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考古方法研究史前玉器
如果哪位来撰写2011年度的文物考古年鉴，我想都不会不提到杨晶女士的新著《中国史前玉器的考古学探索》（以下简称《玉器》）。如果可以把《玉器》这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课题的优秀成果比喻成旋律，我们就能畅听到杨晶女士所做中国史前玉器研究进程的“三部曲”：起于应用考古学方法系统研究史前玉器，继于将史前玉器研究上扬到探索中国文明史的高度，成于构建具有普遍概念和知识范式的史前玉器研究的学术体系。
《玉器》用考古学方法研究史前玉器，主要体现在运用了层位学、类型学以及文化谱系分析等方法，通过观察形制、纹饰、器物组合、空间布局等要素和关系，判定玉器的使用功能，进而实现从玉器的物理性状提取内涵信息，从玉器的外表形态切入精神层面，探索玉器背后所彰显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这样一个高层次目标。显然，《玉器》所追求的史前玉器研究，已提升到了考古学实证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等重大历史文化课题上。这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玉器可谓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可见，《玉器》所指与能指，与以鉴定、断代、考据为主的文物式玉器研究，和以透过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宗教等背景来解析玉器风格与流变的艺术史式的玉器研究，有着异质性的学术志趣。
因此，《玉器》在方法论上，不仅关注单体玉器的解析，更注重玉器组合的整体考量，进而扩增到群体式地观察玉器在遗存中的布局情况，再进一步通观这些玉器所处的时、空、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从单体到整体，从整体到群体，从群体再到时空区域，让玉器从考辩和鉴赏的表面层次深入到了历史文化的筋骨，使我们看到了用考古方式提取各种玉器信息所反映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所创造和推动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等。简而言之，《玉器》的研究范式可概括为：透玉见事，透事见人，透人见史，透史见道。
实事求是地讲，用考古方式研究玉器在学界早已有之，并非《玉器》的首创，而且近年随着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等重大课题的进展，史前玉器也日益受到学者们前所未有的整体重视。这正像张忠培先生最近在中华玉文化中心第三届年会期间，对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史前玉器的历史地位所做出的表述那样，它们“昭示出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一体性，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不可多得的宝贵实证”。杨晶女士不但参与策划了这次年会并从中领悟到更多的学术要旨，而且与一般考古学者多是兼顾玉器研究所不同，她用考古方式研究玉器，早已经年有岁，迄已廿年有余。
说来话长，从1989年前后以《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玉器的研究》开题做硕士论文起，她便一发不可收地开始发掘史前玉器这座富矿，几乎每隔一年半载，她就会发出既分门别类、又深入递进的史前玉器专论。就这样，在日积月累、多年持恒的长程里，她为史前玉器所付出的青春和才华到2011年终于又收获了《玉器》这一秋实。按常理，她完全可以像大多学者惯行的积篇成书那样，把历年研得的史前玉器成果结集成册，但出人意料的是，她却完成了一个朴实但却不无标志意义的学术转身，那就是在史前玉器研究领域，她已从一个个案例研讨的实践创新中，攀升到了构建一个整体学术框架的体系创新的高程。
所谓史前玉器研究的学术体系，从《玉器》的篇章目录中便可窥斑见豹：第一编“基本问题”，开宗明义，论证了玉器的概念、定名、研究史等；第二编“系统文化”，梳理区系，归纳了西辽河系统玉器和环太湖系统玉器等；第三编“典型器物”，择精述要，分析了玉玦、玉璜、玉钺、玉琮等；第四编“史前玉器综述”，综括了玉器格局、玉器源流等四大部分。这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力求通过基本问题的综合性探索、不同区域的系统性探索、典型器物的专门性探索，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层层深入地搭建起中国史前玉器发展演进的时空框架，尝试将中国史前玉器的研究与社会的发展阶段、礼仪制度、信仰意识等方面的探索联系起来，力求从玉器形态的演变及其与人物、时间、空间的关系爬梳中，探寻可早到8000余年前的中国史前玉文化的源头和发展轨迹，求索中国史前玉文化和玉文明的谱系与社会结构的变迁，通过玉器所传达的信息，努力揭示出中国史前时代社会发展历程。
看到上面这样的篇章结构和研究目标，熟悉杨晶女士史前玉器研究的人士便会发现，她并没有把自己全部有关史前玉器的研究成果都一股脑儿地堆砌到《玉器》之中，她关于玉梳背饰的研究就是一例。说到玉梳背饰，就不能不提到近两三年来，不断有学者考释其与古代贵族甚至国王的冠冕有渊源的一系列论述。而这类论述，杨晶女士其实早在2007年紫禁城出版社发行的她的另一本著作《中华梳篦六千年》（以下简称《梳篦》）中，已有先见：“良渚文化的‘冠状饰’，即玉质背梳饰，同良渚文化神人头上所戴的冠状饰物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似联系。”“其主要功能不是实用性的，而是礼仪性的，即用于区别人们的身份。而中国古文化、古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和传统就是‘礼不下庶人’，那么插梳的使用者，只能是某些具有特殊身份的少数人。如此看来，等级社会中的冠冕制度，实乃缘于史前时期这种头冠之饰。”杨晶女士的这类卓见，不知为何不连同具有文明指征器的玉梳背饰一道，嵌入《玉器》研究玉玦、玉璜、玉钺、玉琮等典型器物的系列中单成一节？这既让《玉器》所构建的史前玉器体系出现了遗憾阙如，也使得读者只能相互对照着《玉器》和《梳篦》，才能更完整地了解她建构的史前玉器学术体系的全貌，这还不包括她已有研论但也同样未收进《玉器》的诸如玉璧和玉环等文论。换言之，杨晶女士是否觉得有些史前玉器尚有待做更全面的研究后，才能纳入《玉器》的体系建构中，也未可知？若此，我们看到的已不仅是她在史前玉器研究中一贯坚持的严谨学风，还有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了。
说到科学精神，我们不免还会想到与求真求实并行不悖的探索创新，同样是科学研究的生命和灵魂。而探索创新往往又呈现两种形态，一种是递进式创新，一种是突破式创新。运用考古学方法诠释史前玉器，继而再通过史前玉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等重大历史文化课题等，所显示出的就是递进式创新的基本范式，并由此一步步地推进了中国玉器研究的整体性学术进步。杨晶女士不但参与了这样的递进式创新过程，并以其长期性、专门性和系统性的研究特色而独领风骚。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当大家还徜徉在通过史前玉器研究实证中国文明史的学术海洋之际，杨晶女士又独树一帜地在突破性创新上，自觉地开始了扬帆起航。这就是《玉器》尝试着脱离既有的概念系统和范式，依靠全新的解释体系研究史前玉器问题，创新性地把史前玉器研究推向了构建学术体系这样一个更具有一般学理性和普遍法则性的高度。从如此突破性创新所能形成的连锁和倍增效应上看，中国史前玉器研究正在走向成熟，已非虚话，而是实况。换言之，史前玉器研究体系产生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由模糊到清晰并逐步走向确立学术范畴体系的发展过程，是史前玉器向纵深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从根本上思悟解决史前玉器问题的必然结果。因此，《玉器》的出版之于中国史前玉器研究，已不仅具有里程碑意义，而更具有方向性指征了。
（《中国史前玉器的考古学探索》，杨晶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定价：89元）
中国文物信息网 高蒙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