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丁村四十载——考古专家陶富海
守护丁村四十载——考古专家陶富海
夏初，是晋南最美的日子。大运高速的两旁，越往南绿得越浓郁。
十几万年前，这里的气候比现在还要温暖湿润——襄汾丁村遗址出土的犀牛、象牙化石证明了这一点。
此行晋人传奇的采访地就是丁村，采访的传奇人物是参与丁村遗址发掘考证的考古学专家、丁村民俗博物馆的原馆长陶富海先生。
在电话中，陶富海和我们约好在丁村民俗博物馆门口“接头”。
一进村，就遇到有人在拍电影。村民说是《小鬼智多星》摄制组，却没有多少人围观，看来是这场面见多了。一条张灯结彩的马路从村口直通民俗博物馆。大门外坐着七八位老人家，一位老先生操一口京腔正聊得开心，看到我们过来，他笑着起身迎接。
不用问，这就是村民口中的“陶先生”了。
77岁的陶富海已经在丁村生活了40年，这种扎根，在考古界都不多见。他老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没有丁村就没有我。
陶富海带着我们去他住的小院。路过村里的一口井坊时，他说，这是明代的，前一段电影《白鹿原》在这儿取过景。
小院不是普通的院。这是国家回收的第一处丁村明清民居院落，也是丁村年代最久的院落——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建的。上世纪70年代，临汾文化局成立丁村文化工作站，陶富海从此就驻守在了这里。老院门口种着枣树、花椒树，新叶子翠得喜人；树下的空地种了薄荷、艾草，衬得老院子生机勃勃。
他住的是西屋，不过20多平方米，木门木窗，采光很差，让人一下穿越回明朝。一台电视和一台电脑，在屋里很显眼。
小屋却是大世界，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都来过，大部分都是新闻界和考古界的。
陶富海准备了草莓和茶，我们坐在凉风习习的院子里，开聊。
1 省政府主席给我们当老师
别看我一口京腔，其实我是土生土长的襄汾人，读完高小就念不起书了。1952年“晋南专区”招14个干部，我考了个第一。这就参加了工作，住了山西省行政干部学校干部短训班，在太原府东街，老省委东边。这口京腔就是跟同学学下的，觉得这么说话好听，后来就再没改。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干部培训没课本也缺教员，谁来给我们上课呢？比如给我们讲《群众路线和工作方法》的，是山西省政府主席裴丽生；讲《共产党员修养》的是省政府副主席王世英；讲工商业政策的是另一位副主席邓初民。受益非浅啊——现在少有几个人能有我们那样的福气。
这期间还自学美术。1956年到1965年间，我是山西日报漫画研究组成员。1957年山西省反右运动开始时，第一张漫画就是我画的，叫《异曲同工》。
1959年我被分配到了太原市政府工作。1959年为迎接国庆十周年，我们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管理委员会学习，回来以后设计游行彩车，在五一广场盖了最早的检阅台和观礼台，画游行示意图。后来每年的五一、国庆我们都负责游行庆祝活动的设计布置，一直到1966年我离开太原。
我的老伴是六三届山西医学院的，毕业后回襄汾工作，她带着孩子们生活困难，我为了全家团圆，回了襄汾。
2 “文革”期间发布山西唯一保护文物公告
调回县文化馆后，县里让我带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乡下演出。过了没多久，管文物的同志退休了，让我接手。我这人风风火火的，首先解决的就是“文革”期间的破坏文物问题。
1970年，河东邓庄村附近有一个明代朱元璋孙子的墓，村干部带人给挖了；河西京安村明代的释迦庙因为村里盖学校也被破坏了。我把这个情况反映上去，县文革会很快就处理了，撤了这两个村的干部，让他们在全县三干会上做检讨。
“文革”期间，襄汾县革命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保护文物的公告》，贴向全县，这是全省唯一一份。
那会儿全是土路，大夏天热的呀，我用冷水湿下毛巾，搭头上，骑上自行车，跑了半年，复查摸底了全县的文物情况。随着公告一起发布的附件就是《襄汾县108处文物》名单。
我趁热打铁，根据上级精神，在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发展了很多义务文物保护员。后来全省的文物现场会就在襄汾开的。
“文革”期间尽管“破四旧”，但文物就是文物，我根据法律保护文物是理所当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