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
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
老鼓楼衙署遗址是“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文物点，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指定申报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4月以来，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配合城市建设工程，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及后续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收获。
老鼓楼衙署遗址位于重庆市渝中区解放东路望龙门街道巴县衙门片区，地处金碧山下、长江左岸的台地之上，背山面江、坐北朝南，符合中国传统衙署建筑规制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巴渝地域特色。
遗址兴建于宋蒙战争的历史背景之下，且为南宋川渝地区的军政中心——四川置制司及重庆府治所，著名的川渝山城防御体系即在此筹建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考古清理结果显示，遗址规模宏大、纪年明确，文物遗存丰富，地层关系清晰，宋元、明代、清至民国三个时期的衙署建筑叠压分布。作为重庆市已发现的等级最高、价值极大的历史建筑遗存，老鼓楼衙署遗址见证了重庆定名以来近千年的沿革变迁，填补了重庆城市考古的重大空白，对于丰富中国宋元时期都城以外的城市考古资料具有重要意义。
遗址的文物保护工作，得到了国家和重庆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和业界同行的关心支持。目前，遗址正在筹备建设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成为重庆历史文化名城新的重要支撑。
文物工作的概况
文物工作概况2010年3月，重庆市渝中区文物管理所于“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重庆主城区建设工程中调查发现遗址。4月，重庆市文物局组织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遗址进行了正式的文物调查、试掘，确认其为一处重要的宋代建筑遗址。后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分三阶段对遗址开展了抢救性发掘：
第一阶段：2010年4月至7月，完成遗址东部Ⅰ区2300平方米的发掘；第二阶段：2010年10月至2011年1月，完成西部Ⅱ区2400平方米的发掘；第三阶段：2011年7月至2012年5月，完成Ⅰ、Ⅱ区7940平方米的发掘。遗址总体计划发掘面积14000平方米，目前，已发掘面积共12640平方米，余下1360平方米发掘任务拟在第四阶段工作中完成。
遗址发掘工作严格遵循《田野考古操作规程》，注意采取浮选等手段对各类人工遗物及自然遗存进行全面采集取样。发掘方法以清理揭露为主，慎重采用解剖手段，尽量保持各时期重要遗迹及遗址整体布局的完整性。除常规记录手段外，还采用低空摄影、三维全息扫描等科技手段全面提取遗址信息，并利用相关成果开展了三维建模复原、数字展示方案和遗址数据库建设。
考古发掘收获
老鼓楼衙署遗址北高南低，呈缓坡状分布，包括宋元、明代、清代、近现代四个时期文化堆积。已发现清理各类遗迹共计261个，出土了一批保存较好的陶瓷器、钱币、瓦当、礌石、坩埚及漆器等文物9000余件（套），标本数万件。
宋元遗迹58个。其中，位于Ⅰ区南部的夯土包砖式高台建筑(F1)是本次发掘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已揭露部分平面略呈方形，南北残长24.3米，东西宽24.7米，护坡墙及条石基础残高近10米。建筑内部以夹小型鹅卵石的黄灰沙土层层夯筑，夯土四周在条石基础之上以青砖一丁一顺或一丁两顺错缝砌筑护坡墙体，由下至上层层收分，坡度79°左右。筑墙砖上发现有“淳祐乙巳东窑城砖”、“淳祐乙巳西窑城砖”等阴、阳模印纪年铭文。F1东、北侧发现有规模较大、结构规整的石构排水设施。
F1西部发现有同时期的两座大型凸字形建筑基址。其中F54保存较好，南门外残存三层石质台阶，存在二次修建迹象。Ⅱ区北部的重要发现为一处三合院式建筑基址F72，布局结构完整，且榫卯结构的木地栿专家点评保存较好。Ⅱ区西部的F82，规模较大，结构规整，以带榫卯结构凹槽的条石构筑墙基，门前发现有石板道路及台阶，通过共用的排水设施分析，其与F83为一组较大规模的建筑群。
宋代遗迹中，Ⅱ区F83与Ⅰ区F14形制规整，结构相同，在遗址东、西部遥相呼应，与中部因地势北高南低、呈阶梯状分布的F82、F55、F36及南部的F54、F80，大体围合成了宋代衙署的院落式布局。高台建筑基址F1的性质功能可能为附属于当时衙署建筑的“谯楼”或“望楼”。另根据F72、F55、F82及F83与明代围墙Q5的关系可知，宋代衙署的范围已越过明代衙署西部围墙。
明代遗迹100个。其中，Ⅱ区发现有较多房屋基址、水沟、道路等遗迹，相互之间联系紧密，组成一组规模较大的建筑群。该建筑群南北残长115.6米，东西宽54.1米，分布于68个探方，包含单体遗迹14座，面积6200余平方米。该建筑群被东西两道贯穿发掘区南北的大型石墙Q3、Q5围合成一个大型院落。院落背山面江、坐北朝南，分区明确、布局规整，存在明显南北中轴线。据布局结构及遗迹组合关系推断，该院落当为明代重庆衙署的核心组成部分。
此外，Ⅰ区的Q12与Ⅱ区的Q3、Q5形制结构类似，方向相同，结合Ⅱ区东北部发现的紧邻上述建筑群的F25、F47等房屋基址分析，明代衙署应至少包括两组南北向、东西并列的多进院落。从已发掘区域分析，各组院落在布局结构上存在一定的主次或依附关系，应与衙署的功能分区有关。
清代遗迹101个。除Ⅱ区的一组大型建筑群（F19-F21）外，与清代衙署建筑密切相关的发现为Ⅰ区北部的建筑基址F7，平面呈长方形，坐北朝南，面阔23米、进深17.75米。中部现存带铺首衔环的鼓形柱础9个，柱网排列整齐。排水设施设计较为精巧，四壁墙基内侧设有地下排水暗沟。室内中部设沉井，由暗沟连通室外。F7与现存地面建筑“巴县衙门旧址”为同一组建筑，根据《重庆府志全图》推测，可能为巴县衙门的衙神祠。
重要遗产价值
遗址发掘期间，重庆市文物局及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组织召开多次专家论证会，邀请多名国内专家，对遗址进行了实地踏勘、论证。2011年10月13日，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邀请中、日、韩三国30余位专家学者，对遗址进行了考察研讨。2012年12月12日，又邀请徐光冀、李伯谦等20余位知名考古学家对遗址进行了考察研讨。
专家们一致认为，老鼓楼衙署遗址保存完好、纪年明确。根据考古发现结合历史文献及遗址地望分析，南宋时期，遗址当为四川制置司及重庆府衙治所。明清时期，作为重庆府署及巴县署，遗址又经过多次修葺利用。
专家们指出，老鼓楼衙署遗址的相关发现填补了重庆城市考古的重要空白，是重庆城市发展史的实物见证、人文精神的珍贵载体、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支撑。同时，遗址作为南宋川渝山城防御体系的战略枢纽和指挥核心，也是一处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军事遗产。该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重庆城市沿革变迁、川渝地区古代建筑及宋蒙战争史有重要学术价值，对保存城市记忆、延续城市文脉、打造城市名片、彰显“英雄之城”形象以及提升重庆文化品位，具有突出的文化遗产价值和展示利用价值。
历史价值
老鼓楼衙署遗址的发现填补了重庆城市考古的重要空白。南宋置司、抗战陪都、中央直辖是重庆城市发展史上的三次大飞跃，南宋淳佑二年（1242年）四川制置司移驻重庆无疑是重庆城市大发展的开端，重庆从普通州府成为西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老鼓楼衙署遗址正是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高台建筑基址竖立起一座重庆城市发展史的里程碑。南宋以降，老鼓楼衙署遗址兴废频繁，但作为衙署一直沿用至清，文物遗存丰富，地层叠压关系清晰，为研究重庆城市沿革变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老鼓楼衙署遗址作为四川制置司衙署所在，也是南宋时期川渝地区山城防御体系的指挥中心，以钓鱼城、白帝城、成都云顶山城等共同组成的山城防御体系，成功粉碎了当时蒙军“顺江而下，直取临安”的战略意图，并导致了蒙哥汗败亡钓鱼城下，客观上对缓解欧亚战祸、阻止蒙古扩张浪潮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了世界文明发展进程。
科学价值
老鼓楼衙署遗址是中国传统建筑选址理论的典型代表。遗址位于重庆市渝中半岛东南侧，其选址的基本格局为坐北朝南、背山面江，北侧以金碧山为靠山，南侧隔城墙眺望长江，具有“连江控城”的作用，在城市空间布局及管控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老鼓楼衙署遗址地处金碧山下缓坡之上，与地形结合紧密，具有鲜明的巴渝山城建筑的地域特色。遗址总体格局保存较为完整，地层叠压关系清晰，丰富了平原地区及都城以外的地方城市衙署资料，对于研究川渝地区衙署建筑的布局特点、发展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老鼓楼衙署遗址高台建筑基址，是宋代砖砌高台重要的实物资料，与《营造法式》中的相关记载可互相印证；遗址中建筑、道路、水井及排水系统等，对研究宋代及其以后重庆城市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艺术价值
老鼓楼衙署遗址规模宏大、布局清晰，作为遗址标志的高台建筑遗址的断壁残垣矗立于现代都市核心圈内，在巨大的反差下，营造出一种沧桑、悠远的艺术审美氛围。现存的大型砖砌墙体、巴县衙门衙神祠等建筑形制复杂、局部雕刻精美，具有鲜明的西南地区木构建筑特点，艺术价值较高。
社会价值
位于城市中心又保存完好的衙署遗址在全国范围内均较为少见，老鼓楼衙署遗址对保存城市记忆、延续城市文脉、打造城市名片、提升重庆文化品位，具有重要意义。该遗址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也是重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支撑。
老鼓楼衙署遗址作为南宋四川制置司治所，坚持抗蒙斗争近四十年之久，使重庆成为宋蒙（元）战争最后的基地。老鼓楼衙署遗址高度凝练了重庆先民忠勇尚武、坚韧豪毅的民族性格，是巴渝儿女前赴后继、不屈不饶斗争精神的典范和象征，重庆人文精神的珍贵载体。
老鼓楼衙署遗址紧邻重庆都市核心——解放碑商业区，在空间区位上是纵向连接上下半城至滨江的最主要的通道之一，连通了解放碑--人民公园--长江--南山一棵树观景台的空间视廊，是重庆市重要城市阳台之一，对于重庆城市空间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各级领导重视
老鼓楼衙署遗址的文物保护工作得到了国家和重庆市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对遗址文物保护作出重要批示。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在重庆调研时，专门听取了老鼓楼衙署遗址及山城防御体系文物保护工作汇报，并作出了加强研究与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单霁翔，副局长童明康、顾玉才携文物保护与考古司等相关司处负责人先后多次考察遗址，充分肯定了遗址的文化遗产价值及考古发掘工作，并对遗址文物保护、展示利用提出具体要求。
重庆市长黄奇帆等领导相继对遗址文物保护做出重要批示。原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副市长谭栖伟专程调研遗址。在重庆市政府组织下，发改委、财政局、规划局、国土局、城乡建委、园林局及渝中区等相关部门领导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配合，共同协调推进遗址文物保护工作。2011年两会期间，重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组织考察遗址。重庆市文广局、文物局领导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并多次莅临现场指导工作，保证了项目顺利实施。
保护利用工作
为及时、有效地保护好老鼓楼衙署遗址这一珍贵遗产，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在发掘过程中，积极开展多学科合作，分步骤实施了结构稳定归安、防风化及生物侵蚀处理等文物本体保护工作。根据“重点文物，重点保护”的原则，率先编制完成《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高台建筑基址文物保护方案》，对高台建筑基址保存环境及病害情况进行评估，有针对性地开展保护工作。
按照整体保护思路，结合周边古建筑、抗战遗址、近现代优秀建筑及顺城街城墙、城门等遗迹，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制完成《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保护规划》。此外，委托专业单位以三维全息扫描数据为基础，编制了《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高台建筑基址数字展示方案》。
老鼓楼衙署遗址的保护利用总体目标，是建设一个历史特色鲜明、文化气息浓厚的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为重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一处具有标志意义的文化景观。
供稿：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执笔：袁东山 蔡亚林
徐光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这个遗址我之前来过多次，觉得非常重要，是重庆乃至西南地区城市考古的重要发现。这次来主要看了Ⅱ区的新发现，场面壮观、沿革清楚，让人震撼。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遗址发掘方法科学、信息提取手段多样。可以进一步开展局部解剖。第二，该遗址发掘注重历史文献的收集与研究，对发掘和研究工作很有帮助。宋代官式建筑主要参照《营造法式》，建议结合考古发现加大对比研究。第三，确立整体保护理念，本体以外也要重视环境保护，为建设国家级的考古遗址公园做好基础工作。
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就宋代考古来讲，在我的印象当中，除了杭州南宋的那些官署之外，城市核心区内这么大的发掘规模非常罕见。联系到历史上遗址是四川的制置司所在地、西南地区的军政中心，其重要性远远超越了省域的影响，在南宋时期仅次于都城，对于填补中国宋元时期都城以外的城市考古资料十分重要。城市考古与城市发展是重叠的。遗址从宋代以来都是在同一处地方，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建设，不同时期出相应的平面图。同样都是宋代，在建筑上也是有叠压的或者错位的，工作中还是尽量予以区分。由于地处城市中心位置，遗址公园的范围还要充分考虑周边环境问题，不要局限于目前这个位置。
蒋忠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这个遗址相当重要。我去年7月份来看过一次。关于高台建筑，我的第一印象认为它是南宋晚期的建筑。既然是台，那就应有楼，还有台阶。从高台的建筑规模来看，完全符合《营造法式》的做法。南方城市建筑往往是依地势修造，所以不像北方城市四四方方，布局结构有自己的区域特点，要结合实际进行分析和总结。遗址以宋代遗存为主，遗迹保存好，发掘面积大，相当重要，可做些复原研究，这对其他地区同类考古工作有重要参考作用。
陈振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这个城址的考古规模很大，而且工作做得特别细，把宋、明、清三个时期的遗迹现象基本搞清楚了，应该说收获很大，值得祝贺。工作重点应该以宋代为主，要进一步探讨宋代衙署的布局、功能。中国古代存在都城、府、县这样一个网络式的结构，过去的考古工作做得很少，从这个意义来讲，老鼓楼遗址具有填补国内考古空白的作用，非常重要。除了军事方面的重要性，我觉得还应当高度重视遗址在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方面的意义。当时四川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跟这个府治密切相关，应该突显这方面的重要价值。
李水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我已经是第三次来老鼓楼遗址了，这次看到遗址能有这么大的规模和重要发现，确实令人振奋。一个城市的发展布局，应该是有历史延续性的。城市的布局很大程度上要依山随势，要结合地区城市的发展、城市布局跟地域的关系、环境和景观关系等综合考虑。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各个方面的物质文化的支撑，老鼓楼衙署遗址作为一个区域中心，是当时重庆及三峡地区城镇体系的中心，盐在该区域城市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三峡地区的城镇建设，有很大一部分是围绕着盐的贸易展开的。因此，需要把该遗址与长江航运、盐业贸易结合起来考虑，进一步认识重庆的中心地位。
王 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首先，我很高兴看到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规模。关于老鼓楼衙署遗址，我有几点感受。第一是比较震撼，工作规模很大。第二，工作思路比较清楚，始终是以衙署的布局、结构作为工作的重点。第三，遗存保存较好，各个时期的建筑格局清楚，发掘工作和成果很有示范意义，充分说明宋元明清考古大有可为。提两点建议：一是把宋元时期的建筑格局作为主攻方向。利用晚期遗存空白或者下凹遗迹适当解剖，解决建筑的年代上限问题。二是明代衙署的布局还需要探索，要注意不同区域出土遗物当中与建筑功能或者建筑的地位相关的遗物。最后一点，我觉得可以做一个三维复原，应用数字模拟技术展示遗址现状和复原情况。
焦南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原来也看过一些老鼓楼遗址的材料，这次来又有一些新的认识：第一，重庆能在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地方做这么大的遗址发掘确实难得。第二，在基本建设考古的项目中，实际上也有一部分发掘质量是相当好的，比如老鼓楼遗址不论是工作的思路，还是严格遵守新的田野操作规程的要求，都反映出发掘质量很好。第三，国内边远地区的考古发现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第四，从老鼓楼遗址看，我们应该重视宋元明清考古，加强相关工作。
白云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老鼓楼遗址早有所闻，今天终于见到庐山真面目。各位先生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我都完全赞成。我想强调的是该遗址考古工作难度很大，在城市中心、在多层叠压的情况下，能发掘到这样的水平，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来之不易。谈两点认识：一是老鼓楼衙署遗址的发掘，它对解决从一个剖面上展示或者是揭示重庆地区的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二是认识古代城市的规划，要特别注意从实际出发，从当地自然环境出发。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该遗址的筑成毕竟是在南宋时期，中原王朝和中原文化的理念对它的影响应当是很强的。因此我想，一方面应从当地自然环境出发来考虑，另外一方面要从中原王朝的文化理念如何与当地结合考虑。在对建筑形态、布局包括城市规划进行分析的时候，这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霍 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简单谈几点感想。第一点，城市发展、城市建设与我们文物考古工作之间的关系问题。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在这样一种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我觉得做得非常好。第二，我们做这样的遗址，布局、功能、建筑工艺这三个大的环节应该是关注的重心。从目前建筑的整体布局来讲，如果有两条轴线的话，就意味当时整个衙署设计时就有两个不同的侧重点。那么这跟它的功能与布局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个问题还可以考虑。三峡云阳明月坝遗址与我们现在发掘的衙署遗址之间在建筑的工艺特点上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第三，对其中部分建筑功能的解释，建议从文献入手，寻求支撑和印证。
高大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专业上大家都谈了很多体会，我都表示同意。我想可以将“老鼓楼衙署遗址”改为“重庆府衙署遗址”，这样便于宣传，扩大影响，也有利于认识该遗址，事实上也更加贴切。现在重点是保护的问题。重庆市历届领导都很关心文物保护，该遗址已经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揭开了，后续保护工作应该同步跟进。
孙 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老鼓楼遗址作为历代衙署所在，对它进行考古和研究，我想首先要考虑整个重庆城的城市考古问题。这方面，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已经做了大量考古工作。城市考古是一个系统工作，借老鼓楼遗址考古发现的契机，进一步开展重庆城市考古研究，从整个城市功能布局的角度来分析老鼓楼遗址很有必要。该遗址附近可能还有其他衙署，它们是怎样修建的？要仔细地进行分析。高台建筑的始建年代，从墙砖来看，是余玠时期的。以前还有其他建筑，要注意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个遗址很重要，由于处于城中心，保护和发展的矛盾确实很严重，目前确定的保护性回填与露明展示结合的方案，在当前技术条件下是比较好的保护措施。
水 涛（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重庆这个山城模式的确很有特点，在全国其他地区还没有保留这么多的山城。南京与重庆相似，城市考古有值得借鉴的经验。前几年南京修建南京图书馆，对发现的一段六朝城墙进行了有效保护，成为金陵文脉的一个亮点。建议在遗址下一步的保护展示中，予以参考借鉴。
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这样一个延续千年的遗址现在重见天日，我觉得非常难得。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这样一个延续千年的遗址每一个时代说得比较清楚，考古工作做得相当好。借这个机会提一点意见。第一，现在对衙署遗址的认定主要是通过文献，文献在遗址的认定方面非常重要，没有文献我们显然不太可能做出这样的判断。此外，我建议除了结合某些具体的研究，比如动植物的研究之外，以后还可以扩大发掘范围，结合相关发现进行更为全面的综合判断。第二，保护方面的建议一种是填埋的，一种是高架式支撑展示，我个人还是倾向于保守式的填埋、部分露天展示的方式。我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或者从长远考虑的角度来看，填埋恐怕是最好的保护。
郭伟民（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对于一个遗址最关键的还是价值的认定。我觉得老鼓楼衙署遗址应该是重庆城市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是强化重庆城市的历史风骨，凝聚集体记忆、文化认同和归属感的重要的物质载体。这一重要的考古发现，注定要成为重庆市最为重要的一个城市遗产。关于遗址本身，从四川制置司移至重庆到重庆被蒙古大军攻陷，实际上只有40多年，在这段时间里，建立这样一个衙署，本身它的工作量到底有多大，能完成多大的布局，布局的具体情况，这都要好好地研究。宋代遗迹里能不能看到抗蒙的东西？当时的历史事件能不能在考古的遗迹里表现出来？这样的一个关联性目前还没有看到。所以，考古发掘还要做很多的工作。至于保护，部分展示和部分回填，这样虚实结合是比较好的。
杭 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我从1993年开始就做三峡的工作，有三峡考古情节。看了遗址，谈几点认识：首先，建筑群里面有一部分可能是工字殿，符合南方建筑的特点。其次，我认为关于衙署的认识，要以考古发现为基础。因为宋代的衙署究竟什么样，目前尚不清楚。北方的衙署都不知道，更不要说西南地区的衙署是个什么样了。第三，该遗址是千年地标，非常重要，应该下大力气做好保护工作。
施劲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首先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遗址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背山临江，控制全城，直到今天它仍然是重庆这个城市的中心位置。第二点就是遗址上这么丰富的遗迹，从宋元一直到清代、民国，这些发现在时间段上把城市的发展史完整地呈现了出来。从这点来讲，遗址的重要意义已经超出了这几组建筑本身。第三点就是涉及到下一步的资料报道，可以考虑其他相关一些材料成组地进行报道，这样有助于我们把同一个时期甚至是不同时期的城址进行相互比较与联系，加深我们对这个遗址本身的认识。
刘豫川（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员）
同意各位专家意见，补充几点看法：第一，将老鼓楼衙署遗址判定为南宋制置司和历代衙署的遗址，我个人认为是合适的；第二，对这个遗址的分析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在战争的背景下，当时的建筑有临时和匆忙的因素；第三，高台建筑从上到下都是一次性完成、用砖统一，从建筑的规格和位置来看，可能是余玠的帅府、制置司的驻地。提到在宋代是制置司的驻地也要注意一点，就是宋代的重庆府在什么地方。当时余玠的头衔是四川制置使兼职重庆府，如果判定余玠的衙署就在这个地方的话，在其他地方还有一个重庆府衙的可能性比较小，两者应为合署办公。
王川平（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员）
就这个工地我提三点意见：第一，应该把它做成城市考古的典型案例。对于城市考古，我的理解不是在城市里作田野考古发掘，而是用考古的手段解析城市发展的机理从而复原城市的历史。所以，这是一个可以做成教案的工作。第二，南方山地城市往往遵循依山控水的建筑思想，所以现在应该搞清周边关系，弄清这里的山形水势。第三，建议加强发掘资料的数字留存工作，为今后的展示留下足够的资料。
张自成（文物出版社社长）
通过这次现场参观和听到先生们的发言，感受非常深刻，受益很多。我觉得老鼓楼遗址的发现，对宋蒙战争、重庆的城市发展史和元明清时期重庆区域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期待着这个遗址和三峡地区类似遗址的报告和研究成果尽快面世，报社和出版社也将积极配合做好相关的服务工作。
李缙云（《文物》编辑部主任）
我知道这个遗址是去年年底由国家文物局主编、我们《文物》月刊来编辑的年度重要文物考古发现。当时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挺震撼的。现在经过又一年的发掘，还有不断地专家论证和深入研究，内容更加充分。我们文物月刊会积极提供园地，发表相关的简报和研究文章。
中国文物信息网（据遗址研讨会专家发言整理 汪 伟 蓝开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