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陶鬲谱系研究透视考古学文化谱系

（神秘的地球报道）据中国社会科学网（耿雪）：陶鬲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炊器，在中国古文化中存续的时间长久，分布的地域辽阔，变化的特征鲜明，被誉为中国古文化代表性的化石。我国考古学界对于陶鬲的关注、研究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近日，故宫博物院编、杨晶主编的《中国陶鬲谱系研究》一书由故宫出版社出版。该书共计100余万字，是当代中国陶鬲研究学术成果的一次大集结。

据了解，这部文集从考古学文化的视角，揭示了陶鬲上下三千年、纵横数千里的演变轨迹，对于追溯中华古文明的起源、发展以及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该文集分为上下两篇，并有附录。上篇的八篇文章，是中国考古学界泰斗——张忠培先生及其主导的著作；下篇的十五篇文章为张忠培学生们的著作；附录中收录历年来发表的陶鬲研究文献目录和陶鬲资料目录。将为以陶鬲为代表的中华古文化研究搭建起一种新颖的、稳固的平台。

陶鬲是我国古代先民日常生活使用的一种炊器，是典型的“民生”器物，看似普通，却充满了智慧。它的学名叫高领袋足鬲，袋足就是空足的意思，水可以直接注入到三条空足里，用来烧水做饭。为了让鬲的容积尽可能大，空足制作得特别圆鼓。空足下面还有一段圆锥形实足跟，可以避免空足底部被磨损漏水，同时还能抬高陶鬲的高度，让下面的火燃烧得更旺。在它之前的鬲还有更早的形态，在它之后的鬲还有更多变化。

据故宫工作人员介绍，在陶鬲出现之前，人们普遍使用的炊器是陶罐、三个实腿的陶鼎和分体的釜灶，陶鬲的出现更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因此，很快就与鼎罐类炊器形成了平分天下的局面。在古代中国的炊器发展史上，陶鬲的兴起具有里程碑意义。陶鬲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及其边缘地带，传布到了长城沿线的“三北”地区（华北、东北、西北），在东南沿海及华中的部分地区也发现了它的踪迹。陶鬲最早出现在距今4500年左右的金石并用时代后期，经历了夏商周时代，直到距今2500年左右的战国时期基本消失，前后存世大约两千余年。只有从陶鬲谱系的角度研究陶鬲从发生、发展到衰落，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才能揭示出它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奥秘。

根据张忠培先生的研究，金石并用时代后期先后出现了单把鬲（陕西渭河流域）和双鋬鬲（山西汾河流域）两大系统，夏商周时代又演化出了多个支系和谱系。夏代的陶鬲虽然不是中原地区最发达的二里头文化的主要炊器（二里头文化以陶罐和陶鼎为主要炊器），却在二里头文化的北部地区繁育发展，成为后来相继崛起的商文化和周文化最强势的文化因素，并伴随商文化的扩张和西周的分封制，传布到了更广大的地区，与当地文化融合发展。因此，陶鬲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考古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对陶鬲谱系进行的研究，就是一项提纲挈领的重要研究工作。

陶鬲的谱系研究就是为陶鬲建立“族谱”和“家谱”。如陶鬲最早出现在哪个地区的哪些考古学文化，它是如何创造发明出来的，在制法上有什么特点，在实用性上有哪些优势？陶鬲的主要鬲种是怎样发展的，总得演变规律是什么，它的分支余脉又传播到了哪些地区的哪些考古学文化，主脉与分支之间的关系如何等等。

陶鬲的谱系研究并不是单纯的古器物学研究。张忠培先生曾指出，含陶鬲的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考古学文化，每种考古学文化都有“一体多元”的谱系特点。陶鬲的谱系研究是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搞清楚了这些考古学文化的陶鬲的源流与相关考古学文化的陶鬲的关系，只是为探索这些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研究跨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些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不仅体现于陶鬲，还呈现于与陶鬲共生的器物。因此，只有搞清楚了体现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的诸类器物的谱系关系，才能明白这些文化的文化谱系结构与文化谱系关系。可见，无论是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还是陶鬲的谱系研究，都是一个复杂的研究和认知过程。

以陶鬲为主要炊器的考古学文化众多，这些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地域又十分广阔，故以陶鬲谱系研究作为切入口去摸清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就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并成为了中国考古学文化的文化研究的重要内涵，成为了考古学中的一门显学。我国老一辈的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是用分类和分期方法研究周秦陶鬲的第一人，陶鬲的谱系研究正是沿着他所开辟的道路提出的新命题。这既是把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理论具体应用到陶鬲研究上的重大课题，也是将其扩展为考古学文化的文化研究的重大课题。

中国紫禁城学会会长、故宫研究院院长郑欣淼回顾了近年来故宫博物院的科研工作成果，他认为《中国陶鬲谱系研究》的出版，对于故宫博物院开展科研工作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将对今后故宫研究院的科研模式、研究方法等以及故宫学院的培养模式等具有重要影响。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故宫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李季阐释了《中国陶鬲谱系研究》作为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著作甲种第一号出版物的学术意义。他指出该书的出版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示范案例和典型样本，从最细微的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对比、分析和研究出发，最终去思考中国文明起源到形成的恢弘课题，是用实践具体回答了学与术、知与行、微与著、实与虚的治学哲理。除了提出新的论断，还伴随着对过去看法的修正，并提出了种种有待今后解答的困惑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