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性别的性别考古学 纪念珍妮特·斯佩克特尔
超越性别的性别考古学 纪念珍妮特·斯佩克特尔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文化批评和社会运动的影响下，考古学也开始出现具有性别意识的表达及相关研究。与其他学科相比，考古学对性别认知和表达的研究明显滞后，但2011年去世的性别考古学先驱珍妮特·斯佩克特尔（Janet Spector）的卓越贡献值得铭记。她的性别考古学研究远远超出主流考古学群体的理解，导致其学科贡献未能得到准确评估。因此，重新审视斯佩克特尔的学术思想不仅是为她正名，也是对性别考古学学科遗产的重新评估。
探索器物和空间蕴含的性别信息
在性别考古学的发展脉络上，斯佩克特尔几乎主导了所有关键的转型。尽管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运用考古学手段复原历史上的女性吁求，但性别考古学的奠基之作是玛格丽特·孔基（Margaret Conky）和斯佩克特尔于1984年联合发表的《考古学和性别研究》（Archaeology and the study of gender）。
此外，性别考古学的两个主要范式都是由斯佩克特尔搭建的。她于1983年发表了《希达察人的性别任务分工：性别研究的考古学方法的发展》（Male/female task differentiation among the Hidatsa），这是性别考古学超越空洞的口号向可操作的学科探索活动转型的标志。如同标题所示，斯佩克特尔主张通过从器物、空间到行为和认知的两性关系模式分析考古遗存，从而发现遗物和空间蕴含的性别信息，揭示出此前被忽视的历史上的女性的存在，并进一步实证性地讨论历史上女性的活动、社会地位和相关信仰及禁忌。
这一方法至今仍是性别考古学的主流，不同的考古学传统都可见到女性器物和女性空间的描述和分析。虽然与此前完全忽略女性的考古学相比，这是个不小的进步，但是这个思路仍存在明显缺陷。通常情况下，只有家庭内的劳动工具而不是狩猎工具、装饰品而不是礼器、厨房而不是“大房子”才和女性联系在一起。斯佩克特尔提出，貌似科学客观且简单易行的二分方法事实上饱含占据主导位置的男性中心观念的歧视，而且男女两性、家内与家外、种植与狩猎等分类法是否符合前现代社会实践值得质疑。但令人遗憾的是，她的这些提法遭到了学术界的冷落。
达科塔村落印第安人营地
从角柄锥还原瓦普顿村落生活
1993年，斯佩克特尔出版的《角柄锥的意蕴：瓦普顿人达科塔村落的女性考古学》（What this Awl Means: Feminist Archaeology at a Wahpeton Dakota Village）是性别考古学第二种范式的奠基作品。尽管该书自出版以来引起了普遍关注，但对其学术史价值的阐发却始终未能尽意。毫不夸张地说，《角柄锥的意蕴》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部性别考古学著作，它以重新认识作为女性工具的角柄锥为出发点，但最终意义则远远超出了狭隘的性别问题，换言之，开启了超越性别的性别考古学潮流。
角柄锥是广泛见于北美中西部印第安人地区的工具类型，由于印第安人不谙冶金术，金属锥体需通过皮毛商人和殖民者输入，而骨角质柄部则是本土材料加工而成的。外来者的目击描述、皮毛商人的交易清单以及印第安人的口承传统都证明这是印第安女性用来串珠和缝纫的工具。《角柄锥的意蕴》所引个案出自明尼苏达河流域的小湍流遗址。一个半世纪前，这里是瓦普顿人的夏季营地，沿明尼苏达河而来的皮毛商人和瓦普顿人恰在此地交换商品，这里也是殖民者与土著碰撞与冲突的前沿阵地。
20世纪80年代早期，斯佩克特尔在小湍流遗址连续发掘了一年，作为样本的角柄锥就在浅地层中出土。对于古董收藏家、民间掘宝者和职业考古学家而言，此类角柄锥并不罕见，一般都被不假思索地默认为殖民者和土著居民之间文化交流的物证。在她公布这件角柄锥前后，莱·斯通（Lyle Stone）和罗纳德·马森（Ronald Mason）也分别在密歇根和威斯康星发现了类似物件，他们都将其归入“家用工具”类别，界定为“重要的贸易输入品”。斯佩克特尔显然感觉到这种“客观的、物质导向的和物化的”考古学造就了冷峻、隔绝、与读者无关的历史，而解决方案则以首章《考古学与移情》的形式出现。
移情观念使斯佩克特尔提出，角柄锥对于历史上曾经制造和使用它们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之前的阐释无一不是出自男性和外来殖民者视角的，锥体说明外来影响，而柄部则被视为无关紧要的附件。但是，角柄上有精心设计的刻纹，有的在出土时还保留了涂抹的颜料。这些精心设计如何解释？罗雅尔·哈斯里克（Royal Hassrick）等学者以及1985年起参加小湍流遗址发掘的达科塔学者清晰地说明，这些就是女性成就的标志。因此，斯佩克特尔复原了瓦普顿宗教领袖的女儿在夏季营地参加女红比赛，在汲水返回“公房”门口时不慎滑倒，角柄锥坠入灰烬的典型故事。
这种叙述方式不符合传统考古学的预期，因为角柄锥上并没有任何归属铭刻，但是斯佩克特尔意不在此，因为整个典型故事可以得到这个时期的宗教领袖的家庭组成和关系、作为社会活动的女红比赛、角柄锥的制作和使用制度、瓦普顿人的迁徙周期、“公房”结构乃至小湍流的夏末天气等种种材料的支持，构成另一种意义上的“真实”故事。
研究和写作方式转型
不过，角柄锥的意蕴远未终结。如果只是揭示角柄锥对瓦普顿女性的意义，《角柄锥的意蕴》用一半篇幅即可。斯佩克特尔在首章就埋下伏笔，称这是在其二十余年的考古生涯中第一次和发掘对象承嗣群的密切合作，而重释角柄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土著学者提供的内部视角。这使斯佩克特尔将讨论转到如同性别边界一样的族群边界。
斯佩克特尔形象地描绘了基督教传教士和瓦普顿人宗教领袖见面的场景，传教士苦口婆心地劝说瓦普顿人放弃自身的巫教信仰，投入基督教的怀抱，作为回报，传教士会教授他们必要的农业技术。但沟通至此并没有延续下去：瓦普顿人哄堂大笑后散去，而传教士也深感莫名。传教士无法明白，在瓦普顿人的世界里，农业从来就不是男人的事业。因此，外部视角强加的种种内外、男女区分可能根本不适用于研究对象。
斯佩克特尔用三章篇幅讲述瓦普顿人的生活周期和社区生活，构成了角柄锥之所以为角柄锥的情境。在斯佩克特尔看来，性别只是一个包含了不同族群、等级和年龄成员的集合。她主张，对历史上的女性的研究不仅应该按照不同族群、等级和年龄集团区分对待，也应将对性别的敏锐意识同样施加在族群、等级和年龄上。
《角柄锥的意蕴》实现的第三个层面的跨越是书写和叙述方式。这一转型的出现，一方面与性别研究及女权运动对风格的性别隐喻有关，另一方面表达了对考古学的科学化写作风格的忧虑和反思，而这又与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其他潮流相应和。伊恩·霍德（Ian Hodder）指出，最近半个世纪考古学写作越来越枯燥无味，学者们都习惯将乏味、刻板、冰冷的描述和分析当成写作常态，甚至都已经忘记考古学著作也曾经写得文采飞扬。而斯佩克特尔则刻意放弃在性别分工等著名论文上表达出来的“科学口气”，改用感性的叙事风格，构成了对“科学”与“非科学”边界的挑战。
由于性别考古学建立在对男性中心论的控诉基础之上，一度导致大多数男性考古学家选择了回避和缄默。有人也提出性别考古学的“男性版”相回应。如果性别考古学仅服务于女权诉求、强调历史上被忽视和贬抑的女性，那么它也不过是男性中心论的女性翻版。斯佩克特尔和早期性别考古学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性别分工理论首先摆脱情绪化诉求，进而超越性别，关注如同性别一样被遮蔽的族群和年龄集团，甚至关注被遮蔽的研究和写作方式。这才是性别考古学的真正价值所在，也是我们纪念斯佩克特尔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报 徐坚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