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物现身记(上)

    安特生眼前一亮,问刘长山:这是从哪里找到的?

    刘长山说:在渑池县。

    安特生追问:渑池县的哪里?

    刘长山回答说:仰韶村。

    就这样,那个叫仰韶村的地方终于走进了安特生的视线,在中国进行史前考古的念头在安特生心中升腾起来。1921年4月,安特生在他的助手刘长山陪同下动身前往河南,4月18日,安特生和刘长山从渑池县城徒步来到仰韶村。在仰韶村村南约1公里的地方,安特生停下脚步,静静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由于千百万年风雨沧桑的自然力量,这里的地形被明显切割出许多深浅不一的沟壑。他下到沟底,用地质锤轻轻敲打着流水冲刷过的地层痕迹,忽然间发现了远古的陶片,毫无疑问,这百分之百是人类早期的作品!接着,他发现了更多的夹杂着灰烬和遗物的地层,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彩色陶片。

    1921年秋天,安特生给农商部部长写信,报告了仰韶村的发现,申请进行发掘,同时他建议,由于当时的中国没有保护史前遗址和文物的法律,请求中国政府允许他出面购买土地以便更好地保护和发掘仰韶村的遗址。他的这个请求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但他申请前往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考古发掘的计划,倒是顺利获得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通过。

    1921年10月 27日,安特生邀请刚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年轻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5位助手,在河南当地政府派出的警察护卫下,走进了河南省渑池县的仰韶村。他们在这里一共呆了35天。

    安特生在仰韶一共发掘了17个地点,其中包括两条探沟。从仰韶村遗址出土的600多件器物上看,这里是典型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当时,人们的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陶器表面和口沿部分都绘有精美的花纹。通过发掘和研究,安特生证明了在这个中原腹地的村庄地下确实存在着史前文化,这向此前所有传统的中国历史叙述提出了挑战。

    依据国际考古界的惯例,安特生用首次发现地仰韶村为这个新石器遗址命名为“仰韶文化”。由于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出土了大量彩绘的陶器,因此仰韶文化也被称为“彩陶文化”。仰韶村一夜成名,而中国考古学也由此掀起了划时代的一页。

    仰韶文物的归属与退还

    当安特生带着从仰韶村发掘的文物兴致勃勃回到北京的时候,在这座古老都城里所发生的事情让人喜忧参半。

    让人高兴的是,1922年1月,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图书馆和陈列馆扩建工程如期完工,为此,地质陈列馆举办了地质和古生物标本展出,而且还专门设立了一间“仰韶文物的陈列室”,展出了安特生不久前刚刚从河南仰韶村发掘的史前文物,一时间引得京城为之轰动。让人忧虑的是,北洋政府因为经费有限,要进行机构裁减,这其中就包括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地质陈列馆。所幸的是,这个中国现代历史上的科学教育基地,在社会各界的奔走呼吁下,终于保留了下来。

    从1923年5月到1924年7月,在地质调查所的支持下,安特生开始了他在中国最大的一次考古调查。他沿着黄河上溯中国西北地区,在甘肃和青海等地进行了多次中国史前文明的考古发掘。中央政府给各地的省长们写信要求他们对安特生的考察团给予关照,并且安排了10名护送的士兵,还发有写着汉、蒙、藏3种文字的护照。安特生不虚此行,每到一地都有关于仰韶文化新的发现。

    对于他们发掘的仰韶文物归属和保护,安特生颇费思量。1924年12月30日,安特生以书面形式向中国地质调查所名誉所长丁文江和翁文灏所长提议,他是否可以把中国与瑞典两国都提供了资助的考古发掘的成果,依照几年前古生物化石采集计划的处理方式,先拿到瑞典整理研究约2年,然后再回到中国地质调查所任职。同时,他把自己的计划写信告诉了瑞典王太子古斯塔夫六世。

    1924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瑞典中国委员会从斯德哥尔摩向中国地质调查所丁文江和翁文灏两位所长寄出了一封信,信中提出如下建议:中瑞两国将安特生在中国的考古发掘成果与收藏平分,先全部送去瑞典记录和初步研究,然后将其中的一半退还给中国。

    1925年2月2日,丁文江、翁文灏得到中国政府授权,致函“瑞典中国委员会”,同意按照瑞典提出的协议执行。但中方在协议中提出,安特生通过考古发掘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文章,必须首先在中国的学术杂志上发表。1925年7月,安特生将启运仰韶文物的事情安排好以后,乘船返回瑞典。1925年岁末,安特生回到瑞典。这一年的12月,斯德哥尔摩为从中国归来的安特生举行了庆祝活动,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太子在安特生陪同下,参观了存放在原俄斯特马尔姆监狱库房里的中国文物。

    1926年春天,瑞典国会决定成立东方博物馆,任命安特生为第一任馆长兼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考古教授。从此,安特生由一位世界知名的地质学家一变而成为世界著名的考古学家。就在这一年的10月,安特生陪同瑞典王太子古斯塔夫访问中国,安特生原本计划陪同王太子前往河南察看仰韶村遗址,但由于当时当地局势动荡不安,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安特生就特意安排王太子到山西太原附近,参加了一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

    1927年初,返回瑞典的安特生开始履行瑞典和中国政府签订的协议,陆续退还仰韶文物。在斯德哥尔摩的码头上,安特生看着第一批仰韶时期的文物装上货船,启程前往中国,但他无法知道的是,那些运回中国的仰韶文物将会遭遇怎样的波折。


(敬请关注下期《仰韶文物现身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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