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古道尔(JaneGoodall)

　　B：一些NGO 领导者让我问您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如何成为中国的珍妮·古道尔？

　　G：我认为他们不能以此为起点，我的意思是，我已经76 岁了，我已经做了许多有关于黑猩猩与人类之间的基础研究，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而大家也认可我的努力。所以我知道多少我便会告诉大家多少，我告诉的经验只是我真正有过的。就这么简单。

　　B：今天有很多年轻人都选择远离大自然，而终日沉迷于看电视和玩电脑上面。您对这些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吗？

　　G：当然我们希望这些远离自然的孩子们能走出城市并且爱上自然。你知道目前最大的难题是那些生活在城市中心的孩子，让他们接近自然显得非常困难。所以我们能做的，便是可以使城市变得越来越绿意盎然，有更多的绿地，这样孩子们便会很自然地去这些地方，享受花香鸟鸣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B：你认为自己在“根与芽”项目中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吗？

　　G：不！没有人是不可取代的，“根与芽”今天的影响与地位，都是经过无数次无比艰难的困境才得来的，否则它也许早就消亡了，我甚至在8 年前都不会这样说。

　　B：但绝大多数人给“根与芽”捐款，是冲着你来的。他们是你的粉丝，被你的故事感动。

　　G：我希望不是这样。但事实情况，确实如此。

　　B：那你有没有找到你的继任者？

　　G：“我认为有很多。我不认为有人要成为另一个“我”，因为他们的经历都还没有我丰富，所以他们可以创造更多好的东西，从而也促进了我。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从不怀疑自己的沟通能力”

　　B: 你的一位同事戴安·弗西当时和你一同在非洲研究猩猩，她的研究领域是金刚猩猩。可是在1985 年，她被猩猩盗猎者谋杀。这跟你转行做环保主义者有没有关系？

　　G：没有关系。她被谋杀是因为她缺乏与当地人的沟通能力。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跟当地人一起工作，他们也成为我研究的一部分。于是，他们也逐渐了解保护黑猩猩的重要性。如果弗西明白这些，她就不会死了。

　　B：你一定有极好的沟通能力！

　　G：是的，这点我敢打包票。

　　B：很多科学家用一生的时间做研究，但他们始终不擅长应对媒体。你与媒体关系非常好。为什么你会那么受媒体欢迎？

　　G：在我小时候，我并不想成为科学家，我只想成为一个动物研究者，然后写书。后来，我的研究出名了，很多记者来采访我，我开始是很排斥的。但后来，我转念一想，研究黑猩猩是我的荣幸，它们是很美好的动物，我愿意跟人们分享我的研究成果，但不可能每个人都买我的书，所以，我需要媒体。当我越来越发现这个世界面临的环境问题，我就越觉得媒体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们帮助我向世人传达了很多我的想法。

　　B：你跟媒体的关系好，和你的第一任丈夫有关吗？他是美国《国家地理》的摄影师。

　　G：他是一位自由摄影师，他和我一样喜欢动物。嫁给他是幸福的，但后来，我们还是离婚了。因为我们对金钱的态度截然不同。对他而言，财富非常非常重要，他想要很多钱。但对于我而言，我只想要我不得不需要的那部分。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沟通。

　　B：一生中你最感谢的是谁？

　　G：我的妈妈，还有灰胡子大卫，还有我儿时的狗。但是如今都不在世了。

　　B：我记得你说过你的第一个老师是你儿时的小狗。它让你了解到动物和人一样有感情。

　　G：对，在我人生中还有很多老师，但要问我谁最重要，我不能从中挑出一个。我只能说，那些和我一起工作过的，那些做有益于人类之事的，那些曾帮助我从事这项工作的，还有现在这些成就令人惊奇的年轻人，他们都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人和需要感谢的人。

来源：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