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国学奠基人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重建中国近5000年的气温史,指出在前2000年,黄河流域年平均温度比现代高2℃,与现在长江流域相似；后3000年有一系列的冷暖周期,每个周期约400年—800年。他还认为气候波动是世界性的。这一论文立论严谨、体大思精。
竺可桢(1890年—1974年)是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一代宗师,中国科学事业受人爱戴的领导人之一。人们已清楚他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在气候变迁、物候、农业气候、自然区划等现代科学领域,有杰出的成就,但是对他在自然国学上的成果了解不多。其实他还是自然国学的奠基人。
首先,自然国学涉及两门研究对象完全不同的学科,即研究自然史的历史自然学和研究对自然认识的自然科学史。竺可桢在这两门学科中均有杰出贡献,不仅在学术研究上,更在动员和组织建构上。
其二,由竺可桢奠基、领导的“发掘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事业并非只是为发掘而发掘,满足于近现代科技的某些概念、理论、方法和成果在中国古已有之,而是更关心古为今用,开发传统文化的现代科技创新功能。
另外,竺可桢青年时正值科学救国时代,作为爱国青年知识分子,自然走科学救国之路,因而也讨论“中国古代无科学”论,并撰写论文。但竺可桢博古通今,清楚中国古代有灿烂的科技成果,因此他的有关论文实际是对“中国古代无科学”流行说法反驳的。
自然国学奠基人竺可桢
历史气候学的奠基人
历史自然学是应用古代自然记录,探索人类文明古代时期宏观自然界的状况、演化及其规律的学科,是一门在中国崛起的发挥民族文化优势的现代自然科学。而在历史自然学各分支中,历史气候学发展较早、也成就较大。竺可桢是历史气候学的创建人、奠基人,其中历史气候变迁是他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一个领域,蜚声国际科学界。
1925年,他连续发表四篇历史气候学文章:《南宋时代我国气候学之揣测》(《科学》10卷2期)、《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东方杂志》22卷3期)、《日中黑子与世界气候》(《科学》10卷6期)和《中国历史上之旱灾》(《史地学报》3卷6期)。以后他不断地搜集中国和世界气候变化的资料,包括考古、动植物分布、冰川进退、雪线升降、河流湖泊冻结、气象观测记录等等；他对我国古代文献由经史子集以至方志、游记、日记无不广征博采,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日积月累,逐渐形成较完整的体系。
1972年,他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重建中国近5000年的气温史,指出在前2000年,黄河流域年平均温度比现代高2℃,冬季温度高3℃—5℃,与现在长江流域相似；后3000年有一系列的冷暖周期,每个周期约400年—800年,年平均温度变化范围为0.5℃—1℃。他还认为气候波动是世界性的。这一论文立论严谨、体大思精,因而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推崇和介绍。
在世界上,古气候学到20世纪60年代才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举行过三次古气候学的世界会议。在几次会议上提出的文章,多半是关于地质时代的气候,只有少数讨论到历史时代的气候。无疑,这是由于西方和东方国家中,在历史时期缺乏历史自然现象的可靠记载。在这方面,只有我国的材料最丰富。竺可桢此文不仅标志着历史气候学的奠基,而且也显示了中国古代异常丰富的自然记录在当代气候变迁和全球变化研究中有着特殊作用。英国《自然》周刊评价说:“竺可桢论点是特别有说服力的,着重说明了研究气候变迁的途径。西方气象学家无疑将为获得这篇综合性研究文章感到很高兴。”历史气候学现已在中国气象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部门发扬光大。
竺可桢重视不同自然现象的相关性研究,开展了历史天文气候学工作。他在《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一文中把我国历史上大寒年数和太阳黑子年数进行对比分析,得出凡是黑子记录多的世纪,也是我国严冬多的世纪。
竺可桢在历史气候学上另一大贡献是历史物候学。他一方面重视物候的观察记录,自1921年留学回国的第二天直到1974年逝世的前一天,他每天观察并记录物候和天气；另一方面广泛收集历史物候资料,他与宛敏渭合撰的《物候学》一书中收集有丰富的历史物候资料和研究成果,这在其他国家的物候著作中是少见的。
在历史地震学上的贡献
竺可桢在历史地震学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和李四光共同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所组织编制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及有关研究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苏联帮助我国设计并建立156个工矿单位,后又增加49个。按设计程序,必先知道建设地点的地震烈度,才能确定工程的抗震系数。我国地震台站抗战以前只有北京鹫峰和南京北极阁两处,覆盖不大且年份不算长。于是李四光提议,应利用中国古代丰富的历史地震资料。此项史料工作量很大,由历史三所查三十几部正史,三千多种地方志。经二年,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完成,编制成《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同时,地震工作委员会又组织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根据所搜集的地震史料,进行现代地震学分析,1957年制定历史地震震中分布图、中国地震区划图,完成地震烈度表,满足了工程设计要求。
在此项工作中,竺可桢还亲自收集资料,1954年5月14日,他专门去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堂北堂查康熙、雍正时代之地震记录。
竺可桢大力宣传《中国地震资料年表》的意义并大力提倡开发历史自然资料的现代科技功能。早在1954年,他就写了《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1958年他为《科学史集刊》写的“发刊词”和1959年他为《中国地震目录》写的“序言”中,均大力宣传有关成果并鼓励中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开发历史自然资料的现代科技创新功能。
做了大量历史天文学的工作
1921年,瑞典天文学家隆德马克(Lundmark)首先注意到金牛座蟹状星云的位置与中国《宋史·天文志》等古书所记录的1054年(北宋至和元年)的客星(超新星)的位置相近,估计两者可能有因果联系。1942年,荷兰天文学家奥尔特(J.H.Oort)证认蟹状星云就是中国1054年超新星爆炸的遗迹。于是中国古代客星记录显示了巨大的现代天体演化学价值。1952年,原苏联无线电天文学家什克洛夫斯基又发现仙后座强射电源与中国古籍记载的369年(东晋太和四年)客星有因果关系。
这些连续的重大发现,使国际天文学界十分兴奋,开始重视中国古代客星记录。前苏联天文委员会“向中国科学院请求研究中国的史志。”竺可桢将此任务交给了席泽宗。席泽宗系统收集、整理了中国古籍中的客星史料,完成《古新星新表》,受到国际天文学界普遍好评和应用。
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上屡有成果
竺可桢毕生以极大热情领导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发掘事业,目的在于阐明中华民族在世界科技发展中的杰出贡献,以激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研究历史上的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他本人也在天文学史、气象学史、地理学史、科学通史等方面进行研究,发表过不少论文。
早在1927年,他的《论以岁差定四仲中星之年代》一文以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分析古籍中的天文史料,对原先大家认为年代不可考,因而未必可信的四仲中星,得出了年代可考(三个都在殷末周初)的结论。1944年,他发表了《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论证了二十八宿实起源于中国而不在印度或巴比伦,解决了国际上争论一百多年而中国却无人参加论争的一个重大的科学史问题。
1951年,他发表的《中国过去在气象学上的成就》一文是对中国古代气象学的概括。
他还对中外一些著名科学家进行过研究。1926年,他的《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一文第一次系统地评述了沈括在地理学、地质学和气象学上的贡献。1941年他的《徐霞客之时代》的报告,指出徐既具有中国人的忠、孝、仁、恕传统道德,又有探索自然奥秘、历艰涉险的新精神。他在《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一文中对徐光启推崇备至,并将他与英国近代科学倡导者弗兰西斯·培根进行比较,认为徐光启比培根伟大得多,科学造诣远胜于培根。
竺可桢身后留下有38年(1936年1月1日至1974年2月6日即逝世前一天)的日记,约800万字,这对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特别对中国科学院院史的研究有很大的价值。
创建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
和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1954年8月27日,竺可桢在《人民日报》发表《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文章既谈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史研究的重要性,更是谈到中国古代自然记录的现代科技价值:“有人以为我们应该面向将来,不应该留恋过去。这话是对的。但是无产阶级对社会进行的伟大革命不仅不排斥以往文化发展的一切成就,相反地是以利用这些成就作为进一步发展新文化的前提的。最近我们得到一个例子,证明古代所积累的历史材料能很好地支援工业建设而得到一定的成果。”
同年9月2日,在竺可桢创导下,中国科学院成立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竺可桢任主任,叶企蓀、侯外庐任副主任,其他委员有王振铎、刘仙洲、刘庆云、刘敦桢、李涛、李俨、陈桢、侯仁之、袁翰青、梁思成、钱宝琮等专家。其后,研究委员会下设工作机构——中国自然科学史组,1975年扩大并更名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1958年竺可桢为《科学史集刊》撰“发刊词”,指出:“我们史书中包罗着许多珍贵的统计材料,如历朝人口、粮食的数字,水、旱、风、雪、灾荒的记载,日蚀们、彗星的观察等等,统是人类历史上极可宝贵的材料,虽其中不乏以少报多、以无为有的事实,但经我们加以踏实研究,去芜存菁,还可能寻出些科学内容。有人把我们历史这类的记载统称为一笔糊涂账,这种态度是不够严肃的。”
大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