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维德与他收藏的中国文物

（神秘的地球www.uux.cn）在20世纪中国文物收藏史上，玻西瓦尔·大维德 (Percival David 1892-1964) 是一个充满传奇的人物：

他收藏的1400多件中国瓷器，绝大多数为历代官窑中的精品和带重要款识的资料性标准器，其中包括仅次于台北故宫的汝窑收藏和海外最好的珐琅彩瓷器收藏以及被陶瓷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元青花标准器大维德瓶；今天成为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唐韩幹《照夜白图》以及2008年12月在佳士得拍卖行创出世界漆器拍卖记录的明永乐剔红双凤莲花盏托也都出自于他的收藏；

他1935年发起和组织的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招揽了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国家、240个租借单位及个人3080件中国文物参展，第一次全面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艺术，不仅使故宫藏品第一次走出国门，而且聚集了大部分当时散落在海外的中国文物精品，成为中国文物展览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唱；(参见拙文《大维德与1935年国际中国艺术展》)

他是西方最早研究汝窑的学者，也是西方公认的研究中国官窑瓷器的权威。他将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3卷和王佐《新增格古要论》13卷全部翻译成英文，取名为《中国鉴赏学：格古要论》(《Chinese Connoisseurship:The Ko Ku Yao Lun》)，成为西方学者和收藏家广泛应用的工具；

他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设立了英国乃至西方第一个中国艺术大学学位课程，并将其收藏的全部瓷器及与中国艺术相关的中外书籍包括很多古籍珍品捐献给亚非学院，成立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使之成为西方研究中国陶瓷的重镇……

大维德不仅是20世纪英国乃至世界最有实力、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文物收藏家和学者，同时他也是海外公认的最具宫廷欣赏品味和学术眼光的收藏家和鉴定家，他收藏的中国文物特别是中国陶瓷质量之精、品味之高、学术价值之大，是西方其他收藏家所无法比拟的。

大维德收藏中的“皇家情结”

1、大维德与故宫

1892年大维德出生在大英帝国殖民地印度孟买的一个富裕的犹太裔家庭，他的父亲萨森·大维德爵士(Sasson David 1849-1916)是当地著名的银行家、印度银行的创始者。他所在的萨森家族拥有纺织业和银行业，业务遍布亚洲和远东地区。1913年大维德移居伦敦，赴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学位，同时也开始了他中国文物的收藏生涯。英国的中国瓷器收藏有着悠久的传统，早在16、17世纪，中国瓷器就已被欧洲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源源不断地带到英国，19世纪以来英国博物馆学的发展，更是促进了中国陶瓷的收藏活动。1910年，伦敦伯灵顿举办了英国也是欧洲首次中国艺术展，1915年英国陶瓷专家霍蒲孙(R.L.Hobson)撰写了西方公认的首部关于中国陶瓷的学术著作《中国陶瓷》。这一时期，一些英国有影响力的著名艺术评论家如弗莱(Fry Roger)、宾庸(Laurence Binyon)等人正在伦敦倡导西方现代主义，他们激赏东方艺术，鼓励人们用另一种方法看待艺术，伦敦可以说是当时海外中国艺术研究和收藏的中心。大维德也深深地被这种氛围所濡染。很快，收藏变成了他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即便是1926他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和家族生意以后也是如此。

从1914年起大维德开始频繁地从伦敦两家主要经营中国文物的公司约翰·史帕斯(John Sparks)和布鲁特父子(Bluett &Sons)处购买中国瓷器。在他早期的收藏起步阶段，霍蒲孙供职的维多利亚·阿尔伯特(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博物馆给他提供了很多信息和帮助。1918年他从史帕斯处买到一件刻有乾隆皇帝御题诗的定窑碗，为了弄清楚这段铭文，他曾写信给博物馆咨询。这件藏品的获得，使他意识到掌握中文对于收藏中国文物的重要性。为了读懂瓷器上的款识，他开始自学中文。当时的英国几乎没有地方能够系统地学习中国语言和中国艺术。然而凭着超常天赋和毅力，到1924年他已具有了一定的中文阅读水平。此时，在伦敦他已小有名气，1923霍蒲孙编撰的《中国陶瓷艺术》中就曾提到他的收藏，但与同时期英国一流中国陶瓷收藏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1921年英国十几个顶级中国陶瓷收藏家组成东方陶瓷艺术协会时还没有他的一席之地。从收藏内容上看，此时他的收藏仅限于瓷器，而且收藏范围广泛，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与英国其他收藏家没有什么区别。然而随着收藏的深入，大维德越来越沉迷于中国古代艺术，他再也不满足于象绝大多数英国收藏家那样在英国本土从古董商手里购买中国文物，他决定亲自去中国！

如果说时势造英雄的话，作为收藏家的大维德确实是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时候！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后，大量的清宫旧藏的文物通过溥仪、溥杰以及太监等各种途径从宫中流散到社会上； 1924年11月，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清室善后委员会”筹备成立故宫博物院并对外开放，以前深藏宫中的珍宝得以公诸于世。出生于犹太裔商贾世家的大维德，不仅继承了家族巨额的资金，更遗传了犹太商人的那种机智、敏锐、执着和超凡的社会活动能力，他一到中国，便将自己的活动与故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据大维德夫人回忆，大维德首次到北京是1924年，“那时紫禁城里的皇家珍宝正被打包在箱子里杂乱无章地放置着，没有人想到去展览。大维德成功地说服了故宫官员，挑选合适的宫殿陈设出一些珍宝，向一直期盼能看到先人遗产的市民们开放。一个合适的宫殿被选出，但需要彻底维修。大维德又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这个展览取得了巨大成功，出版了展览图录，观众远远超出了预期……”，此后1927、1930、1931、1932、1935年大维德又多次往返于中英之间，参与了故宫各个宫殿里文物登录以及展览和图录的策划工作。(Rosemary E.Scott:《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A Guide to the Collection》，第10页)。据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档案资料： 1929年7月24日，大维德爵士捐款5073.05元，用与修缮景阳宫后院御书房及购置宋、元、明瓷器陈列馆的陈列柜；1929年8月10日，故宫聘请大维德为故宫博物院顾问。位于景阳宫御书房的宋、元、明陶瓷陈列馆从展品遴选、展览设计甚至到说明标签的撰写都基本上是在大维德的指导下进行的；1935年春，大维德发起和策划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并作为理事会总干事来中国遴选展品，共选出艺术珍品1022件参展，其中有735件故宫博物院所藏宫廷文物精品。

虽然大维德何时开始参与故宫博物院的筹建现在还无从考证，景阳宫设置为瓷器陈列室是否出于大维德的力劝也还值得商榷，大维德夫人是1931年才与大维德相识，她的追忆中某些地方可能和事实有一些出入，但是由以上资料我们至少还是可以看出，从1924年到1935年间，大维德频繁地奔波于中英间，他亲自参与了故宫博物院早期的文物登录和展览工作，与大量清宫旧藏的文物有着零距离接触。正是由于他在故宫的这些特殊经历，培育了他的鉴赏品味，使他对中国文物的认识开始建立在一个很高的基础上。这段难得的经历使得他以后的收藏展现出迥异于同时代其他英国收藏家的“皇家品味”。

1927年，盐业银行准备出售溥仪1924年抵押在那里的清室珍宝。故宫博物院为此专门于1927年4月25日发函请国务院及内务部禁止盐业银行变卖、处理清室抵押物品(见故宫大事记)。盐业银行是个官方背景、私人性质的商业银行，是由著名文物收藏家张伯驹之父张镇芳创办的。张镇芳(1863—1933年)是袁世凯长兄袁世昌的内弟，为晚清最大的盐官。为了集中管理盐税，1915年3月，在袁世凯支持下，创办盐业银行，股董都是腰缠万贯的清廷旧官僚。据大维德夫人回忆，大维德得到这个消息时已经有两个买家正在与银行沟通此事，盐业银行一个也是收藏家的高官自己也非常希望能够得到这批藏品。后来由于受到“如果把这批藏品带离北京，将有人身安全问题”的威胁，那两个买家都不得不放弃购买计划。而一生充满冒险精神的大维德看到这批清宫旧藏的文物精品后，却决定不顾一切要来冒这个险。与盐业银行的谈判前后持续了一年多，通过几番周折，到第二年大维德才与盐业银行达成一致，购买了其中40多件清宫旧藏的精品。在这40多件器物中，大部分为宋代名窑瓷器，其中官窑、哥窑瓷器居多，近20件，很多上面有乾隆御题诗，如乾隆御题哥窑簋式香炉(2件)、乾隆御题哥窑葵口碗(2件)、乾隆御题官窑弦纹贯耳壶(2件)、乾隆御题官窑鼎式香炉、乾隆御题官窑胆瓶、乾隆御题官窑碗等。没有御题的有官窑玉壶春瓶、官窑羊耳尊、官窑兽面衔环方壶、官窑六方形香炉、官窑胆瓶、官窑印花莲瓣纹碗、官窑八卦纹香炉、哥窑钵式香炉、哥窑水盂等。宋代其它名窑瓷器也为数不少，如乾隆御题钧窑瓷枕、龙泉窑鬲式香炉、定窑纸槌瓶、定窑方洗等。此外还有少量明、清官窑精品，如乾隆御题明宣德款霁红碗、明“内府供用”款蓝釉罐、雍正款仿宋汝窑纸锤瓶、雍正款岁寒三友斗彩茶壶、康熙款桃红釉碗、清仿宋定窑刻花碗、定窑象尊等。除瓷器外，这批清宫旧藏还包括了一些漆器精品，如乾隆御题明宣德款红底黑漆八仙盖罐、乾隆御题明嘉靖款剔红碗等。上文提到的那件创世界漆器拍卖纪录的乾隆御题明永乐款剔红双凤莲花盏托也包括在这批清宫旧藏中。

这批清宫藏品的获得，对大维德的收藏生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据郭葆昌辑《清高宗御制咏瓷诗录》，清宫旧藏中有乾隆御题的瓷器大约有199件。在大维德收藏中，有乾隆御题的瓷器20件左右，大部分御题藏品出自这批银行出售的清宫旧藏。这批藏品，构成了大维德收藏中最精彩、最有代表性的部分，正是由于这批精品的获得，在英国中国文物收藏界引起了轰动， 1930年，也就是这批藏品通过日本、美国辗转运回伦敦的第二年，大维德才终于获得英国同行们的认同，获准成为代表着当时西方中国陶瓷收藏和研究最高水平的东方陶瓷协会会员，进入了英国中国文物收藏的核心群体。同时也正是由于这批藏品，特别是器物上的乾隆御题诗，使他对中国传统的艺术鉴赏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他开始了系统地对中国古代传统艺术鉴赏理论的研究。他的收藏自此也不再局限于瓷器，他开始以乾隆的趣味来搭建他的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