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拥有许多张王牌，外国学者寻求接近“化石金矿”的机会

(熊蕾执笔，丹尼斯诺米尔和埃里克 斯托克斯塔德协助报道。原文登载于2001年1月12日Science。译文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提供。)

南京--二十年前，金玉玕(王字旁加干)是被允许与西方学者合作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古生物学家中的一个。这可不容易。作为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南古所）的一名资深地层学家，金在每次出国访问前都要花费多至六个月的时间走报批手续，甚至每封信都要经过批准才能发出。但这些努力是值得的，金说，因为中国的科学家很渴望获得外界的信息，并帮助发表英文文章，而且希望通过这些合作获得学术界的承认。

如今，交流已经容易多了，而且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来寻求与金合作。金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分析他的关于晚二叠纪集群绝灭的数据，甚至减少了他的出国旅行。这些数据是他的合作伙伴们所热切期待的。南古所副所长杨群补充说，政府支持的增加使金和其他人在“寻找合作者方面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选择余地”。

这种新的变化，与19世纪二、三十年代已大为不同，那时外国的考察队在中国境内考察并把最好的标本运回本国。战争和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这种单方向的交流。直到四十多年后，中国开始向西方开放，才出现了另一次国外科学家的涌入热潮。称作中加恐龙计划的一系列科学考察活动始于一九八六年，它帮助打开了合作之门。在加拿大Ex Terra基金会每年十万美金的资助下，科学家们发掘出六十多吨化石，并鉴定出许多新的物种。当时任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脊椎所）所长的张弥曼说：“我当时有把握能和加拿大学者进行平等的合作。”古脊椎所的董枝明和赵喜进与位于Drumheller的皇家 Tyrrell 古生物学博物馆的Philip Currie，以及当时在渥太华自然博物馆的Dale Russell共同发起了这些考察活动。

随着中国的科学基础设施的拓展，根据相互兴趣组成较小的课题组成为更受青睐的模式。卡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 Chris Beard 说：“私交在中国非常重要。”无论项目大小，外国合作者都必须通过一个中国东道主，才能获得从事科学活动的许可。中国合作者经费的增加是另一可喜的变化。与古脊椎所合作研究早期哺乳动物的北亚利桑那大学的 Will Downs 说，“几个月前的一次考察，我们仅仅付了飞机费，其他费用都是他们支付的。”

西方要求合作的很多，以至于能够与其合作的中国杰出古生物学者数量远远不足。 Downs 说，古脊椎所的研究人员“每个人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学者都有资格参加这样的合作。古脊椎所研究带羽毛恐龙的徐星说：“首先你必须清楚你在做什么，我们并不仅仅是想让我们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

南古所研究早期多细胞动物的孙卫国指出：有些中国科学家仅仅靠他们占有重要化石来获取名声。徐星也说：“如果主要的工作都由外国科学家完成，那对中国科学是没有好处的。”同样，一些中国科学家抱怨说，某些西方科学家只为接触标本，合作只是空话。

正与金玉玕合作的华盛顿史密森学会的 Doug Erwin 说，真正的合作应该避免这些问题。“如果合作是平等的，你将感到非常愉快。”佛罗里达大学的 David Dilcher 说：没有理由不这样做，他说，“对好的、有建设性的合作研究，大门总是敞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