生的教导总是这样,从不惊涛骇浪,却又不怒自威。先生虽是学者,但也有着自己的真性情,对于不努力用功、浪费大好光阴的学生,先生言辞激烈也是有的,尽管终日匆忙辗转、要事缠身,但也实实在在地为学生的前途忧虑,伤神伤心。而对于我来说,更让我无限感动的是先生对我生活中如父亲般、甚至某些时候超越父亲般的关心和帮助。

记者:您之前在抚松新屯西山遗址和龙石人沟遗址均发现了目前东北亚地区个体最大的黑曜岩质地的石叶石核,能谈一下这项发现么?

陈全家:这个石叶石核是抚松新屯子镇(该镇是人参产区)村民挖参地时意外发现的。他们觉得这个又黑又亮的石头很奇怪,就带回家想卖钱,拍了照片到处联系人想进行鉴定,结果照片就辗转传到了我的手里,因为照片没有比例尺,从照片中石制品的特征分析,我感觉应该是一个细石叶石核,是很重要的发现,因为这个地区从来没有发现过,我马上与抚松县文物管理所的王文星所长联系前去实地考察。

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件石核时,感觉太震撼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石叶石核(长、宽、厚分别为41.2、15.3、22.5厘米,重17.4公斤,剥取得最大石叶长32.2厘米、宽4.4厘米)。我还同时考察了出土石叶石核的参地周围,并没有发现任何其他石制品。当时我就决定等参农起参后前来发掘,等了近两年,终于起参了,我率队对该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发现了吉林地区第一处带有灶的旷野类型石圈居址。该遗址填补了吉林省无旧石器时代山地露天居住址、用火遗迹等多项空白,对探讨古人类在图们江流域的迁徙、适应、开发和改造过程,以及该地区更新世晚期旧石器工艺的演变趋势,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记者:我们都知道,您是国内较早从事动物考古研究的学者,您在转向旧石器考古研究的同时,也同时开始从事动物考古的研究,是怎样的契机让您开始从事动物考古研究的呢?

陈全家:由于旧石器考古必须对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我开始对遗址内出土的动物骨骼有了感性认识。主要还是我有幸于1992年5月参加了在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遗址举办的的中美田野考古学校,学习动物考古。主讲人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吉黛纳(Diane Gifford-Gonzalez)博士,她系统讲授了动物骨骼学基础、人类食物结构、生态环境、动物屠宰方法、骨骼表面痕迹分析、骨骼破碎规律和风化程度判定等西方动物考古学常用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把我领进了动物考古的大门,为我今后的动物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回校后就开始整理左家山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材料,写出《农安左家山遗址动物骨骼鉴定及痕迹研究》的动物考古研究处女作,同时给本科生开设“动物考古”课,开始招生动物考古的硕士研究生。我着手建立了动物考古实验室,这是我国高校最早建立的动物考古实验室之一,并亲手制作了数百件(套)现生动物骨骼标本,收集、整理、研究了大量古代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标本。目前,吉大动物考古实验室现有古代动物骨骼标本近十万件,现代动物骨骼比对标本1000余种,已发展成为我国动物考古学领域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料信息和学术交流最重要的基地之一,为实践教学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提高了教学质量和研究能力。

记者:本世纪初出版的《清江流域古动物遗存研究》是您的第一部动物考古学研究著作,也是当下为数不多的区域性动物考古研究专著,您能谈谈这本书吗?

陈全家:我首先最要感谢的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善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当年主持隔河岩水电站淹没区的发掘工作,他对所有发掘过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全部进行收集并进行了很好的保存,为我的系统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还要感谢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袁靖先生推荐我来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任务,感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张乐副研究员为这本书作了文字录入工作。

这本报告的整理研究难度非常大。一是时间,我只能利用暑假期间去湖北长阳工作站整理研究材料;二是相关研究经验不足,可对比材料太少,给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多麻烦;三是经费不足,不能请专业绘图员进行典型标本的绘图工作,于是由我指导长阳县博物馆副馆长张典维进行动物骨骼的绘图工作,王善才老先生承担了照相任务。当时我们把这本研究报告标准定得非常高,希望其成为一本动物考古学领域的工具书,亦或成为动物考古研究报告的典范。这本研究报告在当时是唯一一本动物考古学专著,我采用动物考古学研究理论和方法对一个流域从旧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就是放到现在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记者:您在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及动物考古学专业委员会均任副主任委员,近年来,我国旧石器考古及动物考古无论在学术影响力及人才培养上均获得了较大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短板,您认为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发展空间在哪里?

陈全家: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旧石器考古和动物考古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理论上,都可以很快与国际学术界完全接轨,但是我们还要看到自己的不足。一是人才培养,我们自己培养的硕士和博士,虽然逐年在增加,但是远远不够,尤其是动物考古的人才就更加短缺,希望有考古专业的高校都能开设动物考古课;二是用人体制,用人单位还需要增加旧石器考古的研究力量,要发挥他们的专业长处,并补充动物考古研究力量;三是开展旧石器考古空白区域的研究,开展区域性的系统研究。

记者:自您从教三十多年来,为我国旧石器考古及动物考古学专业领域培养和输送了数十名硕士、博士,他们很多人都已经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您也经常对这些毕业生的工作进一步指导,您能谈谈这方面的内容么?

陈全家:我从教三十多年来,一共培养了近三十名硕士、博士,旧石器考古方向研究生略多于动物考古方向,绝大多数毕业生都从事了考古工作,工作单位包括吉林大学、西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等高校,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等科研院所以及各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他们很多人都已经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我们至今还保持着频繁的学术互动,他们经常邀请我去他们的考古工地现场指导发掘工作或是观察新出土的石制品及动物骨骼标本。例如,2009年毕业的李有骞博士目前为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获文化部青年拔尖人才、黑龙江省考古领军人才梯队后备带头人、全国艺德标兵等,由其主持发掘的黑龙江省饶河小南山遗址入选了201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0年毕业的王春雪博士,目前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科技考古系系主任,先后入选吉林大学“青年学术骨干支持计划”和“吉林大学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2012年毕业的赵海龙博士,目前为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曾获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三等奖(2006),2017年被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2016年毕业的贺存定博士,目前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先后入选重庆市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018年)等。

记者:在您的研究生培养生涯中,指导过数十名研究生,目前基本都是各个省级考古研究所及高校的专业骨干,您有什么感受?您对未来高校培养旧石器及动物考古方向的专业人才都有哪些期望?

陈全家:他们要想成为专业骨干,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会如何做人,要诚实守信、尊敬师长、团结互助,学习刻苦认真,并对学术有敬畏之心;二是学生们要掌握坚实的基础知识,原料鉴定、石器分类、技术分析,线图绘制等基本功训练,只有如此,学术发展才有后劲;三是具有独立科研的能力,必须经过多批材料的系统规范整理,写出完整的科研报告;四是掌握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最后,我期望国内各高校培养出更多的旧石器考古和动物考古优秀人才,充实到考古第一线,填补更多领域的研究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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