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文事业的“老八路”——肖光甲

肖光甲

肖光甲(神秘的地球配图)

(神秘的地球报道)据中国科学报(萨苏):今天,每一个人都有使用“216望远镜”的权利。作为红色天文事业的奠基者之一,这,或许是让肖光甲最为欣慰的一幕。

在河北省兴隆县的绵延群山中,有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独特基地。这里,一架架奇特的仪器指向天空,而且有着奇特的规定——所有房间都尽量避免暴露灯火。晚上进入房间,第一件事不是开灯而是先拉窗帘,然后才能开灯;哪怕是基地招待所走廊都只设置昏黄的壁灯;所有人在基地户外行走的过程中使用的手电,一律向下照射,不可以照射天空。

这并不是什么军事重镇,而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兴隆观测基地。禁止灯光是因为它属于一个光学天文观测站,任何光学干扰都会破坏观测环境。

北京天文台怎么把观测站建在河北了?而且还建在荒僻的山区?

曾有人开玩笑,说那是因为这个基地的选址是八路军干的,适合打游击……

玩笑归玩笑,细细查究起来,在兴隆建立基地,还真是一位曾在科学院工作的八路军选择的。此人,便是曾担任北京天文台副台长、中国天文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的肖光甲。

肖光甲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八路军,而且,若不是这位老八路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只怕还不会有兴隆观测基地呢。

1957年7月,中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程茂兰从法国返回祖国,积极推动中国国家天文台的建立。这一建议得到国家重视,1958年,国家最终委任程茂兰为北京天文台筹备处主任,开始筹建北京天文台。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需要为筹备处配置一名立场坚定、事业心强而且工作能力超群,又善于团结和支持高级知识分子的党政人员来配合工作。肖光甲便因此被任命为该筹备处办公室主任及党的领导人。

有趣的是,肖光甲获得这一任命,一方面由于其工作能力优秀,另一方面还因为他和程茂兰先生都是河北博野人,两人作为老乡沟通顺畅。肖光甲在加入工作后迅速组织起建设团队,并有效地在北京天文台沙河站的建设等工程上发挥作用。

对于一个天文台来说,光学天体物理观测站是必不可少的。早在北京天文台筹备之初,对其选址工作便提上日程。这一工作并不容易,因为光学观测站的要求很苛刻,须空气澄澈,还要周围越黑越好,人口、交通日益发达的北京很难找到相应地址。而且由于随后遭遇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工作一度停滞,直到1963年才再度恢复。

选址难在这种天文观测地点往往设在山区,工作人员要不断爬到不同的山顶上进行观察、检测,爬一座山常常就是一天,工作效率较低。最终,还是出身部队的肖光甲想出了一个特殊的办法才完成了选址工作——1963年4月,在肖光甲的联系之下,空军为天文台提供了一架安二型飞机进行航测。他亲自带领学者和测绘人员上飞机,在两千米高空沿南北方向在北京周边由西向东逐行扫描,随后他们在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圈定山顶地势平坦,海拔足够高而且周边地形符合要求的地点。

经过两天艰苦的航测飞行,河北省兴隆县的南双洞乡和滦平县城北面的一些山头被认为适合建设这一观测基地,经过对比,现在的兴隆观测站地址定选。

这里实在太符合天文方面的要求了。

兴隆观测站所在的地点海拔将近千米,晴天很多,尤其是大气透明度特别好,晚上朝天上看过去,连星星都不会眨眼。这说明此处大气很稳定。事实上,直到今天,虽然华北地区经常发生雾霾,但兴隆观测站至今仍然大多数时间天气晴朗,令人欣慰。

应该说,如果没有动用航测,很难这样快地选定地址。而肖光甲在这次选址中的表现,更令周围的工作人员吃惊。参加航测的其他工作人员大多晕机,而他年龄虽然最大,却毫无问题,每天参加航测以外,一边给大家打气,一边安排后勤,大大地加速了候选地的确定。这副好身体令当时一起工作的同事瞠目结舌。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中国科学院在天文方面雄心勃勃,设计在兴隆观测站安装比法国天文台更大、更先进的2.16米直径巨型天文望远镜,代号“216工程”。这要求各方面通力配合进行研制,也要求较高的制作水准,尤其是中途遇到动乱年代,肖光甲等被停止工作,因此这一宏愿很长时间没能实现。人们还记得,1974年,肖光甲、程茂兰恢复工作,他们马上逐个向著名学者周培源、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等进行汇报,要求得到支持,恢复“216工程”。

“216工程”恢复了,比它更大、更先进的郭守敬望远镜也已经在兴隆开始工作。可惜的是,肖光甲病逝于1979年,未能看到理想的实现。

今天,每一个人都有使用“216望远镜”的权利。兴隆观测基地陈颖为工程师介绍说,只要有好的想法,普通人也可以到他们的网站上申请使用2.16米望远镜。他们专门设有评审委员进行评审,只要想法有科学价值,就会分配给提出者望远镜的使用时间。

作为红色天文事业的奠基者之一,这,或许是让肖光甲最为欣慰的一幕。

相关报道:肖光甲与中国第一个现代天体物理天文台

(神秘的地球报道)据中国新闻网·保定新闻(李善奇 张旭辉):肖光甲,1913年1月9日生于保定博野县杜田庄乡东杨村,1934年毕业于北杨村农林师范(高中)。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1938年4月冀中军区正式成立,10月,肖光甲任冀中军区政治部警卫队队长,不久调任第二军分区的大队教导员。1940年1月,肖光甲被保送延安军政学院学习,直到1941年12月。然后,转中央社会部除保训练班学习到1943年11月,在山西公安部门任职。1949年11月随部队南下入川。川北行署成立后,胡耀邦任中共川北区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肖光甲于1950年担任川北行署公安厅处长,多次在胡耀邦的直接领导下审断案件,胡的政策性强、谨慎果断和敢于负责的作风让他受到了很多正面影响。川北行署撤销后肖光甲任南充西南革大川北分校三部主任,1952年11月被调到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七处任副处长。1954年8月被调到中央公安部八局任副主任、主任,为保卫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7年7月,博野县籍著名天体物理学家程茂兰响应祖国号召从法国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党和政府决定立即实施12年远景规划中的以天体物理为主的北京天文台的建设,程茂兰被委任为北京天文台筹备处主任。为此需要物色一位立场坚定而事业心强、工作能力超群、善于团结和支持高级知识分子的党政人员作为党的领导来配合工作。经过多方搜寻和比较,最后选定了伺为博野出生的肖光甲。1958年4月,肖光甲被委任为北京天文台筹备处办公室主任和党的负责人,一心一意团结并辅助程茂兰筹建北京天文台。9月,中共北京天文台筹备处党支部成立,肖光甲任支部书记。

肖光甲认识到人才对新建的天文台特别重要,他为此付出了特别的努力。他大力支持北师大办天文系,和北大办天体物理专业,还举办了一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学习班。他严格地执行了党的干部政策,选用了不少家庭出身不好而学习好表现好的学生,有效地满足了北台筹建和发展对人才的要求。

在建设沙河站的工作中,用王绶琯院士的回忆来说:“最初沙河镇连路都没有,我们搭个草棚,讲课、生活、讨论等等都在里面。射电天文望远镜放在露天,经过一段时间安装调校,就用来观测太阳。时任党支部书记的肖光甲常跟大家同甘共苦。他做领导和决策工作,我就一心一意办训练班、搞建设、搞研究。”1958牢8月,在上海佘山研制成功的星光闪烁望远镜一运到北京,他就带领大家在狭窄的办公楼后面把望远镜架了起来,开始进行试观测。当时的办公用房非常紧张,他想方设法挤出房间,供安置望远镜的电子设备使用。同时设法购置专用柴油发电机,准备到无电的野外山区使用。在野外的候选地踏勘和最后的台址确定他都事必躬亲。在整整历时7年的选址期间,他不避寒暑、不畏艰辛,以半百之躯和年轻人一起爬山涉水,踏遍京西及东北山区候选地。1963年4月,在他的联系安排下,租用了一架安二型飞机进行航测。他亲自参加,共进行了两天。由于安二飞机很小,飞机仅飞行在2000米高空沿南北方向由西向东逐行扫描。选址者们在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圈定山顶地势平坦、海拔足够高而且周边地形合要求的地点。除他本人外都是年轻人,又是第一次乘飞机,大多晕机。他一边给大家打气,一边关心照顾大家,从而圆满完成了任务,并最后选定了兴隆县的连营寨和滦平县的北山作为两个对比候选地。

为发展天体物理事业,他曾四次率团出国访问。每到一处,他都是虚心甘当小学生,通过同行的业务人员,认真了解学习他们的研究工作。

历时十年的文革开始后,肖光甲也无例外地被按走资派遭到批斗。他还被关进设在沙河站的牛棚,无休止地写检查、交代和接受批判与劳动锻炼。即使这样,他还关注着牛棚中其他受冲击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防止个别人走上极端。他始终相信群众,坚信党的正确政策最后能够落实。

1973年,他刚复出后不久,就为恒星物理研究室和兴隆站解决了八位同志的异地分居问题,这大大地稳定了科研骨干队伍,促进了科研事业的发展。此外,还尽可能地保护必须保护的干部。在文革初期的一天,天文台办公室突然闯入几个近郊乡干部,声称要抓捕一位现为北台科研人员的地主子女回乡“清理”。肖光甲当即以党的政策婉言回绝并嘱咐有关部门把他隐藏起来。

肖光甲为创建中国第一个以天体物理为主的综合性天文台,为发展中国天文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身患肺癌,医治无效,于1979年7月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6岁。尽管岁月流逝,至今还有不少天文界的人惦记他,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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