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争斗和掠夺资源阻碍了古生物学家的野外工作

(丹尼斯诺米尔执笔，埃里克 斯托克斯塔德和熊蕾协助报道。原文登载于2001年1月12日Science。译文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提供。)

黑市买卖和对化石产地及标本管理权限的两败俱伤的争吵，浪费了大量的机会。

云南帽天山--中国拥有引人入胜的化石、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以及正在增加的资金，她本可以成为21世纪研究古生物的理想国。但科学家面临着三方面的问题：对进入化石产地的权利和对化石控制的争夺，科研团体间的缺乏合作，以及对化石的广泛掠夺。中科院古脊椎所的张弥曼院士说：“这不仅是中国的损失，而且是世界的损失。”

一栋显眼的二层楼建筑位于通往一个世界级的化石点的路边，它无言地述说了当官员意见不一时会发生什么。澄江野外工作站有极好的住宿条件、办公环境以及一个大展厅。本来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想把它当作2000公里外的家。但直到最近它已空了将近两年，成为化石地点管理方面意见分歧的牺牲品。

地方政府不准在澄江最著名和多产的两个化石地点--帽天山和海口──进行进一步发掘。他们希望把此地开发成旅游景点，并且担心，用一个科学家的话说，进一步的发掘将使“旅游者没东西可看”。然而，对南古所的科学家而言，关闭化石产地意味着让珍贵的化石标本长眠地下。南古所的孙卫国说，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允许根据“保护化石产地的一项长期规划”进行发掘。同时，该建筑现已开放，在澄江其他地点的发掘将很快恢复。

虽然省级机关有权决定谁能挖掘，但是化石的归属依然不明确。中国《文物保护法》中的一句话显然将脊椎动物化石管理权交给了国家文物局，但是1998年政府的重组明显将控制权交给国土资源部。管理权限的混淆会迟缓研究的进度。去年秋天，由于地方国土资源部门的阻挠，古脊椎所在辽西一个化石非常丰富的地点失去了两个月的工作时间，并被要求将以前在其他地点采集的化石上交。虽然在谈判后发掘继续进行，但是化石最后的归属还有待明确。正在起草的国家法规将有助于解决哪个机构将管理化石及化石产地。

团体之间的对立

在其他国家，对一个地点的考察通常由一个研究机构牵头，由其负责协调与其他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作为回报，牵头的研究机构让所有有资格的研究者有机会研究采集到的标本。但在中国，缺乏这类合作，并且有些研究人员不尊重彼此的领地。云南大学的侯先光在谈到澄江问题时说：“我们只是因为雇用了同一批农民发掘才知道其他队伍做了什么。”

彼此缺乏交流导致令人尴尬的重复。1999年古脊椎所的高克勤和其他人命名了一个新发现的水生爬行动物--潜龙（Hyphalosaurus）。与此同时，北京自然博物馆的李建军等将该标本的另外一半命名为中国水生蜥（Sinohydrosaurus），完全没有察觉他们在研究同一标本的另一半。侯说：“因为在那里工作的研究队伍久，彼此又不合作，这类混乱很容易发生。”

“不合作”并不足以描述中科院古脊椎所和原中国地质博物馆馆长季强之间的摩擦。当季强离开他原来的研究领域──古生代海洋生物的研究，而一头扎进古脊椎所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鸟类起源研究时，二者间的关系恶化了。季说对标本和科学承认的竞争“对研究非常好，因为在1996年前关于鸟类起源只有一种声音──即古脊椎所的声音”。

去年初，两个单位间的关系──包括化石的共享问题，紧张到了极点。在香港某报纸的一篇文章中，季批评古脊椎所的研究人员参与研究现今已声名狼藉的古盗鸟（Archaeoraptor）化石。该化石曾经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引起轰动，但后来被证明是伪造的(本刊2000年12月22日, 2224页)。季特别指出，古脊椎所研究人员在已经知道该化石是从中国走私出去的情况下，依然参与研究，这对中国的古生物学家来说，是罪上加罪。

古脊椎所的徐星在中国报刊上回应说，事实并非如此。他说，他是在确定化石将被归还中国之后才参与对古盗鸟的研究的。这一解释也被《国家地理》关于该刊在此事中是如何被欺骗的报道所证实。在这家报纸上的同一篇文章中，徐指出，季本人与他人共同署名研究的、现在德国和奥地利博物馆的原始鸟类──孔子鸟（Confuciusornis）标本也被指控是从中国盗走的。

近期的发展也许有利于事态的平息。这个月，季将离开中国地质博物馆的馆长职位，回到同属于国土资源部的地质科学院。季说，他作为该院下辖的地层和古生物研究所[译者注：应为地科院地质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的新职位，将使他有机会“振兴该所的古生物学研究”。研究人员们则希望随着季的离职，博物馆与古脊椎所间的关系能有所好转。

非法的果实

比专业的化石管理权限之争更严峻的问题，是很多化石被非法地卖给了化石收集者。对在化石走私和乱采乱掘中丢失了什么，科学家们永远无法彻底了解，但还是有线索可查。九十年代初，中国出土了大量恐龙蛋化石，许多甚至保存有完整的胚胎。它们被发掘出来后迅速成为全世界化石和古玩市场的抢手货。古脊椎所的周忠和说：“如今所有最好的有胚胎的恐龙蛋化石都在国外。”

然而，对于尚处于贫困之中的中国农民来说，化石标本的巨大价值是摆脱贫困的好方法，因此他们的乱采乱掘将仍然继续。当地政府受到很大的压力要保护这些分散的化石点，而官员和警察都可能被贿赂。即使是死刑的惩罚（目前仅施加给过毁坏文物犯）也不足以阻止非法交易。

所有这些使科学家面临艰难的选择。季说尽管用政府的钱去购买化石是非法的，但中国地质博物馆采用了一种间接支付的方式。他说：“我们要求农民把化石捐献给博物馆，我们相应给予一定的奖励。”例如1996年第一件中华龙鸟化石标本就奖励了农民6千元。

朱敏所长承认古脊椎所迫不得已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但这仅仅在万般无奈下不得已而为之。他指出，如果袖手坐视，就意味着“珍贵的有科研价值的标本将到不了真正的科学家手中”。同时，古脊椎所的张弥曼说，从农民手中来的化石“已经丢失了许多科学信息，比如地点、层位以及与其他化石的关系”。乱掘者很少保存化石碎片，因为它们对化石收藏者来说没有价值，但对于科学家来说可能非常重要。事实上，将毫不相干的化石碎片拼凑粘接在一起已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以至于最近发表的一部关于孔子鸟的专著专门包括了一个如何识别假化石的章节。

一些化石地点对保护问题已十分重视，比如云南在澄江一些重要的化石点已经派出专职的看守人员。1997年，当地的书记亲自监督用砾石将化石发掘现场填平，以便在非开采期间加以保护。在贵州省，地方政府采取在高速公路巡逻巡查的方法来保护化石。

但是，新增的保护措施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农民只是比原来挖得少了，但并没有停止，”古脊椎所的李锦玲翻着被乱采乱掘的化石点照片说，“我为此对中国的科学感到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