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时报：“开悟”石头的人
境界与天分
两年前，李玉同曾给内蒙古一个化石修复班的学生进行培训。在他给学生的作品打分前，对每个人都问了相同的问题：“你喜欢这个行业吗？”在他看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比他们现在的作品更能代表他们未来的成就。他对《科学时报》记者说：“我认为干这一行，只要喜欢就能做好。”
从业30年，李玉同至今清晰地记得他修复的第一块化石，“那是从新疆出土的恐龙化石，编号8300”。
1976年从部队复员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1984年修复第一块化石，在从业的前8年，李玉同干过很多工作，其中最有意思的应该是1977年他参加100人的考察队，去神农架抓野人。抓野人的工作前后持续一年多，此后，他便在所里干起了“装架”的行当。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大型“立体”化石骨架，就是经过装架组合起来的。
从李玉同的步态上不难看出，他的腿曾受过相当严重的损伤，留下了永久的后遗症。那是在1989年，他参加一个大型化石的装架过程中从架子上摔下来留下的。此后，他便专门从事化石修理工作。李玉同“手巧”，在所里有口皆碑，因此最难、最有价值的化石都会找到他头上，从轰动一时的翼龙蛋胚胎化石，到辽西大量出土的带毛恐龙化石，到最近在《自然》上发表的长着四根长尾羽的胡氏耀龙……都是他的作品。
“修得不出错，并不难，有个几年的时间与经验就能做到。”李玉同说，“而化石在研究之后，还要进行展示，因此，还要考虑展示效果，这就是要修得漂亮，这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
在李玉同看来，干这一行要有天分、要有悟性。美不美，不是师傅可以教出来的，因为每一块石头、每一件化石都是一个特例，决不雷同。“美”是化石修复的一种境界，“一定要干到七八年以后，并且有一定的天分，才有可能领悟到这种境界”。
几年前，李玉同还利用自己学过的机械知识，改进了修复用的工具。以前，化石修复用的针头都是进口的，一个要25美元，平均每人每年要消耗4个针头。2005年，李玉同自己设计了一种针头，将成本降到七八元人民币。他说，一年下来，可以节约几万元钱，有时一个大项目做下来，甚至可以节省十几万元。
“喜欢这份工作”是干这行的大多数人的态度。向龙刚到北京干这个工作时，收入只有500元，比前一份工作少了一半，之所以坚持了下来，“喜欢”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修好到修得漂亮，到改进工具，“喜欢”也是30多年来李玉同用心琢磨的重要理由。
他们认为，“这个工作看似枯燥，其实绝不枯燥。每一块石头都是新的经历，把一个看不出模样的顽石，变成一个有模有样的化石成品，这种成就感是其他很多东西无法代替的。
他们是科研的基础
记者在戈壁滩上还结识了另一位很有代表性的“师傅”——他就是李岩。在研究人员的评价中，他是综合素质最高的一个，会修化石、会指导野外挖掘、会开车，还有着极高的组织能力。记者在挖掘营地亲眼见识了他的这种素质：营地的吃、喝、用、住等后勤统筹工作，他安排得井井有条；当地雇用的工人、司机、厨师等临时人员的协调指挥工作他也做得游刃有余。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周忠和说，“我们去野外，都喜欢叫上他。”
就在记者采访的前一天，李岩又去了野外。
“他们的工作是研究的基础。”周忠和说。
“没有他们的前期工作，我们的研究工作无法进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汪筱林说。
然而，这些技术人员在国立科研机构中所处的位置却多少有些“边缘”。“我们刚来的时候，都是工人系统。直到1985年，中科院开始恢复了技术职级。”李玉同说。如今，李玉同已是副高级的总工程师，几乎达到了技术人员职称的顶点。
然而，和李玉同不同的是，所里有着大约半数的年轻技术人员，都属于编制以外的临时聘用，向龙就属于这一半。他们的收入与正式员工相比，有着相当巨大的差别。8年前，向龙和爱人一起来到这里工作，一年多前，孩子要上学，爱人只得辞工回家照看，从此两地分居。
在野外工作，总是蹲在地上，一蹲就是一天，时间长了，腰腿都会落下毛病。腰腿的毛病不仅落在像汪筱林这样长期干野外的研究人员身上，也落在了向龙等技术人员身上，再加上修理化石时，聚精会神一坐就是半天，如今向龙刚刚30岁的年纪，就已明显感到从颈椎到腿部都大不如前了。
根据有关规定，像他们这样没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都不能转为正式编制，不少人也担心：现在还年轻，可以拼体力吃饭，等年纪大了，做不动了，自己的出路在哪里？
的确，永远有年轻一代成长，永远会有新的生力军补充进来，而像李玉同所说的时间与境界，A.E.里克森所提出的高超要求，又如何在不稳定的环境下积累起来呢？这也正是目前像周忠和这样的科研管理者们正在思考与寻求解决的问题。
作者：洪蔚
来源：科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