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物现身记（上）

    2005年夏天，中国地质博物馆的保管部主任冯向阳博士带人清理库房的岩石标本时，突然发现了3个神秘的标本箱，里面装的竟然是中国仰韶时期的陶罐和陶器碎片。6000年的陶器相对地质博物馆的几亿、 几十亿年前的地质标本来说，太过年轻。 中国地质博物馆立即就此展开了调查，一个中国地质学家和一个瑞典地质学家的往事开始浮出水面，让现在的人们看到了这位瑞典学者深刻影响中国现代考古事业历史进程的一幕幕……

    这个偶然发现，揭开了20世纪中国地质科学史上一段尘封的精彩传奇。

    安特生被邀来中国

    这位瑞典学者的名字叫安特生。 当年，正是由于安特生走进了周口店，才最终揭开了“北京人”考古发掘的大幕；也正是因为安特生，震惊世界的“仰韶文化”才被首次发现。

    1874年，约翰·古纳·安特生出生在瑞典纳克省奥利布罗市附近的乡村。长大后，他考入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系统学习了地质和古生物学，最终获得这所大学的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898年，他报名参加了那索斯特北极探险，3年后，他又随同瑞典南极考察团首次远征南极，这次考察结束后，安特生发表了大量科学探险著作，这些著作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他长期担任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教授，同时兼任瑞典国家地质调查所所长。1910年，安特生在斯德哥尔摩主持召开了第11届国际地质大会并被选为新一届会长。

    正当安特生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1914年初春时节，他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政府的邀请信，邀请他前往中国担任矿政顾问。

    当时，国际形势剑拔弩张，战云密布，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国际市场对钢铁的需求激增，钢铁工业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志。北洋政府迫切希望能够聘请西方地质学家到中国工作，加紧寻找关乎国家军备和经济急需的煤矿和铁矿资源。于是，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想到了他在留学英国时就早有耳闻的一位著名地质学家、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教授安特生，并推荐他担任中国政府农商部的矿政顾问，帮助中国找矿。

    1914年春天，安特生怀揣中国政府颁发的聘书，启程前往中国。为了能更多地了解和观察中国，安特生选择了一条事先精心设计的路线：他先乘船到印度上岸，再经陆路北上，辗转进入中国的新疆，然后，顺着塔里木河东行，再穿越河西走廊，最后抵达北京。

    采集“龙骨”化石

    1915年初，安特生见到了从西南返回北京的丁文江。安特生和丁文江一见如故，他们都坚信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大地上，有太多领域在等待着科学的探寻与开发。

    根据北洋政府和安特生签订的协议，安特生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调查中国煤矿和铁矿资源以及其他的矿产资源上。没多久，他就在北京西北偏北的燕山山脉中发现了铁矿线索。从1916年到 1918年，在丁文江和安特生的共同主持下，地质调查所开展了对铁、锰、煤、石灰岩等等冶炼使用的矿产资源的调查。河北的龙烟铁矿勘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袁世凯大总统为此还特意接见了他。

    1916年1月4日，袁世凯批准了农商部给最高政府提出的申请创办地质调查局的奏折。然而，此时已经荣升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的安特生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中国内地纷乱的时局让他感到忧虑。正当安特生渴望帮助中国找矿的计划逐渐陷入绝望境地的时候，却恰恰给中国的考古学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机会，正是这个机会，使得沉睡在地下数千年的仰韶文化，悄然朝着刚刚成立的中国地质博物馆走了过来。

    1917年，安特生前往河南西部进行地质矿产考察，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和当时在新安县的瑞典传教点建立了联系，这个传教点的传教士告诉安特生，当地有许多“龙骨”化石，这个信息引起了安特生的浓厚兴趣，他忽然萌生了为瑞典博物馆采集古生物化石的念头。安特生知道，这些所谓的“龙骨”其实就是各种脊椎动物的化石，曾经有人把中国的“龙骨”带回欧洲研究。

    回到北京的安特生十分兴奋，他立刻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丁文江，丁文江也很高兴，安特生的古生物化石采集计划和他的想法恰好不谋而合。丁文江代表中国政府批准了安特生的计划，同时，丁文江提议，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地质陈列馆也愿意加入到这个计划中来，安特生采集的化石标本由中瑞双方平分；他的研究结果必须首先在即将创刊的《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一些送到瑞典的重要化石标本在研究完毕后必须归还中国；同时，这个计划还包括把中国学生送到瑞典进修。安特生对丁文江的这个提议表示赞成。

    发现仰韶村

    1920年，安特生被任命为中国地质调查所陈列馆馆长，成为中国地质博物馆编年史上的第三位负责人。1920年秋季，安特生再次派他的助手刘长山去河南洛阳一带考察，因为两年前他曾经去过那里，在新安和渑池发现过化石。到了这一年的12月，刘长山回到北京，除了带回来一批化石标本，还有数百件石斧、石刀和其他石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