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域“天书”研究渐成气候
（神秘的地球uux.cn）据中国社会科学在线：核心提示：如今，记录西域古代语言的文献材料日益丰富，研究愈发国际化，我国的西域古代语言研究该如何走下去？带着问题，记者走访了国内专家，并来到10月28—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西域历史语言讲坛现场进行采访。
“这不就是‘蚕’么！”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授段晴回忆一道学术难题的破解时，兴奋之情仍溢于言表。
这道难题出现于一种西域古代语言——于阗语记载的材料中：一种虫子能够吐出丝线将自己缠绕起来。这种奇怪的动物曾令西方同行百思不得其解，但对于来自“丝绸之国”的段晴来说，问题则迎刃而解——这不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成语 “作茧自缚”吗？从某种程度来说，特有的文化、生活背景是解读西域古代语言的优势。
如今，记录西域古代语言的文献材料日益丰富，研究愈发国际化，我国的西域古代语言研究该如何走下去？带着问题，记者走访了国内专家，并来到10月28—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西域历史语言讲坛现场进行采访。
数十种语言见证西域古代文明
不仅有荒漠、故城，而且蕴藏着无尽的宝藏，这就是西域。它是一片曾经拥有高度文明的土地，《史记》、《汉书》以及多种中外史籍记录了这里曾是东西方交流的大熔炉。
发现于这片土地上的众多古代语言，记载着西域社会、宗教、政治、文化等多方面信息，承载着文明交流、融合的历史，为学者提供了一把把开启历史谜题的“钥匙”。西域古代语言的种类丰富，向来为人所称道。据德国探险家勒柯克统计，仅在吐鲁番地区就发现了由24种文字拼写的17种语言。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编审徐文堪重新估算后认为，总数可达“二十多种语言，文字则不下于三十多种”。归纳起来，西域古代语言可以分为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亚非语系等多种语系；文字则分属于汉字、阿拉美文字和希腊文系统。
除了汉语贯穿了西域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先后退出了日常生活，消失于历史舞台，成为“语言化石”、“死语言”，但是它们在古代文化中有坚实根基，在今天的语言中仍能找到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域大发现中，首先敲开西域语言宝藏大门的是来自西方的探险家、考古学家。由于考古发掘曾由西方学者拉开帷幕，文献等也主要由其率先发表和研究，所以中国学者在此方面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唯有少数学者远赴西方，负笈求教；而这些语言的研究后继乏人，被认为是“绝学”。季羡林先生与吐火罗语研究即为其中一例，而吐火罗语仅为西域古代语言的一种。
2011年盛夏的一天，中央民族大学哈萨克语言文学系教授耿世民曾向本报记者表示，希望中国学术界大力加强西域语文学的建设。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接受媒体访谈。2012年底，他带着这一期望因病离世。
给西域研究交出一份中国答卷
解读以西域古代语言书写的文献，往往如同破译密码般艰难。即使是专家，也往往绞尽脑汁而难以窥探其中奥秘；对外行来说，更如同“天书”、“秘符”。然而，这些文献却因其独特的价值令学界为之痴迷。
近年来，我国西域古代语言研究落后于西方的局面正有所改观。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积极引进国外学者，并开设相关课程，出现了中外专家汇聚一堂、共同切磋的场面。一些学者表示，在西方的西域研究开始出现萎缩的时候，中国应当努力成为新的研究中心。
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沈卫荣介绍，该所拥有诸多擅长龟兹语、蒙古语、满语、粟特语、梵语的学者，语种愈来愈齐备，这是一支在国际上都少有的整齐的学术团队。他还告诉记者：“将古代非汉语的文本读懂、读通、解释清楚，历史的真面目就自然清晰了。语文学而非语言学，要以读懂、解释文本为目的。”
北京大学也是国内研究西域古代语言的重镇之一。段晴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疆丝路南道所遗存非汉语文书释读与研究”的首席专家。被她破译出来的于阗语词汇，不只是前面提到的蚕，锦、纸等出自中国本土的名词也被她释读出来。
在北京之外，西域古代语言的研究与传习在上海也已展开，复旦大学的梵语课出现了出人意料的“火爆”局面；同时，同济大学也开设了梵语课。
国际交流的日趋频繁，也为学者提供了对话的平台。近年来，北京、新疆等地举办了数次与西域古代语言有关的学术研讨会，中外学者“重聚巴别塔”，共同破解西域古代语言，从中解读古代文明的线索。
把握好时机提升研究水平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域考古探险活动，屡屡以发现丰富、灿烂的文献资料震撼世界。进入21世纪后，新的文献仍不时出现。
一些学者表示，今天学者所见到的西域文献数量远远超过前代学者，资料的丰富可谓惊人，关键是学术水平有待提升。西域古代语言研究是门国际性的学问，中国学者可以凭借有利条件提高研究水平和眼光。同时，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从战略的角度加以重视，加大资金等方面的投入。
沈卫荣认为，当下是前所未有的研究西域古代语言的好时机。虽然很难发现像当年敦煌、黑水城那样巨大规模的文献，但是仍存在发现大批档案的实例。学者无须担心文献太少，而应着眼于研究水平的提高。只有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才有可能纠正西方学者在西域古代语言研究方面的错误观点。
在复旦大学主讲梵语课的刘震告诉记者，文献资料大发现的时代已经过去，总体而言，西域古代语言研究将趋于细化。建设西域语文学，中国学者仍需要进一步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