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文明先生与良渚
严文明先生是中国当代史前考古学的引领者之一。他的学术人生，跟良渚文化与良渚遗址结下了不解之缘。先生先后发表的关于良渚文化与良渚遗址的学术论文与随笔超过10篇，先生主要的学术思想，包括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文化谱系、聚落考古、文明起源、古史的考古学观察、大遗址保护等诸多方面，几乎都在良渚文化与良渚遗址的研究中有着具体的体现。重读严文明先生关于良渚文化与良渚遗址的相关论述，发现先生50余年来在良渚文化与良渚遗址学术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前后相继的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1959年《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讲义的编写，结束于1986年“纪念良渚遗址发现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召开。此阶段先生侧重于良渚文化谱系研究，代表性的论作为《太湖和杭州湾地区的新石器文化》。
继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得到夏鼐先生的认可之后，1964年发表的《太湖和杭州湾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从浙江吴兴（湖州）邱城遗址1957年考古发掘的出土资料着手，通过令人信服的缜密分析，前瞻性地指出“邱城下层、邱城墓地和良渚类型的遗存的顺序关系在本区是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它们代表着本区新石器文化发展的早、中、晚三个文化时期。”此文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本区新石器文化早、中期的文化命名，但本区存在着“以邱城下层为代表的早期文化遗存”、“以邱城墓地为代表的中期文化遗存”与“晚期—良渚文化遗存”的认识与观点，在日后的考古学研究中得到国内考古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同，环太湖地区最终也在上世纪80年代就建立起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
第二阶段：以1986年“纪念良渚遗址发现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良渚文化研究的新阶段》作为开始，以1995年《良渚文化：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的发表与浙江桐乡普安桥遗址中日联合考古发掘的开始作为结束。先生侧重于文明起源研究的阶段，代表性论述有《碰撞与征服——花厅墓地埋藏情况的思考》（1990年）、《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1987年）、《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1992年）等。
从指出良渚文化在中国由野蛮走向文明的过渡时代“走在前列”，到认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初级的文明社会”。既强调“中国文明不是单元而是多元起源的”，也“把良渚文化看成是中国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在对良渚文化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先生通过聚落遗址的等级和埋藏制度等方面来分析、研究良渚社会的性质及其文明化进程，从一开始就摆脱了机械比对文明标准的方法，始终把良渚文化文明起源的研究植根于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实践，不仅丰富了苏秉琦先生中国文明多元起源论的学说，而且将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推进到了新的高度与境界。
第三阶段：始于1995年浙江桐乡普安桥遗址的发掘，结束于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现，为先生“全方位”研究良渚文化与良渚遗址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论作有《良渚随笔》《良渚遗址的历史地位》《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一部优秀的考古报告——〈反山〉》等。
中日两国三方联合发掘桐乡普安桥遗址开始于1995年，先生担任中方总领队。此次合作发掘可视为先生“中国考古学走向21世纪的过程，也将是走向现代化和走向世界的过程”以及“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和技术国际化”主张的一次具体实践（类似的实践还在江西仙人洞遗址、湖南城头山遗址与玉蟾岩遗址的中外联合发掘中实施），它以聚落考古与多学科参与的发掘与研究方式，为此后良渚文化的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树立了典范。
文明起源在这一阶段仍是先生良渚文化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较前一阶段，宏观上更留意地理环境与史前文化的背景，微观上更提倡实行多学科合作，进行多角度和全方位的研究。并在苏秉琦先生文明起源多元论的条块说和满天星斗说的基础，提出了“中国史前文化发展成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体结构”的文明起源模式，同时指出“它是一种超稳定的结构，是中华民族特别强固的凝聚力所产生的根源”。“重瓣花朵式多元一体结构”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模式以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原因的又一种积极探索。与此同时，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与《良渚随笔》等论作中，多次前瞻性地提出良渚遗址的“中心区也应是一座城址”或“莫角山遗址是一座台城”的判断，成为良渚古城发现的先声。
第四阶段：自2007年良渚古城发现至今，为先生全面总结良渚文化研究成果和大力推进良渚大遗址保护工作的阶段。
2007年良渚古城发现后，先生不顾75岁高龄，赴遗址发掘现场考察指导，并亲临新闻发布会，对良渚古城发现的意义向到会的各家媒体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评述，指出良渚古城的发现对整个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并欣然提笔，写下“良渚古城，文明圣地”的题词。
2008年，先生参加“良渚古城考古规划研讨会”，对良渚古城考古规划提出了多学科合作、多角度和全方位研究的要求。2009年，先生又参加“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在讲话中对良渚遗址的重要性作了特别的强调，指出良渚遗址的重要性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良渚遗址的文化发展水平在全国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中是最高的，对于探索文明的起源是最有希望的。第二，良渚遗址的范围非常大，已发现有135个遗址点，内容非常丰富。有中心、有区划，有城墙，有巨型台基和超大型礼制性建筑，有高低不同等级的房屋和许多做得十分讲究的水井，有手工业作坊，有码头，还有祭坛和很多不同等级的墓葬。这在全国同一时期的大遗址里面没有第二个，非常齐全。第三，良渚遗址至今还保存得比较好，破坏不算太大，地下遗存都还留着，这种情况十分难得。
2010年，先生又以诗篇《良渚颂》，全面讴歌、总结了良渚文化高度发展的物质与精神文化成就，以及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阶段的突出地位。
多年来，严文明先生在开展良渚文化学术研究的同时，也非常关注与支持良渚遗址的保护工作。自1986年反山遗址考古发掘以来的20多年间，先生先后几十次前来浙江指导良渚遗址的考古发掘和保护工作。上世纪90年代早中期，良渚遗址面临乡镇规模膨胀、办厂开矿、沿路开店、违章建筑、盗挖盗掘等破坏的严峻形势，先生作为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痛心疾首之余仍坚持不懈地为良渚遗址保护奔走疾呼。当二十一世纪良渚遗址保护迎来新篇章之时，先生又不遗余力地支持良渚遗址的保护和申遗工作。2002年9月，先生应浙江省政府之聘，成为浙江省良渚遗址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专家咨询委员。良渚遗址目前仍保护得比较好，先生功不可没。
通过以上简略的回眸，不难发现，几十年来，无论在良渚文化的研究还是在良渚遗址的保护方面，先生始终都以其敏锐的观察、睿智的思考和敢为人先的担当，站在学术的最前沿，发挥着引领者的作用。先生关于良渚文化与良渚遗址的一系列论述，是先生学术思想的缩影，有点有线有面，体系全面、纵深和完整，无疑已成为中国史前考古学与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份珍贵遗产。
在严文明先生八十华诞之时，我们重温先生关于良渚的学术活动，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温故知新，从一个角度了解先生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和学术思想的核心组成，更是为了从先生的学术思想中汲取营养与动力，学习先生立足实践、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与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在良渚遗址保护与申遗工作中承担起一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责任。
良渚博物院 蒋卫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