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近现代日本对外战争的迷雾
《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刊发了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韩东育的论文《日本对外战争的隐秘逻辑（1592—1945）》（以下简称《逻辑》），该文从战争史的角度，通过长时段的考察，揭示了日本对东亚地区发动的一系列战争背后一以贯之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惯性。
作者认为，日本对东亚地区的侵略行动，定调于丰臣秀吉，承绍于明治天皇，膨胀于昭和时代，成为规定日本对外扩张走向的“执拗低音”。日本对历次战争及其内在逻辑的种种矛盾表述和人为裁断，遮蔽了历史的本然和发动者的真实意图。
在当今强调微观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史学界，此文建构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叙事框架，为我们理解日本侵略史提供了具有历史纵深感和理论洞察力的解释模式。该文对于日本侵略战争研究有怎样的学术意义？对于研判中日关系乃至整个东亚区域走向有何现实启示？带着这样的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韩东育教授。
现实地缘政治不应重蹈历史覆辙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中日两国学术界已有很多研究成果，应该说，这一选题很难在学术上取得较大突破。您撰写此文有着怎样的考虑？
韩东育：对战争的讨论，其实是我和研究团队固有的研究计划之一，属于学理的自然延伸。倘能引来些许关注，大概只能说明，在东亚的历史流脉中，仅就某场战争去谈战争，是不行的。这也是我们在讨论战争发动者——日本时，既要关注其行动过程，也要把握其思想过程，更要纵横观察整部东亚史的原因所在。
任何学术研究都无法回避现实，《逻辑》一文也不乏对当下东亚乱局的忧虑和关切。所不同的是，这种忧虑和关切更倾向于透过史实陈述和理性思考，让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能相对清醒地了解和定位自己，使现实地缘政治不再重蹈历史覆辙。这也是文章开篇处为什么会提到“在东亚局势风云再起和区域走势扑朔迷离的今天”，该研究“将有助于人们对东亚问题的整体认知和规律性把握”的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觉得《逻辑》一文的亮点在哪里？
韩东育：“亮点”过誉了。不过，由于近代以来日本的整体走向呈现出如何摆脱和取代“中国中心”并最终成为“东亚霸主”的行为曲线，而达成这一目的又决非一蹴而就，因此，大视角和长时段了解日本的想法和做法，便构成《逻辑》一文的议事前提。它缘起于迄今少有触及亦遑论得到解决的一系列疑问，即反对“征韩派”的“内治派”为什么会与“征韩派”最终合流并且后者比前者走得更远？如果说天皇的意志是两派合流的终极原因，那么天皇何以会形成如此意志？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福泽谕吉、内村鉴三、玄洋社、黑龙会和明治、昭和天皇对丰臣秀吉的高度推尊与接统行为，究竟意味着什么？日本是否形成过一个不曾变奏的连贯音阶？如果有，该音阶又勾勒出怎样的起伏流向和萦绕范围？其所发动的原本有规律可寻的系列对外战争，为什么会被处理成一连串杂乱无章的巧合事件和偶然堆积？
《逻辑》所能提供的一孔之见显示，从1592年到1945年间由日本所发动的“壬辰倭乱”、“甲午战争”、“侵华战争”等一系列剑指东亚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定调于丰臣秀吉，承绍于明治天皇，而膨胀于昭和时代。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的东亚历史上，上述过程已经凝结为隐秘于事实背后的一以贯之的思考模式和行为惯性。本文的相关梳理，在勾勒出日本一意孤行走向及其超负荷冒进轨迹的同时，也正面提示了日本在历史上的全部欺瞒和当下战争认识问题上的“非历史”表述的严重危险性。
“太平洋战争”的提法使日本人淡忘侵略亚洲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日本国内有一批右翼学者极力美化近代以来的侵略战争，您认为，这种做法的深层原因何在？
韩东育：就日本学界而言，除了至今仍顽固坚持要给日本对外战争赋予正义性的少数人外，一些二战后出生的新生代学者，才是我们需要认真关注的对象。他们之所以也不时给人以“右倾”的印象，我认为除了对旧有失实史观的批判不足外，或许还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对所谓“第一手资料”的畸形追求使然；二是二战后美国占领军的意志导引使然。
就前者看，现代化手段下精细的资料解读和局部描述，固然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和细密，但也容易使研究者被导向技术主义和琐碎主义。他们虽可以在所谓尊重客观事实的“科研”名义下“明察秋毫之末”，却无法不频陷“不见舆薪”的非客观泥淖和超学术窘境。当我们对战争的复杂和真实过程难以做到动态把握和整体了解时，相关研究成果也就容易丧失历史学的客观标准、固有性质和完整意义。
就后者看，由于“大东亚战争”的提法肯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行动意义，因此，二战后美国占领军才下令用“太平洋战争”来取缔日本固有的战争命名。这一提法对当时东亚地区的正面意义虽不可低估，但日本原来包括侵略亚洲在内的所谓“大东亚战争”，却因此而变成了只对美国的战争。久而久之，在日本人心目中曾经有过的“加害”亚洲的历史，反而被有意无意地淡忘了。
树立确凿的实证观念和数据意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反观中国史学界，您认为我们在研究日本侵略战争方面还需要做哪些必要的改进？
韩东育：说实话，在这方面我没有更多的发言权。如果一定要说，我觉得我们需要正视“用态度争论代替史实讨论”的学风问题。
“正义在胸”自然“理直气壮”，这是中国学者在讨论战争问题时的基本态度。对受害方而言，这是极正常的反应，也是需要坚持的态度。但是，当讨论到某场战争得以发生的周遭背景、因果链环、偶然节点和伤亡数量等细节问题时，单纯的道德义愤，还不足以代替确凿史实。
在中国传统的数字表达中，人们喜用“哀鸿遍野”、“死伤枕藉”和“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之类的方式，来形容战乱所造成的惨烈。这固有那个时代的道理，却未必适用于今天。这就要求学界在今后的史学研究中，树立确凿的实证观念和数据意识，不能仅凭朴素的情感反应去回敬论敌的史实强辩，更不能用豪迈的文学想象和贫乏的哲学幻觉去应对足够复杂的历史过程。如果可以用“过犹不及”来把握中日两国的史实考究特征，那么，日方的“过”，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衬出中方的“不及”。所幸的是，中国在对外交涉中，已开始实施重视事件根据的“取证”制度，学界也将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完成原始资料的补齐工程，包括对域外文献的大量采撷和积累。这意味着，曾经让日本和欧美学界用以骄人的证据和资料占有，在不远的将来不再构成其专利。
《中国社会科学报》：最近一段时间，钓鱼岛争端导致中日双边关系出现复杂局面。日本企图强行占有钓鱼岛，并极力拉拢美国共同对付中国。《逻辑》一文的主要观点是否也适用于钓鱼岛问题？
韩东育：《逻辑》一文没有涉及“钓鱼岛”这一微观问题，但“岛争”以来，日本方面忽而“推进国有化”进程，忽而“敦请中方理解”；忽而向世界宣称“中国威胁论”，忽而派特使“递交首相亲笔信”；忽而扬言“派公务员上岛”，忽而吹风“对话之门常开”……这一系列言行乖离、表里不一的行事风格，倒的确与历史上发生过的许多事件颇堪比拟。东亚各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区域内，是不能搬家的邻居。从这个意义上说，拉拢外部势力去介入彼此纠纷，着实是引狼入室。重要的是，二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因为“岛争”便悍然否定国际社会的公正裁判，不但会加剧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东亚各国的反弹，当年曾主导并确定这一格局的美国，最后也注定难以容忍。《逻辑》所提示的历史教训，需要汲取。(中国社会科学报 焦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