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细石叶工艺的文化适应研究

 《华北细石叶工艺的文化适应研究》是作者陈虹的博士论文。她尝试利用国际上最新理论方法，对分布于我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叶工业做了深入研究。因为许多新概念在国内尚未被业内同行所充分了解，所以虽然只是借他山之石攻己之玉的初步探索，但因而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方向，从而在我国旧石器考古学领域具有不同一般的积极意义。

我国细石叶遗存的研究长期来主要限于两个领域的探索，首先是文化传统，也即从技术和类型特点来追溯这类遗存的渊源。比如裴文中在1954年提出，细石叶传统可能起源于贝加尔湖地区。到了1970年代，华北地区一系列旧石器工业的新发现，令贾兰坡从两大传统来探讨细石器的起源。其中之一就是端刮器和雕刻器传统，或称小石器传统，自周口店第一地点、许家窑、小南海、峙峪、下川、薛关和虎头梁最后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文化，而细石叶技术已经在下川、薛关和虎头梁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现。于是，贾兰坡断言，细石叶技术应该源自华北的小石器传统。虽然这种直线进化的论断随着学科的发展不再被看作是定论，但是这代表了上世纪中叶我国学者在文化历史考古学范例指导下的理论阐释和综述性尝试。

另一个领域的探索就是细石叶的工艺技术，特别是细石核类型与打制工艺的探索。受日本和北美学者对细石核的类型和技术研究的影响，盖培根据对虎头梁楔形石核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细石核制作的工艺类型，并作为判断文化关系和时代早晚的依据。盖培对这些工艺类型的命名大多可以在日本的细石核研究中找到对应者。盖培还在我国打制石器和细石核研究中首次提出了动态类型学的分析概念，把石叶剥片过程中导致石核的形变过程看作是值得关注的方面。后来，下川遗址出土了比虎头梁种类更为多样的细石核类型，令王建等对这些石核的加工和生产技术予以了更多的关注。后来，王建和王益人还发表了专论，从动态过程来分析石核的预制、成型加工、石叶剥片、石核台面调整到石核的最终废弃，以了解细石核的加工和剥制细石叶过程中的形变。这种分析已经接近法国学者提出的“操作链”和美国学者提出的“剥片程序”概念，无疑是我国细石叶工业研究的重要进展。此外，陈胜前从理论和生态视角来探讨细石叶的起源，得益于他在宾福德指导下的全新思考。

本书采用了文化生态学和系统论的思维来探讨细石叶技术的适应意义，这是国际上流行的过程考古学核心概念。在细石叶技术的研究中引入文化生态学的概念，主要是探究这种技术的生态背景和功能优势，它有助于解释为何这种技术会在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初有如此广泛的采用和传播，从东亚一直扩散到北美，并被在青藏高原上的狩猎群体所广泛采用。系统论和文化生态学往往是一起采用的，这就是说，人类文化是与环境互动的一种动态系统，其中涉及生态环境的条件、可获的资源类型、人类的群体结构、主要的生计形态和工具技术的装备。这些方面可以被看作是构成了史前人类生存的几项关键的亚系统，它们彼此相联和制约，维持了人类的成功适应，而细石叶技术很可能是史前人类在更新世末和全新世初在北方地区成功繁衍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正如本书所论证的，细石叶技术代表了旧石器时代石器打制技术发展的最高峰，表现为能够高效利用优质石料，从有限的石料上生产出尽可能多的切割刃缘。细石核便于携带，非常适合流动性大的狩猎群体，免受流动过程中因优质石料匮乏而带来的风险和麻烦。细石叶一般用于镶嵌，为各种复合工具提供镶嵌的刃缘，它易于替换，非常经济、方便而用途广泛，能够满足不同功能器物的需求。这种高效的工艺技术和产品，说明了它被广泛采用和传播的原因。

受欧美学者对精致技术发展论述的启发，本书也从时间和狩猎风险压力来解释细石叶技术的适应优势。在高寒地带，植被稀少使得史前人类主要依赖动物维生。为了应对资源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在这种时间和风险压力很大的环境里，人们必须提高工具和武器的效率来避免狩猎失败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这种时间和风险压力是促进武器和技术装备精致化的重要原因，这也很好地解释了细石叶技术为何不见于华南地区。由于南方地区气候环境温湿，食物种类多，植物性食物也很丰富，所以生存压力相较高纬度地区要小，某种食物的短缺可以由其他食物来弥补。而植物性食物也不会移动，采集利用上也没有时间压力，用简单的权宜性工具也能奏效。于是，人们没有必须提高工具和武器效率的压力和要求，所以在整个更新世阶段，华南地区的石器工业都是以简单打制的砾石和石片工具为特点。本书也引入了“能动性”概念来克服环境决定论的缺陷，认为这种技术的采纳、传承和广布也和群体的共同认知有关。

由于时间和条件限制，本书主要采用了华北几个重要细石器工业的材料如柴寺、下川、薛关、虎头梁和柿子滩。除了作者参加过柿子滩的发掘外，其他地点都是利用二手资料或先前发掘标本的观察。作者在观察和分析这些地点的细石核形制和技术特征后，发现细石核的预制和规范性有日趋成熟和规整的趋势，其中以虎头梁细石核的标准化程度最高，这也是细石叶生产专门化程度的体现，说明当时很可能已经有专职工匠的存在。作者还用微痕分析观察细石叶的使用，发现不同地点出土的具有使用痕迹的细石叶比例各有不同。如果不是观察标本的局限和偏颇，这也许说明早期细石叶直接使用的比例较高，而后来细石叶用于镶嵌的比例较高，因此在遗址里留下的可能都是无用的废弃产品。
最后，作者结合生态环境、石工业特点、群体规模、遗址分布和认知水平，探索了更新世末细石叶工业人群的流动性、石料采办和资源开拓，并利用系统论建模来重建细石叶工业的文化适应系统。这种多变量分析的系统论方法，适合解析人类生存系统与其亚系统或生存要素之间的动态关系，为解释华北地区细石叶工艺的多样性与区域性，以及细石叶在更新世末和全新世初东亚和北美的广泛分布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和合理的解释。

自1960年代起，美国过程考古学提出了研究文化过程的口号，这就是要了解文化变迁的动力因素，对文化变迁的过程作出理论的解释。过程考古学强调文化生态学，重视人地关系，并开创了许多新方法来解读器物中的人类行为。由于美国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紧密关系，使得过程考古学对人类文化的适应性特别重视。大量的民族学观察也能够被用来作规律性的总结，为静态物质现象背后的人类行为解读提供有用的借鉴。

本书是利用过程考古学的范例对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华北细石叶工业的一次尝试性分析和解释，除了借鉴了许多过程考古学的概念之外，还利用了一些新的类型分析和微痕观察手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作为初步尝试还是有些不足之处。首先是材料的不完备，由于观察和分析的是二手资料，像柴寺、下川、虎头梁和薛关都是1970年代发掘的遗址，所以这些标本都缺乏详细的相关背景（context）。有些数理分析和对比可能并非文化差异，而是观察标本藏品的差异。无法作为史前人类使用这些工具数量差异的证据。其次，在1970年代，环境考古学尚未在中国展开，动植物和其他环境资料的不足，也无法详细深入当时各遗址的生态环境细节，重建细石叶在这些地点使用时的局部古环境，因此影响到对细石叶技术在人地关系互动中所起的作用。再有，细石叶的微痕研究仍然薄弱。虽然本论文在细石叶功能的微痕分析是国内首创，但是要了解细石叶的确切用途可能需要做相当数量的微痕统计分析，而非仅凭少数标本进行观察就能作出判断的。正如本书所观察到的，在柿子滩遗址里采集的细石叶都没有使用痕迹。有可能使用的细石叶已经制成复合工具而被带走，没有留在加工地点。因此，今后如要进行全面的人类行为适应研究，器物、废片、生态物如孢粉、植硅石和动植物标本都需要全面采集。并注意寻找遗址中人类的居住面，留意文化遗存和生态物在居住面上的分布。虽然这十分不易，但是一旦发现这种现象就非常有价值。这些遗存分布可以了解该地点人类活动的性质、石制品生产的特点、制作工具的过程、当时人类活动的环境和利用的资源，甚至约略估计遗址利用的人群规模和时间长短。

正是因为利用以前的二手资料无法全面获取了解人类行为和适应必要的信息和证据，因此本书所作的阐释还是带有一定的假设作用，而非像过程考古学的实证研究那样，能为科学解释和研究结论提供有质量保证的证据。所以，要解读考古材料，一定在发掘之前就要有问题指导。只有在问题指导下，我们才知道一个遗址的发掘应该从哪里开始、需要寻找哪些证据、留意哪些现象、收集何种材料。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研究希望能为以后的综合研究和考古发掘提供一个案例或范式，努力将旧石器考古学从类型学和工艺技术的研究转向人类行为和适应方式的解读，从而达到透物见人的境界。
  
（《华北细石叶工艺的文化适应研究》陈虹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定价:48元）

中国文物信息网 陈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