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维德与他收藏的中国文物
学者大维德与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
1、学者收藏家大维德
如前所述，大维德自购得盐业银行那批清宫旧藏后，开始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瓷器，特别是官窑瓷器。他对自己收藏的每件器物包括其流传过程都做了相关考证，并且将器物上所有的款识都翻译成英文。《大维德所藏中国陶瓷图录》中每件器物详细的说明文字都是由他自己提供。1929年他在《东方艺术》杂志(《Eastern Art》)上发表了《论秘色窑》(《Some Notes on Pi-se Yao》)，1933年、1936年又分别在《东方陶瓷学会会刊》(《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上发表了《项元汴历代名瓷图谱》(《Xsiang and His Album》)和《论汝窑》(《A Commentary on Ru Ware》)等文章。
大维德不仅是海外收藏汝窑瓷器最多的藏家，也是西方最早涉足于汝窑研究的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他也开始了古籍善本书的收藏，并陆续购得1591年版明高濂《遵生八笺》、1637年版《天工开物》、1744年版《陶说》、1606年版《程氏墨苑》等一批古籍珍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他被日本兵拘押在上海期间，幸运地发现了苏州潘氏家族收藏的明曹昭1388年版的《格古要论》3卷本。在此之前，世面上只有王佐1459年版的《新增格古要论》13卷本，当时很多学者如西方两个最著名的汉学家巴黎的伯希和(Paul Pelliot)和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的哈梅尔(Arthur Hummel)都认为1388年3卷本版可能已不复存在。大维德研读了很多有关中国文物鉴赏和中国陶瓷方面的古代经典书籍，如《格古要论》、《长物志》、《匋雅》、《陶说》、《天工开物》、《遵生八笺》等。他在《论汝窑》一文中运用了大量的古籍史料，甚至包括1124年北宋人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有关汝窑与高丽青瓷的叙述。这些古典著作对他的影响是显著的，在《大维德所藏中国陶瓷图录》的前言里，以“江村居士”自居的大维德写到：“明高濂《遵生八笺》论官、哥窑器，其结语出云‘后此不知凋谢如何，故余每得一睹，心目爽朗，神魂为之飞动……更伤后人闻有是名而不得见是物也……’慨夫余于高氏此论辄有同慨，爰节取其言以弁吾书之首……”。事实上乾隆皇帝的欣赏品味也是与这些中国文人的传统鉴赏观一脉相承的。在这些古籍中，他研究最深、最为激赏的要算明代的《格古要论》。为了系统地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人收藏家传统的审美和鉴赏标准，他倾注后半生将曹昭的《格古要论》3卷版和王佐《新增格古要论》13卷版全部翻译成英文，取名为《中国鉴定学：格古要论》(《Chinese Connoisseurship:The Ko Ku Yao Lun》)。这是国外翻译的第一部中国文物鉴定方面的书籍，成为海外中国文物收藏家和学者广泛应用的工具书，也因此奠定了大维德在海外中国陶瓷特别是官窑瓷器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
随着大维德对中国文物研究的深入，他开始以一个学者的眼光来完善他的收藏，重心也开始转向收集各种带款识的资料性的瓷器以及西方收藏界比较欠缺的一些品种。这使得藏品的学术性成为他收藏中第二个明显的个人风格。
在大维德收藏中，带款识的藏品非常丰富，它们在藏品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世界任何其它地方的收藏。这些款识或言明器物的用途，如元“泰定四年”龙泉窑供奉瓶、明白瓷“金籙大醮壇用”款茶盏；或道出制作者的姓名，如磁州窑“至和三年张家造”瓷枕、金农绘五彩“惜春图”盘；或记录制作的年代，如“元祐年造” 龙泉窑盘、 “洪武五年”青瓷砚、“崇祯乙卯十二年”五彩瓶；或说明陶瓷曾经的归属者，如明“内府供用”蓝釉尊、明“纯忠堂用”青花八仙纹盘、明“赵府造用”五彩龙纹盘等。其中很多款识都是研究中国陶瓷史不可忽略的重要史料。
如上文提到的大维德瓶。这对云龙纹象耳青花瓶自上到下装饰了缠枝菊、蕉叶、飞凤、缠枝莲、海水云龙、波涛、缠枝牡丹、杂宝变形莲瓣八层纹饰，瓶颈部有“……奉圣弟子张文进喜捨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等铭文。这对瓶最初由英国收藏家蒙史昭活·鄂芬史东(Mountstuart Elphinston)收藏，1927年大维德从他那里购买了一只，另一只由英国收藏家罗素(Charles Russell)购得。1935年大维德又从索斯比拍卖行罗素收藏拍卖中购得另一只。这对青花瓶出现在伦敦，首先引起了霍蒲孙的注意， 1929年1月他在伦敦《旧家具》杂志第六卷上发表的《明代以前的青花瓷》(《Blue and White Before Ming》)一文中专门提到这对带有纪年款的青花瓶，但是霍蒲孙的发现并没有引起当时学术界很大的反响。1952年美国佛利尔艺术馆 (Freer Gallery of Art) 的学者波普博士(Dr. J. A. Pope)发表了《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耳托布卡普宫所藏一组中国瓷器》( Fourteenth Century Blue-and-White: A Group of Chinese Porcelain in the Topukapu Sarayi Muzesi, Istanbul )，在这本书中，他以大维德收藏的这对青花瓶为标准器，对照土耳其托布卡普宫收藏的几十件与之风格相近的中国瓷器，将所有具有这对青花瓶风格的青花瓷定为14 世纪青花瓷器。从此元青花受到全世界研究中国古陶瓷学者的重视和承认，被波普称为“构成本书理论基石”的这对大维德瓶，成为陶瓷界公认的“至正型”元青花断代标准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