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野外走出来的考古人——李超荣
在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旧石器遗址发掘
专家简介：
李超荣，山西省介休市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市王府井古人类文化遗址博物馆副馆长，法国人类研究所、日本东北大学客座教授。长期致力于旧石器考古工作，曾在全国20余个省市进行野外考察和考古发掘工作，发现巨猿、许家窑人、王汾人化石和200余处旧石器地点，并主持了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转年、海南昌江燕窝岭、湖北双树、红石坎Ⅰ、果茶场Ⅱ、外边沟和大土包子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0余次，曾在美国、法国、日本、韩国、印度和南非进行学术访问和工作学习。截至目前，共发表论文和文章70余篇。
“野外工作是科学工作者进行学术研究的源泉。”从事考古工作30余年，李超荣研究员感触颇深地这样说道。背上行囊，于山水之间追寻远古时代的足迹，他的事业看起来何其壮美。然而，深入交流之后，那些鲜为人知的跋山涉水的艰苦与辛劳，却往往令人望而却步。正因如此，那一项项“诞生”在野外的科研成果才更加沉甸甸，他对科学研究的感悟才那样深入独到。
结缘考古学，一往情深
1972年，成绩优异的李超荣被推荐进入北京大学，就读考古学专业。未名湖畔，博雅塔下，他默默许下献身考古事业的誓言。北京大学历来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至今，他仍然清楚记得教授们渊博的学识，记得图书馆里的勤奋苦读，更难忘跟随俞超伟教授到湖北省开展野外实习，考古发掘盘龙城遗址的情形。严格训练，重视野外，母校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与开放的氛围为李超荣在考古学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学毕业时，跃跃欲试的李超荣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并找到了自己的一方用武之地。“我们所里有多位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包括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吴汝康、周明镇、张弥曼和吴新智等等，学术气氛非常浓厚。而且，他们对年轻人期望很高，经常激励我们，我们时刻都能感到肩上的责任之重。”时不我待，奋勇向前，李超荣选择了与考古事业一路同行。
耕耘在野外，硕果累累
李超荣重视并钟爱田野作业。浩瀚的大漠、陡峭的山崖、广袤的原野……正是在那翻山越岭的探寻中，李超荣描摹着一个考古人的坚实足迹，收获了科研之路上的累累硕果。早在1976年，李超荣就参与了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跟随着考古界的前辈贾兰坡等，发掘出人类化石9件，石器13650件，还有一批骨、角器和20种脊椎动物化石。如今回首，那些早年的积淀让李超荣受益匪浅。此后，他领导了北京市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丹江口库区野外考察和考古发掘工作,发现近150处旧石器地点，主持了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转年、湖北双树、红石坎Ⅰ、果茶场Ⅱ、外边沟和
大土包子等重要遗址和海南信冲洞巨猿化石地点的发掘。
那是1994年，李超荣与冯兴无等人报道了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库区多处地点采集的624件石制品。其石制品类型有石核、石片和石器；石器占44%以上，类型丰富，包括手斧、手镐、薄刃斧、砍砸器、石球、尖状器、刮削器和石锤；石器素材主要为砾石，大多数个体粗大。这一石器组合与中国南方的砾石石器工业有较多的相似之处；手斧工具的出现表明，这些石制品在探讨东、西方的旧石器文化交流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材料。手斧是一类重要的石器类型，它在研究旧石器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被学者们认为是研究直立人与早期智人的计划性、认知性和心智发育水平的特殊石器类型。
2004年以来，他一直负责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库区野外考察和考古发掘工作,到目前为止已在湖北和河南省发现含手斧的旧石器遗址30余处。通过对丹江口库区发现的大量手斧的研究，提出中国与欧洲的手斧工具之间在类型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但这种相似性从目前的材料上看不出他们之间存在文化上的交流。中国出土的手斧是土生土长的。在不懈求索中与历史对话，李超荣与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昌江县文化管理所等单位密切合作，认真探索，全力开展考古调查。
2007年，他在位于南阳溪大桥下流左岸第二级阶地的黄色粘土中分别发现了３块旧石器，从地质、地貌及石制品的打制特征初步认定，这应该是属于考古学年代旧石器时代晚期。事实上，这些旧石器时代文物的发现，填补了海南旧石器的空白，将海南岛人类活动的历史往前推了１万多年。当时，从出土物的堆积情况和文物器型分析，两处旧石器遗址均为旷野遗址，是人类临时活动的营地。李超荣说，虽然目前遗址出土的石制品还比较少，但是从采集到的标本来看，也可归纳出一些特点：石制品的原料均为石英岩，个体比较大；打片技术采用锤击法；石器仅有砍砸器一种类型。打制石器的素材使用砾石，加工采用锤击交互方式。第二步加工比较规整，刃缘比较平齐；在石制品中都保留不同程度的天然面。“这为研究海南岛的人类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佐证，其出土的石器文化特征和打制技术，都跟华南大陆地区旧石器遗址的非常相似，关联密切。信冲洞巨猿化石地点是海南已知最早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地点，证明了在40万年前海南岛与大陆是连接的，两广地区的动物通过琼州海峡陆桥到达海南岛。
李超荣还是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遗址抢救性发掘项目的负责人之一。据介绍，王府井东方广场遗址是一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在我国旧石器文化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自1996年王府井东方广场施工中文物被发现之后李超荣与考古队经过全力发掘，出土了2000余件文化遗物，其中包括石制品、骨制品、用火遗迹和赤铁矿碎块等。经过大量的专业分析与比对，他们证实王府井东方广场遗址是一处季节性的临时营地，反映出人类狩猎和采集的生活。当时，人们一边制作工具，一边屠宰和肢解猎物，然后围着火堆进行烧烤或进行一些原始的宗教活动。相关研究成果已由李超荣等人发表在2010年的 L'anthropologie（《法国人类学报》）上。
实际上，在王府井考古的最初8个月里，李超荣和考古人员经历了北京最冷和最热的两个季节。三九天，他们住在滴水成冰的临时宿舍里，许多工作人员双手冻得通红，发掘工作也只能在中午气温相对最高的时候进行。三伏天，发掘坑里温度高达40多摄氏度，他们却必须顶着暑热作业。然而，当成果出来的那一刻，李超荣和队员们都完全忘记了周遭的一切，喜悦和幸福在心头荡漾开来。“考古也并不是总那么辛苦的，后期我们与施工单位接洽之后，条件便得到了改善，后续工作也非常顺利。”
除此之外，李超荣还参加了国家九五攀登项目“早期人类起源与环境背景的研究”等重要课题。同时，他还积极开拓视野，与国外的学者开展交流合
作，与法国学者合作探讨中西方的旧石器文化，与日本和韩国学者合作进行东亚旧石器考古编年和古环境的研究，为推动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今年的4月，他还受邀参加了在韩国全谷里史前博物馆举行的“第二届早、中更新世两面器工业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9月，他还被台湾新北市和十三行博物馆邀请参加了在新北市举行的“城市的昨日，今日和明日城市文化资产保存与发展国际研讨会”，并作了“北京市王府井东方广场旧石器遗址的研究与保护”的学术报告。
科普任在身，尽心竭力
“作为科研人员，我们还肩负着普及科学知识的重任。”作为一位考古专家，李超荣非常注重科普工作。特别是在区域性的史前考察和大型遗址的发掘时，他更加注重科普宣传。在他看来，只有让老百姓心里懂得了文物的重要性，才能更好地保护文物。采访中，李超荣向我们展示了他的诸多考古“战利品”，有些是实物，有些是模型。“旧石器时代的标本，不像其它年代考古的标本特征明显，能让人一下就产生直观的认识。乍一看，就是几块破石头，能有什么用呢？老百姓不懂。所以，作为科学家，你就要让老百姓懂得。”实际上每次考古，他都会给工作人员乃至周围的老百姓把文物的特点以及重要意义讲得清清楚楚。“老百姓心里清楚了，这些‘破石头’是代表古代人用过的生产工具。这说明悠久的历史。发掘时，他们就会特别留意，哪怕是很小的东西都会找出来交给你。”或许，这也算是李超荣发掘文物的秘籍吧。人才培养是更为深度的科普，是考古学今后的未来。为此，李超荣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他注重野外工作，总是尽量带着学生参加野外的发掘工作，帮助他们在实践中成长。当然，他也鼓励学生出国深造，把国外开放的思维、先进的方法和技术学来为祖国的考古事业做出贡献。
来源：科学中国人
作者：廖潇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