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志是中国人类学的拓荒者
（神秘的地球www.uux.cn）作为与传统经史学相比“在野”的学问，中国人类学、民俗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风起云涌，傅斯年、顾颉刚等大师级人物都投身其中，其背后有一条深刻的隐线：五四以后，胡适的白话文运动发展，急需为白话文学史“正名”，民俗文化、民间文学被一代学者重新认识和推崇，藉此呼唤新文学作家的平民意识与民间情怀……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志青年杨成志登上历史舞台，以勤奋和过人胆识成就中国人类学一派先师的地位。
前辈学者的开疆拓土，后生晚辈才能屯垦深耕。杨成志在国内学习成才，后凭借游学海外的经验，在20世纪早期将西方兴起的人类学、民族学身体力行引入中国，以中山大学为据点，远见卓识地开拓出中国人类学的南方阵营，影响泽及当世。致使相当一段时间，中山大学人类学在全国享有排名第一的美誉。
由于解放后一度淡出学术界，杨成志在今天许多人类学、民族学家眼中是遥远但不可忘却的名字。他的学术影响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深流于几代中国人类学者身上，刺激着人类学百年在中国的发展。南方日报记者特别专访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前系主任、著名教授黄淑娉，以及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导王建民，请他们解读杨成志的深远影响。
杨成志是中国人类学的拓荒者
南方日报：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人掀起把人类学引入中国，并应用于中国社会研究的第一轮高潮，杨成志在当年声名鹊起，如何评价他对人类学的贡献？
黄淑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两位先生堪称中国人类学的拓荒者。当时在中国齐名的“南杨北吴”，分别指杨成志和吴文藻先生，他们两位都在20年代去欧美留学。吴先生1929年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杨先生1932年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1934年，杨成志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第一届国际人类学学术会议，说明他在当时中国人类学界的地位。我认为，他们二位都是中国人类学的先驱、创立者。
蔡元培在留学德国的时候，也学过民族学，他在1926年发表《说民族学》。人们曾经认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开始在1926年。但实际上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大学堂章程中就有人种和人类学的课程，20世纪开始，西方人类学就传入中国了。20世纪头20年主要是一些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情况的描述，算不上什么研究。1928年，杨成志翻译发表《民俗学问题格》，讲民俗学要调查研究哪些问题，对于当时的田野调查研究有相当高的价值。
王建民：在人类学、民族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出现之前，中国学者已作了许多重要的贡献。京师大学堂的人类学课程当时叫做“人种学”，实际就是从英文的ethnology翻译过来的，现在翻译成“民族学”，当时可能因为更关心“种”的问题，关心世界各地种族的分类，因此用了这样一个名字。不过，当时用的教本却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林纾和魏易合作翻译的《民种学》。译者序言说：西人“考其饮食、服御、营构之所从来与夫部落种族之所以自始，有书焉，曰《民种学》。”译者认为，西方所述各种制度与中国古代是相合的，而该书“深有裨于中国之学者矣”。除了解国外风情之外，译者希望“读是书者知西人殖民之心不能一日置乎震旦，吾须严鉴其鞭笞他种恣为忭笑之故用，自惕厉则，蒙译是书之意为不负矣。”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有严复、章太炎等一批杰出的中国启蒙先贤翻译介绍了一些西方和日本的人类学、民族学著作，也带动了中国知识界对于进化论等西方学术思想的汲取和吸收，推动了中国近代的思想变革。这在学科发展的背景中是很重要的。此后，在国内一些主要的大学开设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相关课程，杨成志先生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得到了相关方面的基本学术训练，成长为人类学家的。
南方日报：为什么说杨成志是中国人类学的先驱者之一？
黄淑娉：杨成志早年留下的最有影响的是《云南民族调查报告》。杨成志调查的川滇边缘的彝族地区，外国人称为“独立罗罗”，以往人类学者无法进入。杨成志在彝族地区学习、研究彝语和“罗罗文”，读了450本经书，为日后的研究搜集了大量资料。他赴法留学，以《罗罗文字与经典》获得博士学位。他还对苗、瑶、傣等族进行了调查，两年中写成了《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一百三十部)、《罗罗太上清净消灾经》等廿余种著述。
当时，杨成志在给云南当地教育局局长的一封信里写了自己“为什么要调查民族”：一、谋文化的贡献。他认为中国各民族有各民族的原有文化，“窃考中国的经、史、子、集，无一不是汉族的私有表现”，所以要把苗夷的各种文化在书籍上还他们原有的地位；二、促进民族主义的实现，“对外求中国在国际上平等，对内求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三、融洽民族观念，打破“汉夷”的观念，同跻于平等地位；四、维护边陲；五、汉土人口的观测；六、争回中国人的体面。杨成志说全滇100多个县，有外国教堂的县占90多个，外国传教士往往一个人能把当地情景调查得非常清楚，而笔之于书，但本国地方官却相形见绌。
可以说，杨成志所提到的几点，对于早期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形成和奠基都起到了很大作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人类学在中国刚刚起步的阶段，杨成志在彝族地区做了1年8个月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这样长时间的调查在中国是开创先河的，并且他本人也是研究彝族的第一人。所以说，他是中国人类学的先驱者之一。杨成志调查彝区表现了不屈不挠的精神。当地官员劝阻前往探险，他表示“虽牺牲性命也值得”。在岭南的讲演中说“对于我国领土以内的人类学调查，应由中国人负担起来才是道理”。
王建民：因为当时中国学界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由于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的基本学术特质，开展田野调查可以说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作为一个独立学科产生的标志。杨成志先生当时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却完成了这样一项伟大的事业，为学科的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方日报：为什么杨成志这次调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黄淑娉：与西方的人类学家相比，杨成志的这次西南民族调查仍然非常重要，值得称道。20世纪20年代，西方有两位著名人类学家。一位是博厄斯(FranzBoas)，美国老一辈人类学家，美国历史学派的创始人。他参加了北太平洋探险，研究美洲西北部文化与亚洲北部文化的关系，调查过许多印第安部落，杨成志翻译出版了他的《人类学和现代生活》。另外一位是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owski)，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做过南太平洋的特罗布里恩群岛(Trobriands)调查，他在当地前后有两年之久。和他们相媲美，杨成志在非常闭塞艰苦的云南大凉山生活了1年零8个月，调查研究了“独立罗罗”的名称和来源，历史沿革，地理概况，经济从业，生活方式，奴隶制，部落制度，家庭婚姻，丧葬制度，咒术，故事传说，音乐歌谣，民间文艺，语言文字等。杨先生第一次描述了凉山彝族社会的原有文化，揭示了凉山彝族社会的奴隶制。
与欧美人类学界相比，杨成志在上世纪20年代所作的长时间人类学田野调查也是开创性的，我们后辈永远铭记他的筚路蓝缕之功。在杨成志之后，中国人类学家凌纯声曾经在苗族和赫哲族地区调查研究较长时间，林耀华也曾经在彝族地区调查较长时间，但都没有杨成志当年所调查的时间长。
杨成志的田野调查经验非常丰富。除了最早调查彝族外，杨成志的田野调查对广东的水上居民(疍民)及畲族的认定，都很有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从50年代初开始，为解决我国有多少个民族的问题，进行民族识别调查。对于水上人(疍民)算不算少数民族，对于畲族是否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认定，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杨先生等人的努力，1956年，国务院正式将畲族确定为单一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