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的上帝观及其历史影响
牛顿的上帝观及其历史影响
在牛顿的力学体系中，当世界被创造以后，上帝所起的作用是力学意义上的动力作用，而不是目的论意义上的善的作用——虽然牛顿本人仍然信奉着目的论意义上的作为善的理念的化身的上帝。
牛顿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神学家。1703年4月，洛克曾经在一封信中写道：“牛顿先生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学者，这不仅是因为他在数学方面造诣很深，而且他在神学以及《圣经》的知识方面也是博学多才。在这些方面，我还不知道有谁可以与他相提并论。”
学术界流行的看法认为，牛顿的神学研究只是他晚年的误区，他是因为科学研究遇到困难才去求助于神学、求助于上帝的。实际上，牛顿的神学研究并不是在晚年才开始的，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对神学感兴趣；他也不是因为科学研究遇到困难才去求助于神学的，受时代的影响，牛顿的科学研究自始至终都具有深刻的宗教动机。
牛顿从小就生活在浓厚的宗教家庭氛围中。其父早亡后，作为牧师的舅舅威廉·艾斯库和继父巴纳巴斯·史密斯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巴纳巴斯·史密斯不仅是一位天主教牧师，而且是北威萨姆的教区长。牛顿的老家沃尔索普有二三百本书，大多是基督教著作和神学论文，都是他这位继父的。牛顿儿时曾看过这些书籍，并做过笔记。继父去世后，牛顿因为家贫而辍学在家，是舅舅威廉·艾斯库极力劝说他母亲，并通过教会给予资助，才使得他跨进中学的大门。进入中学以后，牛顿学习了古代文本的《圣经》。这是17世纪文法学校的特点，并使他了解到不同版本的《圣经》在内容上的细微差别，为他后来的神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牛顿的大学学习和后来的研究供职是在剑桥大学的神学院——三一学院，神学院的生活对他的宗教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牛顿1661年入校，1664年毕业。从牛顿的账目和签署日期看，他进入学校不久，所买的10本书中就有4本是神学方面的。1662年夏，他经历了某种宗教危机，列出自己在降临节前所犯下的罪过，如“没有按规定过主日”，“一心想钱，关注快乐多于关心上帝”等。为此，他的内心充满了犯罪感、疑虑感与自我否定感。
牛顿真正形成自己的上帝观是在1672年以后。1667年3月，他再次返回剑桥大学；10月2日，他成为三一学院的研究员。按照三一学院的规定，作为研究员，他必须在7年的时间内获得牧师职位，否则只好辞职，这对生活贫困、缺乏其他经济来源的牛顿是一个巨大压力。为此，牛顿在科学研究之余花了很多精力研究神学问题。根据牛顿的现存手稿，他的神学研究主要是在1672年以后，并且主要致力于研究教会思想史。根据自己对早期教会史的深入研究，并受公元4世纪与亚大纳西派对立的阿里乌派的影响，牛顿走上了反“三位一体”、反对天主教正统思想的道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上帝观”，否认基督就是上帝，成为一个当时受到严厉禁止的唯一神论者。
与天主教的正统观念不同，牛顿的上帝观念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自然神论的上帝观。在他看来，宇宙中静止不动的实体就是上帝，上帝的存在构成时间、空间以及弥漫一切空间的以太。牛顿的观点遭到当时著名的科学家与哲学家莱布尼茨的质疑，并被迫对自己的上帝观进行适当修改。
受其数学研究的影响，牛顿按照自己的想象创造了一位“精于数学和几何学”的智慧神。在牛顿看来，太阳系的存在需要偶尔的干预。既然行星是在以太中穿行，那么不管以太多么稀薄，行星势必要受到摩擦力的阻碍，长此以往则会偏离其轨道。为此，太阳系的安全需要具有数学与力学智慧的上帝的保障。由此，上帝在牛顿那里不仅是造物主和第一推动力，还是宇宙的监护人。
在牛顿的力学体系中，当世界被创造以后，上帝所起的作用是力学意义上的动力作用，而不是目的论意义上的善的作用——虽然牛顿本人仍然信奉着目的论意义上的作为善的理念的化身的上帝。出乎牛顿预料的是，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牛顿的上帝观遭到了彻底的否定。在科学上，拉普拉斯废黜了造物主意义上的上帝，他和拉格朗日证明太阳系是一个完善的自行调节的机械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一切不规则的情况都会得到自行校正。牛顿曾经观测到土星和木星的不规则运动——对此，牛顿认为上帝一直在进行校正工作，但是，拉普拉斯声明不需要这样的假说。这对牛顿的上帝观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而科学也由此完全脱离神学，走上了自主发展的道路。（中国社会科学报 刘魁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