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卫理论的起源

有关1968年法国“五月运动”的定位，学者至今莫衷一是，有的认为这是一种“新型社会冲突”，有的认为是“代际反抗”，有的认为是“制度危机”，还有的认为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场“危机运动”。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次运动与20世纪30年代法国的情形相似，对整个社会起到了动员的作用。在这种社会情境中，前卫艺术往往能看到社会变革的希望，而躲在画室、画廊和博物馆中的自律艺术则显得不合时宜。前卫理论的开创者彼得·比格尔的历史观，很大程度上来自本雅明的救赎式批评。这使他不断反思自己理论的出发点，反思研究对象与他所处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比格尔认为，“从本雅明的角度讲，我们的时代携带特定的过去进入了星丛。而我所做的仅仅是理解这个星丛，以它作为理论建构的基础。”这表明他的前卫研究所要做的，就是发现历史与当代的联系，在历史中把握当代。

“五月运动”为前卫理论提供背景

比格尔不止一次地回顾其有关历史前卫研究的背景。早在1980年《前卫理论》第二版中，他就曾提到前卫理论与“五月运动”的联系，在30年后针对欧美学界的批评所作出的总结性回应文章《前卫与新前卫》中，他再次强调这种背景与理论的关系。在他看来，在二战后的西方理论界，艺术已失去关注生活的勇气，自律艺术卷土重来，1955年的第一届卡塞尔双年展足以说明这一情形。在这次展览中，恩斯特虽有作品展出，但他与超现实主义的关系未被提及，而达利与布勒东压根就没有出现，现代主义似乎只是一个纯粹内在的艺术现象。比格尔还将矛头指向阿多诺和格林伯格的现代主义理论，认为他们只注重现代主义的连续性，看不到历史前卫引发的断裂。自律艺术在战后的统治地位，“直到1968年‘五月运动’，超现实主义的口号出现在巴黎的墙上，才有所改观”。

比格尔对战后当代艺术的论述表明，他在研究超现实主义之前，已持有新左派的立场。随着“五月运动”结束，他开始反思新左派失败的原因，而他对超现实主义的研究是他反思的一种手段。对那些更为激进的新左派学生来说，比格尔超现实主义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必定令他们失望，因为比格尔认为历史前卫注定失败，60年代试图恢复历史前卫的口号也只能是不合时宜的乌托邦幻象。

比格尔将“五月运动”中的一些现象与历史前卫，特别是超现实主义联系起来，确有充足的理由。这次运动中新左派的一系列活动和口号，与法国超现实主义如出一辙。在“五月运动”中可以看到超现实主义口号的重现，基斯·A.里德尔在《1968年5月发生了什么？》一文中提到，“一切皆有可能”、“使你的欲望成为现实”、“让想象力夺权”等口号，以涂鸦的形式出现在巴黎拉丁区的墙上。结果证明，“让想象力夺权”作为最核心的规划，最终依然失败了，这与超现实主义在30年代的命运相同。

历史前卫与法国新左派的策略一致

在比格尔看来，整体而言，历史前卫的策略与60年代法国新左派的策略几乎一致。首先，历史前卫攻击艺术体制。历史前卫不满于资本主义中艺术自我封闭的体制，希望打破艺术自律，将艺术融合在生活中。而按照英格里德·吉尔舍-霍尔泰在《法国1968年5月：一场新社会运动的兴衰》一文中的观点，新左派在60年代的要求，同样是出于对体制的不满，“这种潜在的不满不可能仅仅只在社会经济原因中寻找其根源。它更是对工业系统中极权主义体制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的后果。”“体制”成为历史前卫和“五月运动”共同反对的目标，历史前卫针对的是唯美主义所形成的自律艺术体制，而“五月运动”针对的是政治和经济体制。

其次，超现实主义拒绝直接干预社会，仅仅在自足的小团体内进行非理性的道德建构。其艺术虽拒绝自律，但仍是一种间接的介入形式，因此，很难产生实际的社会效果。同样，新左派在60年代的失败也是出于这一原因。他们“所依靠的是草根阶层通过持续讨论和交往程序独立自治地决定运动目标、方法和行为方式的那种自发性和创造性。运动的志愿精神和行动主义极大地释放了能量并解放了想象力。个体通过行动而得到改造，但社会制度却未被触动”。英格里德对新左派的论述与比格尔对超现实主义的论述相似，超现实主义对艺术体制不彻底性的攻击，全面地体现在新左派对极权体制的批评中。两者的共同特点在于，始终坚持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关系，将解放局限在个人意识领域。最终，个人想象力获得了解放，但并未撼动资本主义体制的稳定性，反而被这一体制所同化。

再次，前卫原则强调艺术与生活实践相结合，强调用艺术改变生活。超现实主义要求的改变是用非理性、用解放想象力的实践去反抗目的—工具理性的实践。这一诉求在“五月运动”中再现。菲利普·贝内东及让·图夏尔在《对1968年5月/6月危机的解释》一文中提到：“五月运动”的口号“展现了乌托邦梦想的爆发，大辩论，虚无主义的诱惑，对自发性的崇拜，对一切组织的拒绝，对‘一种白纸’的向往，以及挑衅的欲望”。

由“五月运动”与比格尔所描述的前卫原则的相似性可见，正是有感于“五月运动”的诸种表现，比格尔才试图通过研究超现实主义来反思这次运动的得失。《前卫理论》中历史前卫的失败所映射的，实际上是“五月运动”的失败。历史前卫反抗自律的艺术体制，实际上是新左派对极权体制的不满。比格尔关于历史前卫注定失败的结论虽有些悲观，但他充分肯定了历史前卫的意义。就此而言，比格尔的立场贴近新左派。这使得他与哈贝马斯站在同一条战线，展开了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

中国社会科学报 王志亮（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