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成就至今仍被质疑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已成为现代物理学基石。但是，从1859年至今，在进化论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即便连生物学家都对这一理论置若罔闻，或对其持全盘或部分反对态度。

　　排斥自然选择

　　生物学家几乎用了一个世纪才真正了解达尔文思想的精髓。虽然生物学家很快接受了进化论这一思想，但数十年来他们一直排斥自然选择。自然选择是达尔文提出支持进化过程的机制。在20世纪中期以前，生物学家多对性选择(sexual selection)持漠视的态度。性选择是自然选择的一个特殊方面，达尔文用以解释雄性为何会像孔雀开屏一样修饰自己的原因。

　　时至今日，生物学家仍对群体选择存在争论，所谓群体选择，是指自然选择可以在群体和个人层面进行的概念。达尔文提出了群体选择或类似的概念。学者们在达尔文这一理论的目的性上存在分歧。达尔文的思想怎么会走到了他那个时代的前面，即具有超前性？生物学家为何在理解达尔文提供的诸多核心问题的正确答案上是如此的迟缓？

　　历史学家指出了达尔文科学方法的几个鲜明特征，除了天赋的因素之外，这些特征有助于解释他深远、超前的见解。至于生物学家为何迟迟不愿接受达尔文的思想，历史学家同样提出了几个非科学依据。达尔文的一大优势是，他确实不必为申请经费伤脑筋，或每年必须发表15篇文章。在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前，达尔文花费20多年心血用心研究进化论的每一个细节，而《物种起源》的续篇《人类起源》也是达尔文呕心沥血12载结出的果实。这部著作探讨了进化论如何应用于人类。

　　雄性炫耀好似孔雀开屏

　　达尔文给自己的科学探索注入了知识分子的美德。达尔文并没有对别人对自己理论的异议置之不理，而是执著地对这些看法进行深入思考，直至找到解决办法。自然选择之所以难以对雄性像孔雀开屏一样的炫耀喜好作出解释，是因为这种行为似乎更像是心理障碍，而非生存的辅助手段。达尔文写道：“无论我什么时候看到孔雀尾巴上的羽毛，都会令我感到恶心。”

　　但是，正是出于对这个问题的考虑，达尔文提出了性选择的概念，即雌性一般选择装饰最华丽的雄性，因此，举止优雅的孔雀的后代也最多。即便是在遭遇重重阻碍，外界批评自然选择没有目标或方向时，达尔文仍表现出知识分子特有的坚持和韧劲。与达尔文同时代的著名生物学家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Wallace)对自然选择做出了独立思考，但后来他丧失对这一概念的信心，转而通过唯心论解释人类思维。

　　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学家威廉姆·普罗文(William Provine)说：“达尔文有勇气面对外界对他研究成功的质疑，但可怜的华莱士无法承受这一切。”达尔文对进化的思考不仅深邃，且涉及面非常广泛。他对化石、畜牧业、地质分布、解剖学和植物都十分感兴趣。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罗伯特·理查兹说：“这种广泛而全面的视角可以让他明白别人可能无法理解的事情。他对自己的核心思想——物种变化和自然选择——是如此的自信，以致于不得不去选择令其一起奏效的方法。”

　　今天看来，达尔文主要思想理论相当正确。然而，达尔文不是上帝，他确实无法做到尽善尽美。达尔文不清楚板块构造论，达尔文有关物种分布的评论对后人没有什么帮助。由于对基因和DNA完全不了解，他有关遗传的理论同样不切正题。不过，达尔文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的核心概念全都正确。他还提出了群体选择理论，这一理论长期以来遭到排斥，可如今却得到了像爱德华·威尔逊和戴维·斯隆·威尔逊这样杰出生物学家的支持。

　　道德是进化的产物

　　达尔文理论的核心依据不仅正确无误，而且在其他几个仍旧悬而未决的问题上，他的观点同样可能占得上风。达尔文有关新物种形成的概念长期以来处于恩斯特·麦尔(Ernst Mayr)理论的阴影之下，后者认为如群山峻岭一般难以克服的生殖障碍迫使物种分裂。理查兹博士说，现在，许多生物学家都重新站到了达尔文一边，他的理论认为物种形成往往通过开阔地带的竞争而发生。

　　达尔文认为，人类和其他物种之间存在连续性，进而认为人类道德同群居动物中存在的同情心相关。这种长期遭到藐视的概念直到最近才在像灵长目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这样的研究人员的努力下得以复苏。德瓦尔博士说：“达尔文从来不觉得道德是人类的发明，而是进化的产物，随着我们对动物行为了解越多，这一观点现在变得日益流行。实际上，我们现在重新回到了达尔文的最早立场上。”

　　值得注意的是，时至今日，一个在1882年去世的人仍在影响着生物学家们的讨论。也许，同样奇怪的是，竟然有这么多生物学家在数十年里仍未能接受达尔文用清晰、悦目的英语表达的思想。这种排斥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大量科学思想(包括孟德尔遗传学和群体遗传学这两个新领域)必须在把其他更诱人的选择机制排除出去以前提出来。不过，一系列非科学因素也在影响生物学家的判断。在19世纪，生物学家接受进化论部分原因在于这种理论代表着进步。

　　成就远未得到承认

　　贝尔发斯特女王大学历史学家彼得·鲍勒(Peter J. Bowler)说：“进化论的整体观点符合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尤其是你在将它看作是一种进步的、有明确目标的理论时。”然而，同自然选择一样没有任何目的性的理论竟然可能成为改变进化的力量，这一点显然让许多人更加难以接受。《物种起源》及其核心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忽视，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重新流行起来。

　　那时，罗纳德·费舍尔(R. A. Fisher)等群体遗传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孟德尔遗传学与自然选择思想的某些方面相一致。伦敦经济学院哲学家海伦娜·克罗宁(Helena Cronin)说：“如果你分析一下《物种起源》发表后的150年，你会发现，它有一半时间处于无人问津的角落，另一半时间处于人们关注的舞台中央，即便在舞台中央，它也常常受到漠视。达尔文遭到了全面的排斥。”

　　除了生物学，达尔文在其它科学领域的成就远没有得到完全承认。克罗宁博士说：“人们认为自然选择适用于人体，但不适用于大脑和行为。但为一个物种破例便是否认达尔文有关了解所有生物的信条。这其中几乎涵盖了整个社会研究——这是一个仍在排斥达尔文学说的颇具影响力的机构。”

　　达尔文遭排斥理论依据

　　渴望看到进化的目的以及有关这一点是否真正适用于人类的质疑，是导致科学家排斥达尔文理论精髓的两个非科学依据。在群体选择方面，第三个依据或许是人们将自己看作是个人而非群体组织的倾向。宾汉姆顿大学生物学家戴维·斯隆·威尔逊说：“我越来越倾向于将个人主义看作是我们自身的文化歧视，这或多或少解释了群体选择遇到如此强大阻力的原因，同样也是群体选择至今如此具有争议的原因。”

　　认识到达尔文理论长期遭遇冷遇的历史学家显然比生物学家更清楚他的杰出贡献。许多生物学家现在认为，达尔文理论总可以为生物学提供一个充分的解释构架。据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理查兹博士回忆，一位生物学家“因其所教的课，碰巧第一次看到了《物种起源》——大多数生物学家从来不看《物种起源》。一天，我们在街上相遇，他对我说，‘鲍勃，你知道吗，达尔文确实对生物学颇有研究。’”

　　这位生物学家说对了，达尔文对生物学了解颇深：超过同时代的所有生物学家，超过后世的许多生物学家。通过长期思考和研究，达尔文可以在接触不到后续科学知识的情况下，凭直觉搞清楚进化的机制，而这些科学知识则是其他人在认识自然选择过程中所必须的。达尔文具有保留有着强烈情感共鸣的依据的客观事实，就如同他坚信进化应该具有目的性一样。因此，他深入研究了进化机制的奇怪特征，直到一个世纪后人们对他的伟大著作进行了综合梳理，这一观点才真正被超越。

 (新浪科技 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