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考古大有可为

近年来，历史时期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掘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名单，其中不少还通过了终评，显示出历史时期的考古工作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正在受到专家和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可。

2012年的发掘项目中，共有11项汉代到明代的考古新发现入围初评名单，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中原以外遗迹遗物的发现。

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是一处分布相当密集的象雄时期古墓群（相当于中原汉晋时期），“穹窿银城”可能与象雄都城有关。发掘出的青铜器皿、黄金面具、铁剑等遗物，显示出象雄时期与邻近的札达地区、南疆地区、印度北部乃至中原地区都存在着广泛的文化交往。

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位于上京北城西部的最高处，曾经被认为是皇宫，发掘表明它实际上是一处坐西朝东的佛寺，三座六边形佛塔一大两小、一字排开，出土了大量的泥塑佛教造像。这些发现证明佛教在辽王朝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同时也表明辽朝的佛教有许多自身的特点。

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是继湖南老司城遗址之后，考古发现的又一处重要的土司城遗址。这座城址毁于明万历时期“播州之役”的战火之中。考古工作清晰地揭示出山城格局，出土的大量遗物中包括有景德镇的官窑瓷器。它们既是研究土司制度的珍贵实物、也是研究西南山城体系的重要资料。

沈阳汗王宫是努尔哈赤于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迁都沈阳后的居住之宫，汗王宫与沈阳故宫“大政殿”为同时期建筑，体现了早期“宫”与“殿”分离的满族宫廷建筑特色，这种特色是满族早期生活习俗在都城建设当中的反映，也是宫、殿分离的唯一实例。

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工作又有新的进展。河北邺城赵彭城北朝佛寺占尽一坊之地，是发掘的中国古代最高级别的佛寺遗址之一，它以佛塔为中心、轴线上建造大型殿堂式建筑、多院落式布局。位于东郭城区的北吴庄埋藏坑，出土北魏到隋唐的造像2895件（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数量最多的佛教造像埋藏坑。两处发现为研究东魏北齐邺城的都城布局和佛像瘗埋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地方城址的研究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兴建于南宋，是抗蒙山城体系的中枢，并为明、清至民国三个时期的衙署建筑所叠压。它是我们研究古今重叠型地方城址的重要实例，也为我们在城市中心区进行大遗址保护工作提出新的命题。

手工业遗存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邢窑作为“南青北白”的主要代表历来受到关注。发掘表明内丘城关一带是邢窑遗址的中心窑场，本年度发掘出11座北朝至唐代的窑炉，出土瓷器和窑具残片20万片以上，其中尤以隋三彩的发现引人注目。

目前，丝绸之路正在跨国联合申遗，在遗产价值的评估过程中，中国境内的遗址类型相对单一，主要是佛寺和城址。丝绸之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商品交换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与之关联的手工业遗址比较少。甘肃肃北马鬃山遗址作为西北地区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玉矿开采手工业遗存，发掘的采矿和生活、防卫设施，揭示出比较完整的矿区聚落形态。

为配合申遗工作而取得重要发现的还有河南浚县的黎阳仓城遗址。仓城位于浚县大伾山北麓，黄河改道前曾经经过大伾山，山上开凿有民间称为镇河将军的大佛。除了发掘出隋唐时期仓窖遗存之外，还清理出北宋时期大型的官方建筑基址。北宋官仓的重要性并不亚于隋唐，北宋时河北地区面临着契丹人的巨大压力，战备的物资保障对于维护河北地区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入围的两座大墓都留下了不少待解的谜团。山东定陶灵圣湖西汉晚期大型木椁墓，平面呈“甲”字形。这座黄肠题凑墓用材总量达2200余立方米。在以往发现的黄肠题凑墓葬中，这座墓葬规模最大，结构最为复杂。由此引发的一些学术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

河北曲阳田庄大墓规模巨大，南北长达66米。形制独特，墓室总数达12个之多，并有唐代风格的大型仪卫壁画。发掘者推测墓主至少应当为一位势力显赫的藩镇节度使。这座墓葬建成不久即被大规模毁坏，但是在金皇统年间又被重修。墓葬规制大大超越一般勋臣贵戚，具有明显的僭越现象。如果说文献记载的历史，是“规定”的历史，那么考古发掘所展现给我们的，是“执行”的历史。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不仅使我们得以深入历史的细节，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许多传统史学所没有关注或者忽视了的领域。

中国文物报 杭 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