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
《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
上世纪末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并出版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阶段成果报告》，为我国公元前841年之前的历史建立起三代年代框架，其中对夏代始年、夏商分界年代、武丁在位年代和武王克商年代的估定具有重要创新意义。这不但为进一步使夏商西周的年代精确化开创了良好的条件，还为继续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及其发展，揭示五千年文明史起承转合的清晰脉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2002年至今，国家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用时更长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是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已取得的成果为起点，探索中华古代文明起源，由已知推未知，再上溯一千年，把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明明白白地展现在世界面前。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篇，在2002~2003年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设置了九大课题，包括“文字与刻符研究”，这是属于中华古代文明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精神文明范畴的研究课题。《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一书的出版，则是该课题标志性的研究成果。
目前在陶器、骨器、木器、石器上发现的诸多刻画符号，是研究文字起源、绘画、艺术史、符号学的珍贵资料，其中很多刻画符号都出自河南。河南地处中原腹地，号称“天地之中”，地理位置极为优越，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南来北往，东传西播，与周边地区关系密切，又具有较大的开放性，能够吸收四面八方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积极因素，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化面貌。而那些异彩纷呈的刻画符号，也成为其中的一个亮点。多年来，包括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在内的一些学者，从语言、文字和艺术的角度对刻画符号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至今还未见到以某一地域出土器物刻画符号为研究对象，运用考古学、历史学、文字学、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研究刻画符号形体的视角进行研讨的论著。《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一书的出版，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该书的特点之一是定名方面的创新。作者认为，中国早期器物符号的名称应该用“刻画符号”，而不应该用“刻划符号”。因为早期器物符号中一类是破坏器表的刻划，一类是不破坏器表的绘画。“刻”可代表“刻划”，“画”可代表“绘画”，把“划”改为“画”，其含义更丰富，刻画是包含刻划和绘画的，所以使用“刻画符号”要比“刻划符号”更全面更准确一些。
特点之二是分类的创新。作者提出了按照不同标准多重分类的原则。众所周知，此前学术界大体上把早期刻画符号分为象形符号与几何符号两大类，但还没有专门就刻画符号的分类和定名进行深入探讨。本书在综合考虑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从刻画符号本身的符号学角度出发，提出中国早期器物刻画符号可分为单线条架构和线条造型两大类。
特点之三是资料翔实。该书全面搜集了河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考古所见的器物刻画符号，以大量的拓本、照片、图片集中再现了各类器物刻画符号，按照时间早晚为序，距今8000~3000余年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和殷商文化各个时期河南所见刻画符号逐一进行详细介绍和较为深入的研究。每章后面还有很多注释，为读者查阅和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便。
此外，河南是目前中国最早的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出土地。甲骨文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在甲骨文之前，中国文字肯定还有更早更为漫长的源头，河南及附近中原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器物刻画符号，是探讨中国文字起源的重要途径。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还有不少争议。对新石器时代陶器刻画符号与中国文字起源的关系，一些学者持否定意见，认为那些刻画符号绝非文字，理由是目前还找不到可靠的依据能证明它们可以记录语言。一些学者从符号形态出发，认为新石器时代的刻画符号至少有一部分可能已经成为中国文字中早于甲骨文的文字。《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一书的作者经过实物论证，认为新石器时代刻画符号有可能是中国文字的形体源头，这一见解无疑是有说服力的。
总之，《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一书，是近年来早期器物刻画符号研究领域中一项新成果，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中国早期器物刻画符号研究的一个范本。
（《河南早期刻画符号研究》，袁广阔、马保春、宋国定编著，科学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定价： 128元 ）
中国文物信息网 杨育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